四、 构建村庄历史
帕蒂古丽在《混血的村庄》里讲述着大梁坡的历史，而我现在试图从这个混血的村庄的历史里解构大梁坡。从帕蒂古丽质朴的文笔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蛋型的村庄，是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大梁坡肯定没有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几户人家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大梁坡不会像中国其他普通村落那样，沉积出了一个有历史的村落应有的传统。
帕蒂古丽的父亲来自新疆喀什，母亲来自甘肃的天水，都是来到大梁坡居民，按照帕蒂古丽的笔调，她的父母应该是大梁坡最早定居下来的居民，而且每一个帕蒂古丽提及的大梁坡居民，都会有一个山东、河北或者青海这样的冠词。四十年前，大梁坡的状况莫过如此，如此我们可以用更大一点的历史背景，去推断大梁坡的历史。
大梁坡作为一个村落形成的前一百年，古老的中国从兴盛走向衰微，一些运气不好的人会流离失所，被挤压到背井离乡，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零，最终来到这遥远的边陲定居的人，大概如此：个个形只影单，失魂落魄。这是我推测大梁坡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村落形成的缘由。
令我惊讶的是，犹如我初读《混血的村庄》后的感慨：一群失魂落魄流离失所的人，聚集在这里，他们还来自不同的民族。没有帕蒂古丽以前，我一直以为像大梁坡这样的村落，人们需要用刀枪维护自己的生计。帕蒂古丽却给我们讲了一个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的故事，大梁坡的居民们，在一种温馨的情调里，走出了人类融血的一种历史。
我对帕蒂古丽及其大梁坡系列文章的倾心，是源自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移民加拿大后，为了迅速融入这个社会，我恶补过这里主流文化。我曾经读过一本叫《THE HISTORY OF BUILDING CANADIAN》的书，作者是多伦多大学的历史学学者，作者认为，加拿大人的历史，是加拿大人本着人文主义的理性，构建出来的。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这个故事是说：在十七世纪，第一批在劳伦斯河河口登陆北美洲的法国人，为了更好地与当地的原居民和睦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送到阿岗昆印第安部族去生活，并让他们与印第安人通婚。实际上，西方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史，并不像好莱坞电影里描述的那么血腥，印第安人也不像一些作品里描述地那样凶残，作为原居民，印第安人所受的遭遇，完全不同于英国人在澳大利亚所做的血腥的屠杀。
现在的加拿大，犹如帕蒂古丽笔下的混血的村庄，只是这个村庄稍微大了一点。我们的建筑工地，也有一些与帕蒂古丽讲述的故事相同的情节，我们把工程外包后，就会有不同专业公司出没在工地上，一批说葡萄牙语的巴西人，一批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有几个伊朗人说着波斯语，伊拉克人则说着阿拉伯语，还有德国人，罗马尼亚人等，都说着自己的语言。老板是中国人，自然少不了中国来的工人，同是中国人语言也不同，广东、香港的说粤语，北方人说普通话，福建人比较特殊，是闽南话，有趣的是，还有几个广东台山人，聚在一起说台山话，让我们这些说广东白话的人都听不懂。当然不同人种之间的沟通都是用英语，英语毕竟是加拿大的主流语言，这种主流实际上也名不副实，我们工地上只有一个水管工是加拿大本地人（几辈子前就移民的），唯有他只会英语一种语言，总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别人说说笑笑，他却是代表着加拿大的主流，实在难让人信服。现在的多伦多，就是这样的情形，只会说英语的人，已经不再是主流了。
世界各地来到加拿大的人，都带着美丽的憧憬和梦想，做到彼此和谐共存，应该不是太难，难得的是那个混血的村庄大梁坡，我真很难想象，那里的居民，还有什么美丽的梦想，沙漠边一个蛋形的庇护所，居民们挤在一起，分用着稀少的资源，却能活得如此和谐。
“大梁坡人叫这几家人住的地方是回族庄子。说是回族庄子，就是回族人数多了点，其实回族庄子里啥族都有。马家住的坑湾那边是一个缓坡，坡被一条牛车道划成两半，坡下面就住着几家从南疆来的维吾尔族，坡上面还挤了一户哈萨克族人家。
从缓坡上下来，再上去往北，就是维吾尔族庄子，其实中间也夹了几户哈萨克族人家和两户姓苏的回族人家。维吾尔族人家一家离另一家靠得不近，他们都喜欢在院子里辟出地来，搭上葡萄架和瓜棚子，维吾尔族庄子被大大小小的葡萄架拉成了长条形的，长长地弯过来，几乎包围了半个村子。
在村庄正中间那个圆圆的大坑里面，一年有三季长满了各种蔬菜，夏天，坑里种满了各种蔬菜，这个葱葱郁郁的大坑，就像是一口大梁坡的大菜锅。
回族、维吾尔和哈萨克人的菜地，都在村子中间的大坑里，你家种豇豆，他家种茄子，我家种辣子，谁家的先成熟了就摘一些下锅，你今天摘我的辣子，明天我摘你的茄子，一家种一样东西，十几家的菜合在一起，就能做出一桌像样的菜来了。”
既然已经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为什么不能也在人文主义精神引导下，理性地构建一个和谐的历史？
五、 心灵的映射
帕蒂古丽让我感动的地方，不是她的文采，甚至不全是她的美貌，而是她文字里映射出来的心灵。
“村里的老人说，人分不均的，真主都会替人分均匀。大梁坡每个人家的饭锅也是有弹性会伸缩的，明明这家人只做了一家五口人吃的饭，赶巧吃饭时来了三四个人，主人家的饭照样够这八九个人吃。
主人家自然也会让出尊贵的上位给念他好的人，并且从锅里捞出肉最多的菜，还有面片最稠密的汤面。如果主人家的饭太稀，稀到要脱了鞋子卷了裤管让客人下到去锅里去捞的地步，或者奶茶里的奶皮子太薄，薄到能透光，都是不礼貌的，别人就是吃了喝了也难念你的好，这样的人家的主妇是要被大梁坡人笑话的。”
现在的国人更喜欢炫耀自己吃得有多好，而不是把好吃的拿出来与人分享。我来加拿大之前，曾经帮助过几个香港的佛教徒，他们表现得十分感激，其实我只是不计报酬地出了一点微薄之力。来到多伦多，我又遇见他们，渐渐地就熟识起来。有一次，他们之中的一个婆婆对我说：像你这样能够守真的大陆人，真的很少见。我知道她在夸奖我，但我听了以后却觉得很悲哀。多伦多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时，会承认自己是CHINESE，但总是会强调一下自己是来自香港或者台湾，为这个现象，有些大陆人会觉得很不忿，但我理解他们，大陆来的中国人，德性真的就不怎么样，不被香港和台湾人认同，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以前贫穷还可以是我们的借口，现在在多伦多腰缠万贯的大陆人比比皆是，而我们的德性还不如我们以前贫穷的时候。
当国人把蛇只作为美食而存在的时候，帕蒂古丽告诉我们，大梁坡的居民们如何地对神灵敬畏。只有淳朴的人，心中才可以装得住可以敬畏的神灵。我还是用帕蒂古丽自己的故事，来表现帕蒂古丽那颗淳朴、善良、豁达的心：
“奈比约拉殁了，他欠我（爹）的几千块钱也没了。爹爹从奈比约拉的葬礼上带回一条毛巾。不过这一次是例外，父亲从奈比约拉家带回来的那条毛巾用了好几年，用到绒都平了，就剩横一根、竖一条的一把线了，稍一捏就咧开一个大口子,家里人都很小心的，只蘸了水在脸上擦两下，就挂回墙上的木橛子上。
母亲每次看看毛巾上的破洞都说：“啧啧，奈比约拉家的毛巾可真经用。”
“这条毛巾值几千块哩，你知道个啥。”父亲听起来还想再多用上它几年。其实村里人借了钱，只要家里大人殁了，那账也跟着走了，断不会跟着后代要的，即使要讨，也不一定就能还上，恐怕又要下一代欠着。”
六、 帕蒂古丽的荣耀
大梁坡走出来的帕蒂古丽，带来了遥远边民的故事，让我们这些生活在人欲横流的世界里的迷途羔羊，看到一丝人性的光辉。
有一回我和帕蒂古丽谈起了写作的快乐，帕蒂古丽说过这样一句话：
作品属于人，荣耀属于主。
这让我很惊讶，我自己对哲学小有研究。据我推测，帕蒂古丽对哲学不会有更多的理解，但帕蒂古丽这句十分富有哲理的告白，却让我在哲学上自以为是的心，感到十分惭愧，我真的想不出这样深奥的命题。
帕蒂古丽的文思错落粗犷，散发着西域人性格的豪放，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史诗般的画面，震撼着我们脆弱的心灵；难得的是，与此同时，帕蒂古丽笔触细腻，几近真实的白描，坦然、率真，诉说着大梁坡方寸之间的韵味，让我们感受到浩瀚苍穹下人间的苍凉，而我们又能从帕蒂古丽那噙满眼泪的笑容里，体会到来自人类心底深处的善良。无怪那些江南的文人们，直呼帕蒂古丽为才女。我对帕蒂古丽的敬仰，不止是才女这么简单。假如有幸和帕蒂古丽巧遇在阳关的酒肆，我会这样说：久违了，帕蒂古丽兄，兄台的才情，愚兄唯有敬酒三杯了。
不知道你们在这个混血的村庄能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这群失魂落魄的人群，虽然远离文明的中心，并没有丧失对神灵原始的敬畏，所以才有这个维吾尔族姑娘，在荒野里赤足与蛇共舞着。在大梁坡这个混血的村庄里，我体会到帕蒂古丽笔下呈现的混血的文明，读到了帕蒂古丽用两种思维谱写的混血的篇章，看到了这个边远的村庄如何执着地延续着混血交融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