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男人的脾气宽裕的同时，手里的钱似乎也宽裕起来。我记得有个喜欢写黄色小说的作家说，残疾人的性生活是值得祝福和怀疑的。但男人只拐了条腿而已，有些事情他肯定比我做的更好。从第一个陌生女人踏进他们的厢房，陆续有些日子了。我很纳闷男人是如何联系到这些廉价夜莺的。
这些鸟都长着鲜艳的羽毛。有时她们顺便来我的商店里买东西，譬如香烟或者汽水，还有个女人问我店里卖不卖避孕套，而且要那种双层加厚外带水果味的避孕套。我喜欢盯着她们看。我看不出她们的年龄，在夜晚不太明亮的光线下，她们的脸型和眼睛都差不多，我只是恍惚到一张张红润的嘴唇散发出苹果糜烂的香气。通过她们的口音我才敢断定，她们并非是同一个人，而是很多的人，或者说，是很多只卖肉的鸟。我想男人是疯了，不是他疯了就是这些女人疯了。
男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把小东西支到我的店里。我们就坐在板凳上看电视。她喜欢爬到我的腿上，双臂吊着我的脖子打秋千。电视里通常放映着一些清宫戏，我看不太懂，孩子也没有兴趣。有时候看着看着，我们的眼睛就互相对视，我朝她笑笑，她只是望着我，脸上肌肉僵硬。她的眼睛越来越大，深陷的眼窝像投到屏幕上的黯影。实在没意思，她换上我的大拖鞋，在屋子里跳格子。跳着跳着她就发呆，盯着身后的格子动也不动，我在她木偶般晃动的影子里，时常听到隔壁的叫声。我知道那是什么声音，我感觉到我体内的一些不安分的因素在萌动，我真想拿把镰刀煽了这男人。小东西什么都不懂，玩的腻了，就爬上我的床睡觉。她从不和我说话。她睡觉的时候眼睛是半睁着的，我总是怀疑她其实是醒着的。我甚至怀疑她什么都懂，和大人一样懂。她只是患了自病症。
我去他们家拿我的扑克牌的那个晚上，月光很白。男人这段迷上了占卜，白天的时候经常和房东大妈用扑克算卦。门虚掩着，我挑开门帘，然后我看到了另外一些我意料外的事情。没开灯的屋子被月光映的很亮，男人的身体像尾草鱼扑腾着，同时伴随着哗啦哗啦的水声。女人的喘息声并不明显，细细的，从喉咙里一丝一丝挤出来。男人嘴里不时冒出一两句脏话，恶狠狠地，牙齿似乎都咬碎了。他们并没有发现我。
我突然想撒尿。我觉得我必须撒泡尿。我转身逃离房间时，脚底下似乎绊到了什么东西，我以为是凳子，小心着用手去扶，然后，我摸到了一只温软的小手。是小东西。我蹲下身时几乎要踩到她。原来她就蹲在墙跟下。我看不清她的脸，我只是摸到了她的头发，水淋淋的，后来我摸到了她的眼睛，也是水淋淋的。我把她抱在怀里，她的身体一直哆嗦着。好像很冷。
在我的房间里她也不说话。她只是瞪着一双眼睛。我等着男人做完事后把她抱走。她在我怀里一直哆嗦着。我真怕她就那么着死了。
6
好歹天气爽了。是一下子爽起来了。除了接孩子们上学放学，开商店，我在一家“爱心服务中心”接了份新活：就是用那种坚硬的麻花钢丝，通上电源，帮居民楼的住户通堵塞的下水道。我还算喜欢这工作，钢丝在“隆隆”地躁响中钻进黑暗中的洞穴，下水道就汩汩涌出淤泥、头发、糜烂的避孕套和香烟头。这种连轴转的状态让我没时间去琢磨别人的事情，我甚至淡忘了斑马姑娘。我很少在吃饭时扒着柜台等她下班。晚上也通常早早睡了。我的梦很脏。有天我梦到和女人做爱。令我焦急不安地是，我看不清女人的面孔，只是和一双修长饱满的大腿纠缠，这让我口干舌燥。在一阵麻冷的涌射中我突然惊醒过来。原来有人敲门。
是个女人。店里有些黑，看不清模样。她在食品架上搜寻着，最后怀里堆得满满的，凑到白帜灯泡下问，“你……有雪糕吗？”
她要了两支草莓味的雪糕。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奇怪，很明显是蒙山一带的，有些艮，可不是纯正的蒙山话，她的舌头似乎打了卷。付了钱后她没着急走，而是从身上摸索出盒香烟，抽出一根，在掌心戳了戳，皱着眉头说，“哥们，借个火。”我递过去，她划了两根才点着，点着后她猛吸了两口，烟雾从鼻孔里徐徐地喷出。然后她走开了。我这才看清，她穿着一件勒腰的网衫，银白色的，后面露出一大片浮白。
第二天，我在房东的院子里看到了她。房东的院子里栽了好些向日葵，刚爆出黄色的花盘，房东的孙女和小东西围着那口井追逐，她和房东，就站在一排向日葵下，抱着胳膊说话。后来房东进了屋，她就把小东西招呼过去，在井沿边坐了，唱歌。说实话，她长的还没有斑马姑娘漂亮，皮肤黑，眼窝凹陷，个子矮矮的。她唱的歌我没听懂，大概是另外一种方言了。声音也有些沙哑，像是迟钝的玻璃刀滑过石灰墙壁。
如果我没猜错，她应该就是隔壁男人的老婆了。
我没想到，晚上的时候，男人拎着两瓶酒过来。他有阵子没和我交往了。他扔了拐杖，拖着条腿自己寻了两只瓷碗，把酒倒满了。“我老婆回来了，”他的眼睛像快要熄灭的烟头，轻轻一吸就忽闪着明灭，“她……来看我们了，”他小心着咳嗽两声，把碗端平，“今天我请客，喝吧。”那个晚上，我们把他老婆从青岛带回来的两瓶洋酒喝个精光，我们的舌头都大了起来，他是何时哭起来的？我也记不清楚。他哭的样子有些奇怪。他蜷缩在墙角，双臂紧紧地箍着他的瘸腿，肩膀一颤一颤，偶尔他抬起脑袋，捏着发红的鼻子擤鼻涕。擤完鼻涕，就把手在鞋帮上蹭蹭，埋了头继续哭。我劝他快去睡觉，他半晌盯着我说，“她明天就走了，”他说，“她都不让我碰她……”
我说也许是旅途劳累没有心思吧。男人晃着头说不是，“你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她是我花了两万块钱，从一个南方侉子手里买来的，”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摇了摇，“两万块啊……两万块。我这辈子就攒了两万块……生完小东西……她就不让我碰她，跑城里打工了。”我说她在城里混的不错。男人哭的声音愈发大起来，“我担心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她连中国话都说不好……她总也记不住我们村子的名字…….我真怕哪天把她丢了……你说我们爷俩要是把她丢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可我恨她……我找女人是因为我越来越恨她……”
我想他真的喝多了。我也喝多了。酒喝多了，眼里看到的东西就破碎起来，声音也会变得破碎起来。我把他搀扶到他家。屋子里的灯还亮着，他老婆怀里抱着小东西，似乎就那么着睡了。
7
女人是第二天早晨走的。她拽着一个硕大的皮箱拱进汽车。太阳还没出，天空很干净，街上飘着起猪圈的粪味。男人抱着小东西站在门口，不住地朝汽车摆手。小东西好像还没睡醒，头颅枕着男人的肩膀，闭着长睫毛，手里抓着一只长颈鹿玩具。随着男人大幅度地摆手，长颈鹿一荡一荡地，磕着男人的腰。
我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小镇了。我已经攒了八千块钱，准备随时离开。我辞退了接送孩子的钟点工。两个孩子的父母为我的行为很惋惜，他们叮嘱我要是重操旧业，一定先想着联系他们。“爱心服务中心”的活我还接着，和在商店里日复一日地站柜台相比，我更喜欢接触那些不同的面孔。盯着黑色的污垢从下水道流淌出来，我会暂时忘记斑马姑娘和我的邻居。
女人回了青岛后，天气若是好时，男人总要抱着小东西来商店里坐坐。女孩对门前的那堆沙子失去了兴趣，她更喜欢钻进草丛逮昆虫。她把逮到的蚂蚱、瓢虫、金铃子和螳螂关进一个玻璃瓶子，然后搬了凳子，和她父亲并排坐着，看着路上不多的行人。他们仿佛两只布满灰尘的玩偶，在太阳底下暴晒着，我隐约能听到他们的骨骼“噼啪噼啪”着轻响。有时我出去了，便让他们父女俩帮忙看着商店。他们对售卖商品很感兴趣，尤其是小东西，最喜欢从货架上拿东西。作为回报，我允许她随便吃冰箱里的雪糕和冰激凌。她和他父亲一样不爱说话，和她讲话时，她只点头或摇头，也许她真的变成一个哑巴了。
他们是在秋天搬走的。他们的行李不多，总共装了两个纤维袋。男人雇了一个人，帮忙送到汽车站。女孩拖着件过膝的黄毛衣，像是新的，手里攥着几件肮脏的玩具。男人把借我的东西统统还了回来，再生底的拖鞋、“牡丹”牌收音机，包括一瓶快用完的“枪手杀冲灵”。还这些零碎的东西时他没说话，只是撅着屁股，一件一件整齐地摆到地板上。
“我们要走了。去青岛。”他说，“小东西大了，我一个人哄不了，”他递给我支香烟，“你放心吧，我们找到她妈后，就在郊区找处房子。”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哪天要是来青岛，记得到我们家喝酒。”后来他热忱地握住我的手，似乎想说些什么。后来他真的说了，“你别追那个斑马姑娘……”他的声音很小，“……你不知道，我和她睡过，很便宜的，她只要了50块钱。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做老婆？”
我没说话。我的胃里很不舒服。我轻轻掐了掐小东西的脸，“和叔叔说再见。”男人对我的反映似乎有些尴尬，他咳嗽了两声继续念叨，“是她主动的…..不是我……我知道你喜欢她的。”
小东西走过来，把玩具扔到地上，犹豫了片刻，然后，掐了掐我的脸。她的手指还是那么瘦。
“叫叔叔。”
她的指尖滑过我的耳朵、鼻尖、脸颊。
“叫叔叔。叔叔给糖吃。乖哦。”
她的指尖再次滑我的脸颊、鼻尖，耳朵。后来她的手指蹭着我的耳蜗。她的手指在我的耳蜗处停了十三秒。我想我以后再也看不到她了。
“和叔叔说再见吧。”
她转身离开我。一句话都没说。后来她又走过来，搂着我的鼻子亲了下。也许，她把我当成她的狗熊玩具了。
8
他们走后，我再也没有他们的音讯。秋天很冷，我不知道他们在青岛混得如何。男人能作些什么呢，好像是个笨拙的人，不会修电器，不会修钟表，也不会象盲人那样走街串巷替人算卦，单靠女人，应该也不容易的。我做好了随时准备走的打算。我对斑马姑娘也不抱什么想法了，也许，我根本就从没对她报过什么想法。我不相信她是那样的人，打死我也不信，那只是男人意淫而已。她怎么会看上他呢？即便他给她50块钱。我最后一次见到斑马姑娘是一个午后。皮肤黝黑的卷发小伙来我店买香烟，还没来得及找零钱就走了。我追出去，然后，我看到斑马姑娘正跨在一辆金城摩托车上等他。斑马姑娘抱着他的腰，和摩托车一起消失了。都是无所谓的事情。我学会了喝闷酒，喝得晕乎乎了，就猫进被窝睡觉。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天，没有什么比睡个暖和觉，做个春梦还重要的事。那天接到陌生人电话时，我已喝的头有些炸疼。我拿着电话揉眼眶。
是个女的，声音很急促。
“告诉小东西她爸，我出事了…….他们送我回缅甸。让他小心，别让小东西到井边玩！”
女人呜咽的声音淹没了一切。电话很快挂断。我觉得事情蹊跷，按来电显示的号码打了回去。我听到有人问，你好，这里是青岛XX公安分局，请问找谁？我说我找刚才那个打电话的女的。那边沉默了会问：“你是她男人？”我说不是，我是他们邻居。那边“哦”了声说，“那你找一下你邻居，让他接电话”，我说他们搬走了。那边说：“哦。那就没办法了。他老婆在这里卖淫，被我们的人抓了，查她身份证，她说没有。后来被我们查出，她是缅甸人，几年前，被人从云南边境拐骗过来，卖给了一个山区的农民。她连男人是哪个镇哪个村的都不知道，除了蒙山话，她既不会写汉字也不会说普通话。你把她男人的地址告诉我们好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蒙山县的，几个月前，他就带着孩子去青岛找他老婆了，他们没找到她吗？那边显得有些不耐烦，我说我能再和她说两句话吗？后来我再次听到她的声音，她只是哆嗦着说，
“别让小东西去井边玩，会掉到井里的……会淹死的……别让小东西去井边玩啊，掉到井里……淹死的……”
电话里传出争吵的声音，电话也在嘈杂的哭声和尖叫声中挂断。我握着电话有些懵懂。男人早就去了青岛，难道他没找到她老婆吗？她老婆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呢？我后悔没问的清楚一些。我再次挂电话过去，那边，已经没人接了。
9
那年冬天我终于离开了小镇。我没心情再等下去，再这么窝着，恐怕一转眼，我就老死在小镇了。我去了北京，是坐火车去的。是慢车，每过半个小时，火车就哐铛着在不知名的小站卡住三两分钟。小站会涌上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扛着行李，靠着车厢的厕所门猛劲抽烟。
由于是冬天，大部分建筑工地都停工了。我的一身腱子肉并没有给我带来意料中的好运。我曾经去一家影视公司推销自己。这家影视公司在地下二层的一间仓库里。他们盯着我乱糟糟的头发、干裂的皮鞋和军大衣，似乎有些忧伤。也许，他们这辈子，还没碰到过我这么丑陋的民工。他们不清楚，我其实连个民工都不是。那个冬天，北京下了无数场大雪，北京在我印象中，一直是臃肿的，银白的，冰冷和绵软的，像一盘硕大的冰激凌。我的钱很快花干净了，在饿死之前，我想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
那天我在木樨园地铁入口看到个拐子，正坐着乞讨。我知道他不是我的邻居，他身边没有小东西，而且，这个乞讨者比我的邻居多才多艺，他弹着把吉他唱歌。我远远地瞥了他眼，撮着手在附近转悠。后来我发现了家冷饮店。原来冬天也是可以吃冷饮的。我钻进去，找了位子坐下，“给我来份……草莓冰山吧，”我说，“有吗？”
“先生，请您先付钱。”服务员是个可爱的姑娘，戴着顶圣诞老人的红帽子，圆圆的鼻子让人感觉很温暖。
我把玩着塑料勺，盯着桌子上的食品。所谓的草莓冰山，也只是冰激凌上浇了些草莓汁而已。我舀了大大的一勺，目视着玻璃窗外流离的车辆和寒东夜行人，塞进嘴巴，然后卷动舌苔，大口大口地、机械地咀嚼起来。
200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