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竖起一根指头，引诱我学一首美丽的“ 儿歌”：清明时节雨纷纷。他念了两遍就进里屋去取香烟，出来时见我一只脚在门槛上跳出，口中念念有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惊异之至，立即决定让我随，外祖母到街道扫盲班去启蒙。每逢婶婶婆婆们考试，我总要搬张凳子，站在大圆桌边提示，同时响亮地嚷着；“别慌，姥姥，我来救救你！”老师置之一笑，她大概不相信，外祖母的场场辜满分和一个四岁顽童有什么关系。
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阅读课外书。我的座位也渐渐由后往前移，因为我的眼睛很快变坏了。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慌，一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便到通道、门后、衣架下去搜索我，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舅舅、姨姨们都喜欢看书，书的来源五花八门，无论他们对我如何戒严，我对各个房间的偷袭总能成功。上初中时，我的借书卡上已全是长长的外国名字。班上有人问我：为什么净看外国书？答：中国书已看完了。于是专门开了班会整风，批判我的轻视民族文化。那时指的“中国书”是《敌后武工队》之类的。不过，《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我也是滚瓜烂熟，那是外祖母每夜哄我上床时讲过无数遍的。
我的作文成绩一向很好。五年级时第一篇作文《故乡的一天》被当作范文评讲，黑板上抄满了“异想天开”、“树影斑驳”等我搜罗来的十几个形容词。老师很起劲，我也很开心。可怜后来我却要花相当大的气力去纠正滥用词藻的坏习气。初一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初二学期考试我十分认真地完了卷，成绩却是四十七分，并且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看来对我的作品的声讨，是十五年前就开始的。
十三岁以前我常常参加朗诵会，但除了课文和老师指定的节目之外，我不读诗。我至今尚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想到写一首半文半白的五言短诗，发在校刊《万山红》上，还因此着实得意了几天。
我的学历只有初中两年，这点点可怜的文化程度却是我的重要基础，使我对语言的兴趣和训练自觉化。包括后来在农村时每天学五个生字，帮助我在表述时有更大的灵活性。我认为：倾心于语言艺术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敏感）和把握是致命的。“使诗人找到关于那几个唯一正确的字的唯一正确的安排方式。”（托尔斯泰）
学生时代像万花筒一样旋转：夏令营、生物角、歌咏比赛；未来和理想五光十色地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仿佛只要不断地朝前走去，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我最初的朋友就是我的教师。跟着生物老师跳下潮湿的墓穴去采撷蕨类植物，从此我克服了怕黑的胆怯心理；每天午饭后在小山上的音乐室，我屏息望着音乐老师敏捷的手指，一条长满水藻的小溪似乎在他的指间流响；我怀念凤凰花盛开的校园路，地理老师常送我走到拐弯的地方，站在那七颗星子的照耀下，我至今还觉得那手的分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上；有次我大哭了一场，因为原来的班主任被调离到僻远的山区去，据说惩罚他的“母爱教育”
但是，老师，假如爱是你的罪名：是你朗诵的课文，黑板上抄写的词句，你课外辅导导时的眼光和声音；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那么，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
“当！”什么东西掉下来，打在我的肩上，我顺手一摸，是颗热乎乎的弹头。外面，我的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而我正在读雨果的《九三年》，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苦难和挣扎，欺凌和愤慨，也还有真、善、美。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马克。吐温的。尽管还有噩梦，梦见十几公斤重的木牌，铁丝上渗出的血珠，屈辱在我尊敬的人的眼里变成荫暗的河流。我总是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收拾些衣物和食品，送去给被监禁的家人，走进另一个充满呵斥、白眼的噩梦。
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真相来。只有书籍安抚我。
一九六九年我与我的同代人一起，将英语课本（我的上大学的梦）
和普希金诗抄打进我的背包，在撕裂人心的汽笛声中，走向异乡。月台上，车厢内一片哭声。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 生活不断教训了我的天真。然而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
挤在破旧的祠庙中，我听过吉他悒郁的乡思；坐在月色朦胧的沙渚上，我和伙伴们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泪水无声地流着……再艰难的日子都有它无限留恋的地方。我曾像我的伙伴那样，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
于是，我拿起了笔。
那三年内，我每天写日记。回城之前我把三厚本的日记烧了。侥幸留下来的几张散页，后来发表在《榕树丛刊》散文第一辑上。
我挤命抄诗，这也是一种训练。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慈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
另外是信。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最大的享受。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焦灼地在村道上守候那绿色的邮包，又怎样迫不及待地坐在小桥上读信。我给一位女朋友写了一首诗：“启程吧，亲爱的姑娘，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这首诗流传出去，为我赢得几位文学朋友。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兴趣给我送书来。我曾经花一个月时间关起门读完弗。梅林的《马克思传》，又通读了“毛选”四卷的注解部分，虽然我从来不敬神；我还很困难地读了《美学简育》、《柏拉图对话录》那样的理论，又很轻松地忘得一干二净。由于朋友们的强调，我还有意识地读了一些古典作品，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还有散文。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和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朋友在上杭大桥散步，他连续三天和我讨论诗与政治的问题，他的思想言谈在当时每一条都够得上反革命的名册。他肯定了我有写诗的可能，同时告诫我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是否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回到小山村之后，我写了这首诗给他。（《寄杭城》发表在《福建文艺》一九八O 年一期）
朋友，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远去，古榕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记：没有倾向的作品算不得伟大的作品。
《寄杭城》是我已发表作品中年份最早的一首，但并不是我的第一首诗。不少青年朋友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却说了这么一堆废话。因为：假如没有友情（我的心至今仍像葵花朝向温暖一样觅寻着朋友）；假如没有酸甜掺半的山区生活；没有老师在作文本上清晰的批语；没有历史、绘画各科给我的基础知识；没有莫泊桑和梅里美的诱导；甚至要是没有外祖父的“儿歌”，很可能，我不写诗。
“撒出去，失败者的心头血；矗起来，胜利者的纪念牌。”任何最微小的成功都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和积累。
一九七二年我以独生子女照顾回城，没有安排工作，产生一种搁浅的感觉。（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搁浅也是一种生活。）我常常在冷寂的海岸边彷徨：“从海岸到巉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不被社会接受，不被人们理解，处于冷窖之中，感到“沉沦的痛苦”，但“觉醒的欢欣” 正如春天的绿液一样，不引人注目地悄悄流向枝头叶脉。
这种觉醒是什么呀？是对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和挑战心理。要求生活恢复本来面目。不要告诉我这样做，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让我们能选择，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为民族负责任。
一九七三年我到建筑公司去做临时工，当过宣传、统计、炉前工、讲解员、泥水匠。我心甘情愿地一点一滴磨掉我的学生腔。听老师傅叙说生计艰难，和粗鲁的青工开玩笑，在汗水溅下滋滋响的水泥预制场上，操过铁锹，掌过震动器。夜班时我常常伙同几个淘气包摸到邻近的盐碱田刨地瓜，就放在铁壶里烧。咸滋滋的煮白薯并不真的那么好吃，我高兴的是再没有人因为我的眼镜和挎包里的书而轻视我。使我能安静地利用午休那一个小时，躺在臭烘烘的工棚里，背垫几张潮湿的水泥袋，枕在砖头上看完《安诺德美学评论》。
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桦和杜鹃花，纵然我是一支芦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
我只是偶尔写诗，或附在信笺后，或写在随便一张纸头上，给我的有共同兴趣和欣赏习惯的朋友看，它们很多都已散失。也许有人要责备我没有写熔炼炉和脚手架的诗（我试写过，只是写得很糟），是的，当我的老师傅因为儿子的工作问题在佛寺的短墙边趺卦，我只是和满山的相思树，默默含着同情，在黄昏的烟雨里听了又想，想了又听。我不会朝他读破除迷信的诗；我宁可在休息时间里讲故事，用我自己的语言，选择适当的情节，讲《带阁楼的房子》、《悲惨世界》，并不天真到认为，我的诗能抵达任何心的港湾。
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具有正义感又富于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
一九七五年，由于几首流传辗转的诗，我认识了本省一位老诗人，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首先是他对艺术真诚而不倦的追求，其次是他对生活执著而不变的童心，使我尊敬和信任，哪怕遭到多少人的冷眼。他不厌其烦地抄诗给我，几乎是强迫我读了聂鲁达、波特莱尔的诗，同时又介绍了当代有代表性的译诗。从我保留下来的信件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他写的或抄的大段大段的诗评和议论。他的诗尤其令我感动，我承认我在很多地方深受他的影响。
在那些日子，“1/2+1/3=1/5 ”的教师比比皆是，而我却连一名民办教师也争取不到。我又一次感觉到现实和理想那不可超越的一步之遥。“无垠的大海，纵然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我写了《船》，老诗人立即写诗回答：“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这两句诗至今还压在我的玻璃板下。
痛苦，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早年那种渴望有所贡献，对真理隐隐约约的追求，对人生模模糊糊的关切，突然有了清晰的出路。我本能地意识到为人流泪是不够的，还得伸出手去。“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当你发光时，我正在燃烧。鼓舞、扶持旁人，同时自己也获得支点和重心。
一九七五年前后的作品基本上是这种思想。这一年我在织布厂当过染纱工和挡车工，一九七七年调到灯泡厂当焊锡工，一直到现在。
我的体质从小竿弱，所做过的工作都相当累人，以致我痛苦地感觉到有时我竟憎恨起美丽温柔的鹭江水，因为它隔绝我，使我比别人要多花半个小时去赶渡船。上大夜班时，我记得星星苍白无力，仿佛失眠的眼睛，街灯刺球似地转动在晨雾里。不少人以为我养尊处优，所以当有位朋友在一九七六年写信给我：“正是鼓浪屿的花朝月夕，才熏陶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回答他：“不知有花朝月夕，只因年来风雨见多。”我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时正上夜班，我很想走到星空下，让凉风冷却一下滚烫的双颊，但不成，我不能离开流水线生产。由于常常分心，锡汁淌到指间，燎起大大小小的水泡。这首诗被某诗歌编辑批驳为：低沉、晦涩，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看样子，只有“银梭飞舞”的东西才是青年女工的感受啰。
至今，我总还纳闷着：青年女工的感受谁最有权利判断呀？
我闭上眼睛，想起我作为一个青年女工度过的那些时辰。每逢周末晚上，我赶忙换下工作服，拧着湿漉漉的头发，和我的朋友们到海边去，拣一块退潮后的礁石坐下来。狂欢的风、迷乱的灯光，我们以为自己也能飞翔。然而幻想不能代替生活，既然我们不能完全忘却它，我们只有把握它或者拥有它。沉重的思索代替了早年那种“美丽的忧伤”，我写了《流水线》。
《流水线》已经挨过还将遭到不断的批判，就连肯定它的人也要留一个“局限性”的尾巴，因为“它没有焕发出改变现状的激情”.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在一些名著的前言后记中常见到的我国理论家的发明。某作家无论多伟大，都有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千篇一律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找到革命道路等等。然而，天才不是法官，不是巫师，艺术不是仙丹灵药。托尔斯泰说：“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我从未想到我是个诗人，我只是为人写诗而已；尽管我明确作品要有思想倾向，但我知道我成不了思想家，起码在写诗的时候，我宁愿听从感情的引领而不大信任思想的加减乘除法。
一九七七年我初读北岛的诗时，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北岛的诗的出现比他的诗本身更激动我。就好像在天井里挣扎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我非常喜欢他的诗，尤其是《一切》。正是这首诗令我欢欣鼓舞地发现：“并非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在我们这块敏感的土地上，真诚的嗓音无论多么微弱，都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我不想在这儿评论北岛的诗歌，正如我将不在这里品评江河、芒克、顾城、杨炼们的作品一样，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我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简直不敢动笔，我现在远不认为他们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现代派”，他们各有区别，又有共同点，就是探索精神。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像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有志气的青年一样，比较自觉地把自己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勤奋和富于牺牲精神使我感动。
现在常说的“看不懂”、“朦胧”或“晦涩”都是暂时的。人类向精神文明的进军决不是辉煌的阅兵式。当口令发出“向左转走”时，排头把步子放小，排尾把步子加大，成整齐的扇面形前进。先行者是孤独的，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一只金色的甲虫在窗玻璃上嗡嗡地呼救，我打开窗门，目送它冉冉飞往沸沸腾腾的桂花树。愿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
1980年12月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