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音乐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尤其是歌剧。有几部着名的歌剧，只在出现熟悉的唱段时，才兴奋起来。古典作品里，只有《卡门》才对我如同老辈票友迷京剧般，可以从头品到尾。这是因为二十年前与画友黄河合租一个画室，被动地听他反复播放的音带，直到自己整个陷了进去，迷上了。真正的例外，是音乐剧《悲惨世界》。头一次听，一开场就把我镇住。我那时是独自一人在故乡为博物馆作画，外面流行“非典”出不去。我每天都听这套光盘，差不多背出来了。几年后与电影导演爱司本·斯东在伦敦逗留三日，我请他与我一同去欣赏这部盛演二十年不衰的音乐剧，他很惊讶地接受邀请，却不知我为何如此疯魔。爱司本在今年三月份突然去世了，他比我小两岁，才六十。
我在年青时阴差阳错，当了几年舞台设计兼杂工，是在解放军的前进歌剧团服役。1981年是我在那里工作的最末一年。那时彩色电视机远未普及。歌剧团为全团住宿舍的单身男女们买了一台大彩电，放在二楼楼梯口宽敞的空间，恰好就在我们舞美队设计室门口，由舞美队服装管理员老蒋负责开与关。老蒋有家室且不住在楼里，却每日陪大家看晚间节目。
那一年是鲁迅百年诞辰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施光南新作，歌剧《伤逝》，而且播了不止一遍。那时我与王兰已在准备结婚，她常从鲁迅美术学院骑了车过来。《伤逝》是我特地叫她过来一同看的。看了后两人都非常喜欢，而且托人录了盒带，三天两头听。我当时以为它会立即走红。因为文革之前的歌剧，从《江姐》倒推上去，《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等等，我们这些中学生都会拿了歌本从头唱到底。还有那些抒情歌曲，中国外国的，更受少男少女们热爱。文革十年，压了那幺久。如今冒出一部从头“小资”到底的抒情歌剧，旋律如此婉转动听，两位女主角（子君与女歌者）又由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殷秀梅与关牧村领衔，不正逢其时吗？
殊不料，一同看头遍播出的男女演员们似乎不为所动。这些比我年青十岁的专业歌者当时都在听邓丽君。直到一年后我才发现他们开始在传唱《紫藤花》，《伤逝》的主题歌。
我本非音乐界中人，施光南的名字也从此才开始熟悉。后来发现他写的歌都好听，而且旋律会在乐句后部有出乎意料的拐弯，那种优美直抵心口，正所谓“拨动心弦”。像《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一个代表。这是一种天才。在我个人的体验里，只有一个人在另一个领域里可与之相比，那是住在美国的那个胡平（胡平有好几个）。他在评论诗人顾城的长文里如剥洋葱般，剥到别人都剥不下去时，他竟然还会一层层剥下去，读得我心服口服。
《伤逝》在鲁迅小说里是一声绝响，唯一写男女爱情的。到了施光南手里如厨师得到最理想的食材，做出脍炙人口的大餐。
用文字是无法谈论旋律的，除非把乐谱抄在纸上。因此我无法向未听过《伤逝》的读者们介绍那些直抵我心口的乐句。正如同我也无法向读者叙述一幅名画上那些让我神魂颠倒的色彩组合排列一般。煞风景地引用一句名言：“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吗？就得亲口尝一尝。”
在我与王兰结婚的那年里，我们共同倾心的正是《伤逝》，听了又听。当时我想，是否不大吉利？毕竟那正好是讲一对男女结了婚又离婚，而且女的还死了。不过太爱听，也不去管它了。好在三十年过去，我们还在一起。可能是“物极必反”吧？
转眼来澳洲已二十二年。《伤逝》的盒带早已坏掉。十四年前在海边小村邦定纳安家，买下的房子有一架茂盛的紫藤。年年花开花落，年年想起《伤逝》的主题歌。于是想，回国时买一个它的光盘吧。
但是，居然迄今买不到。有一年报载中央音乐学院重新演出了《伤逝》。我专门找到中央音乐学院的书店，那儿的服务员听都没听说过施光南的名字。
今年在上海又想起来，记得上海音乐书店是开在西藏中路人民公园墙外的，小时去过，里面都是乐谱什幺的，很高深莫测。此次原址已大变，问来问去，答迁到福州路上了。果然，我看见了“上海音乐书店”的老店牌。走进一看，却迥然不同，成了一家三流光盘店，而且主要面积都由当红歌星占据。找到只有两三排的歌剧架，没有。问店员，说没有任何施光南的东西。
失望回澳。今日忽然想起来，上GOOGLE查一查吧！竟一查便得，而且当下一曲接一曲播出来。虽然不是立体声，只是简陋的电脑音盒，但乐曲起处，心弦再被拨动，竟湿了眼眶。
三十年后再听，毕竟人世故了不少，也听出了一点《伤逝》的单薄与简单。但是只凭了那几首歌，那几段主旋律，已足以让我心满意足。此时，便格外惋惜施光南的英年早逝。如果他还活着，他可以将《伤逝》再加琢磨，使其浑厚与丰满。
施光南的死讯传来是在“六四”不足一年之后。享年仅五十。
我也是直至那时方知他是名门之后。其父施存统，我在年青无知时还将之与作家施蜇存弄混成一人。后来读史多了，方知施存统即施复亮。而后一个名字竟专为其爱人而改。最近读陈碧兰着《早期中共与托派》，内中对施有富于人情的回忆。施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总书记——即共青团的祖师爷了。陈碧兰是彭述之的夫人，即陈独秀在1928年组建托派的主要助手。陈回忆当时自己尚是未婚的女学生，在中共办的上海大学读书，被安排在瞿秋白夫妇与施存统夫妇的寓所食宿，被当成小妹妹看待。当时施的夫人是王一知。两人育有一子。陈碧兰随后去苏联留学近一年，回来时施存统上门来找她，痛哭流涕，告以王一知爱上了另一个同志张太雷，私奔了。他从上海找到湖南找不到。如今终于还是在上海找到了，要这个小妹妹劝王一知回家来。“小妹妹”却不为所动，晓以“革命大义”，使他失望。谈了几个小时，陈坦言要赴任弼时、郑超麟、陈乔年等所邀之宴。不料施坚持要与她同去。去了先向这批党内老同事申明自己是不请自来，结果被向警予讥骂一声“神经病”。
王一知随了为鲍罗庭做翻译的张太雷去了广东，与施一刀两断。施转向自己在上海大学的女学生钟复光示爱成功，并因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复亮。不久双双被组织派到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分校，穿起军装，挂上了军官斜皮带，一个做政治部主任，一个做女生队指导员。武汉分校是黄埔军校的一部分。它最着名的是为数二百余人的女生队。这个队里出了作家谢冰莹与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里提到了钟复光。陈毅也曾来武汉军校任职，并与胡兰畦有了一段恋情。
大革命失败，复光复亮双双脱党，转而开始笔耕生涯，但一直持左派立场。抗战开始复与中共合作，成了民主人士。
但这一脱党情节不为他们的老朋友原谅。记得年青时读到陈毅训儿的五言诗，里面有挖苦施存统的句子。
王一知的命很苦。张太雷在1927年底指挥广州暴动时中弹身亡。记得有一本回忆录提到王一知回到上海后神情恍惚。后来是为党工作需要而与另一同志组成家庭。我在澳洲的朋友王旭文革开始时是北京101中学的高一学生。他记得101中学校长王一知在1966年的遭遇。
施钟夫妇的小儿子施光南也是101中学的学生。王一知面对这位学生时有什幺想法，不得而知。
与张太雷一同战死的有游曦，钟复光指导的武汉女兵队的学员。
另一位女兵队学员更有名，即在“九一八”后派往满洲做军事工作的抗日联军女英雄赵一曼。最近查GOOGLE时发现赵一曼的照片给安在钟复光的条目上了。其实赵一曼，钟复光，胡兰畦这些当年英雌留下的照片，个个面目皎好，个个英气逼人。
从他同代人回忆可见，施复亮是个性情中人，即“情种”。施光南的天分应来自于他的父亲。施复亮死于文革中。钟复光长寿，竟至白发人送黑发人，见证了施光南之死。
施光南死时，正在修改他最后一部歌剧作品《屈原》。屈原的主题与《伤逝》的主题，恰好是他父母辈人生的两面：一个是忠心报国丈夫气概，一个是卿卿我我儿女情长。
近读李辉研究沈从文、丁玲与胡也频早年关系的专着《沈从文与丁玲》，这三人在北京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生涯，便是《伤逝》绝佳的注脚。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幺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
这是沈从文初识丁玲的一幕，时在1925年。
当时丁玲刚从上海来京。此前她是上海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与陈碧兰是同学。丁玲与她的闺中密友兼同学王剑虹“形影不离”，“一同狂热地恋着瞿秋白”。当瞿“宣布王剑虹为他所恋爱的对象时，大家都出乎意外。丁从此情感失常，时哭时笑，狂放不羁”（见《陈碧兰回忆录》）。
陈碧兰在施存统夫妇，瞿秋白夫妇寓所寄居时，瞿的夫人即是王剑虹。王剑虹不久病亡，瞿秋白与学生杨之华结婚。杨之华曾是中共最早成员之一沈玄卢的儿媳妇。沈骂瞿是流氓，退了党。多年后，沈与瞿相继都被国民党枪杀。
丁玲失恋来到北京不久，便与胡也频相识，几天后便认识了与胡同住的沈从文，开始另一个“伤逝“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物兼具《伤逝》主人公与屈原的个性与追求，因此结局也有所不同。胡也频，即男主人公死了，且是被国民党枪毙的。丁玲原已爱上了另一个同志冯雪峰，却选择了与胡结婚。此时抱了与胡生的孩子痛苦万分，由忠厚的沈从文护送回湘。
虽然剧情曲折，但“一样的古旧门楼，一样的紫藤枯槐“（《伤逝》歌词），一样在北京，一样在1920年代。
施光南用他的音乐，概括了他父母一代人的历史。
2011年5月30日记于澳洲听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