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某日，我坐在悉尼米歇尔图书馆天光大厅里的珍本阅览区，第一次浏览该馆莫理循文件里的图片部分。几大册清末民初照片，显然未经专家整理，无序地贴在册页中。我在不同的册子里，注意到一组显然被拆散的照片，上面的图景是严寒季节的防疫人员。我在黑龙江生活过六年，加上原有的一点历史知识，立即判断那是发生在1910年冬的肺鼠疫现场实景。照片清晰无比，我意识到它们的珍贵。
肺鼠疫与伍连德的名字相连。此前，我在国内时浏览过1930年代的《良友》杂志，那上面有伍连德的介绍。不过我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甚至由于《良友》老板就叫伍联德，而伍连德还给自己起了“星联”的字，所以那个“连”“联”，一直让我弄不清楚。
十年之后，2003年夏，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其编辑林冠珍相遇，并受命将米歇尔图书馆的这批近代中国历史照片编辑成书。此书于2005年编成，三册一套，书名定为《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
自然，我将肺鼠疫照片重新集合到一起，以“扑灭鼠疫”的标题，收在该书第三册《目击变革》之中。我深信对于当今国人，这组照片会帮助他们认识到清末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状况。尤有意义的是，2003年席卷神州大地的“萨斯”，重新召回了读者的“现场感”。事实上，林冠珍一行当时从福州来浙江嘉兴与我会面，也是在“萨斯”旋风尾声，交通管制放松的前提下才成功的。
在编辑过程中，我对伍连德本人的形象尚未有佐证资料比对。这组照片中唯一一张他本人在实验室里的场景还是由该书合作者窦坤确认的。其之所以先未被确定，是因照片背后用英文注有“在XX实验室里”，现在推想，反而证实那英文是伍连德亲笔写下的，而基于莫理循在肺鼠疫刚扑灭不久的1911年初由俄国经中东铁路途经哈尔滨等地，与伍连德相识乃结为好友这一事实，那组照片当是伍连德赠给这位当时任职《泰晤士报》的名记者的。
林冠珍是那种最有职业敏感和创造力的编辑。我与她关于伍连德这组照片的讨论，激发出她的极大兴趣去“寻找”伍连德。认识到伍连德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重要性，同时又发现关于他的资料在当下中国阅读界完全是一个空白，她的责任感立即付诸行动。当时伍连德虽早有英文自传，但其中文节译本只有1960年南洋学会在海外出的一个版本。后来他女儿伍玉玲编印的照片集更是无从见到。林冠珍的努力几乎像一个传奇。她从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化名“京虎子”的作者写的网络作品《伍连德传》。几经周折找到了躲在“京虎子”后面的本尊王哲，然后说服并督促王哲写成了中国大陆第一本像样子的文学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
林冠珍在组织出版这本伍连德传的过程中，如同一个自然形成的“伍连德研究中心”，织起了一个联络网。她与窦坤一起试图再从那组照片里继续“发现伍连德”。结果都呈现在我们那套书的修订版之中了。书中有一张不在这一组里的卫生官员合影，伍连德赫然坐在最前排头一个。她们还确定了伍医生一位助手的姓名。
命运有时安排得很巧。《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在2006年2月正式发行。不久便有一位我的艺术赞助人叶林生委托我创作一件大型历史画作品《默德卡》，是描绘马来西亚的建国史。马来西亚的主体马来亚是伍连德的故乡。画里出现的人物中，伍连德自有重要一席。叶先生的故乡是怡保市，而伍医生的生命后一大段便是在怡保市行医。2006年9月，叶先生陪我与我的合作者王旭遍游马来亚半岛，从槟榔屿这个伍连德的故乡又到了怡保市。我特地请叶先生告诉我伍连德诊所所在地并拍了照留念。
此行一个重要安排是到曼谷的东方饭店与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会面。陈平在十多岁时便加入马共抗日军，二十出头成为马共总书记。我在为他画像时问起这位也是怡保长大的老战士，是否知道伍连德医生。他说知道。然后歉然一笑说：“我的部下绑架过他。”看我吃惊的表情，他说，那时不知道他那么有名，只知道他是医生，会有钱，对穷人又有点傲慢，我们就向他索要抗日经费。他给了后就放了他。
我把我所知道的伍连德在1910年扑灭肺鼠疫的事迹讲给陈平听。陈平听了感慨万分。他从1961年到1989年一直住在北京，却完全不知道伍连德的这番成就。何况普通中国百姓！
后来我得到了1960年版的徐民谋节译本《伍连德自传》，读到了伍连德自己叙述的这个故事，兹摘录如下：
有一次，我曾被人诱入森林，那儿的共产党便要求我捐款，帮助军饷。他们最初提出一万五千元。我说，我没这么多钱，最多能出五千元。他们嫌少。经过几次商量，遂决定了七千元的数目。一面我写信给我在家的妻子，嘱其翌日筹款前来，当晚我睡在森林中。我已经六十五岁，且只穿着单（原书为“军”，应为误植）衣，在深奥的山林中过夜，实在有点难受的。幸而天气并不很冷，可以勉强过去。第二日，我的妻子携钱入荒林，把我带出。
后续的故事又让我意外。
两个月之后，我的应诊室里，来了两个日本警察，说宪兵长要见我。迨我和我的妻子到了那里，长官便称，现在接获报告谓我们二人已加入共产党，并捐献了该党七千元。这可奇了，因为我们从来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的。一位常用酷刑，迫取口供之军曹，即带往我们至一密室盘问。很幸运的，这位军曹，却是我的顾客，去年我曾医愈他和他的情人的病，而且他也深佩我的医术。他对我显得并无恶意，我便把怎样被人诱往森林，怎样被强迫捐给共党七千元讲给他听，我的妻子也证实我的供词。这位军曹便去报告他的长官，后者也深信我的所言，便将我释放，但警告我，以后如有此等事情发生，须立刻报告日本警察当局。
日本军真是伍连德的剋星。1931年“九一八”毁了他的东北防疫基地；1937年“八一三”又毁了他的上海海港检疫所；南避到马来亚老家，日本军又赶来，几乎置他于死地。
伍连德这段遭遇，在王哲的传记文学中有所改写，主要改动是伍连德未将实情告诉日方，而日方相信了他并放了他。作为史实，伍氏自述当为信史。
我从马来西亚归来后，将陈平说的故事告诉了林冠珍。她当时已在编辑王哲的书，来信嘱我帮助搜集伍连德的原照以用作插图。恰我的的另一位合作者王兰，即我的妻子继我们之后再去马来西亚找素材。她遵嘱专程去新加坡拜访了伍连德长女伍玉玲。伍女士热情接待，允她翻拍了所需旧照。
伍女士提供的照片中有一帧引起我的兴趣，那是伍连德身着1911年春改制的清末陆军制服照。伍女士说这是他晋见摄政王时定做的军服。后来我曾从清末新军服帽章记的角度对这张照片作了一番研究考证。
2007年春，王哲的书出版后，林冠珍的“伍连德网络”再度扩大。这一年9月我与她和窦坤在北京相聚时，她带来了一位新的朋友礼露。这不是一位一般的读者。除了她与林、窦一样是一位知识分子之外，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遭遇：她是一位死里逃生的“萨斯”患者。至今仍受其后遗症的折磨。作为一位当代肺鼠疫受害者，她在听到伍连德这个陌生的名字并同时得知他的事迹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伍连德大夫的“死忠”。在我见到这位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时，她正在领导一场对抗无知兼无耻的战役：保卫伍连德旧居。坐落在东堂子胡同的伍连德旧居，正面临拆毁的危险。说实在的，我知道多少名人故居早已不见踪影，我真对此不抱胜算的希望。但也因此更使我尊敬这位弱女子的抗争：不是为了自家的私产，而是为了民族的记忆。如果说，一个民族对为民族生存立下丰功伟业的祖先可以弃之如敝屐，那么这个民族不仅无耻，而且无望。
礼露在之后的两三年，以她之长又为伍连德建立了一座纸上的丰碑。物质的遗迹可以为权势者毁去，而精神的丰碑立在老百姓的心中，代代相传，永远倒不了。
2010年12月26日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