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三
古往今来﹐世界上唯一旗帜鲜明地拒绝爱国的政党﹐是列宁﹑托洛茨基时期的共产党。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的信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彻底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共产主义者﹐以阶级论重新解释历史﹐对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马﹑恩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人民国家”的概念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一种阶级镇压的机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描述了一幅乌托邦的图画﹐讨论了国家的消亡。共产党在1848年从游荡欧洲的幽灵形成组织的头一天﹐便不是以国家范围﹐而是国际性的。轮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共产国际”﹐已经是第三个国际了。1914年的欧洲大战一开打﹐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纷纷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立场。列宁称之为“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他把战争同“当今的’爱国主义’野蛮行为”相提并论﹐严词批评民族主义。他认为﹐工人是不需要爱国主义的﹐《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工人无祖国。”列宁说到做到。1917年春﹐俄国沙皇被“二月革命”推翻﹐国内建立了主张继续对德奥作战的社会党右翼政府。流亡瑞士的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中央要员立即与俄国的交战敌国德国总参谋部秘密交易﹐乘坐由德国提供的密封列车回俄国。我常想到﹐相比较斯大林后来杀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毛泽东后来整治彭德怀元帅时所用的“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列宁此举才是货真价实的“叛国罪”。但列宁此举与他及他的党人公开声明的推翻本国政权的目标是一致的。列宁至死都在做世界革命之梦。俄国革命仅是他迈出的第一步。（注）
1930年代中期与斯大林独裁统治确立同步﹐共产国际由联共老大哥操纵﹐开始打出“爱国”的旗号。从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为开端﹐至1939年用爱国主义的新国歌取代《国际歌》为苏联国歌。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在演说中列举俄国历代名将名人的名字来激励国人。1943年恢复沙皇时代军服样式包括肩章等装饰。这些转变出自卫国战争的迫切需要﹐但究其实质﹐是苏联共产党由一个以推翻世界现有政治秩序为己任的革命党质变为一个以维护既得权力为唯一目标的执政党。1943年它解散共产国际成为一个里程碑。
我在少年时代笃信马列国际主义。有一次读到斯大林在1945年打败日军后的演说中讲到他这一辈人如何为四十年前日俄战争中旅顺口惨败耿耿于怀﹐又如何为今日雪耻而自豪云云﹐不禁惊讶一个国际共运的领袖还有此等曾被列宁不齿的爱国（沙皇之国）情怀。而且日俄战争还是一场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战争。后来年岁渐长﹐见到的怪事多了﹐也便释然。
中共由共产国际一手创立﹐同样经历了从拒绝爱国到高倡爱国主义的过程。而中国由于积年衰弱﹐近百年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由此处境激发的民间爱国主义极为强烈﹐因此拒绝爱国之路完全不通。1929年张学良与苏俄发生中东路战争﹐共产国际下令中共要站在苏俄一边﹐便使中共面临难题。实际上﹐中共的壮大及至执政﹐可说完全是由爱国志士前仆后继才达致的。毛泽东在这方面比周恩来秦邦宪等国际派要清楚得多。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意见相左﹐毛泽东便取阳奉阴违的做法﹐开创出一个抗日新局面来。但是毛泽东的爱国在他的政治抱负中位居第三。党的利益高于国的利益－－他在抗战中以“三国演义”的指导方针为本党捞取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民族利益是一个铁証﹔他本人的利益高于党的利益－－从1930年富田事变用万余党人的头颅换取自己权位的稳固开始﹐经延安整风﹐反右整风直至“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明証。
这样一个既有雄才大略﹐又耍流氓手段的现代专制帝王人物的“爱国主义”﹐必定是中国千年传统中的“朕即是国”的忠君主义现代版。尤其在执政之后﹐便应了穆勒的一句话﹕“在专制国家里﹐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但是毛毕竟没有称帝﹐而《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共产主义权威理论又与他的专制主义完全相背。因此毛毕生都为自己实际上的权位会否被自己党人所推翻而惶惶不可终日。由此心理驱动﹐干出了一系列祸国秧民的罪行。在他去世至今二十八年里﹐这些罪行不仅未被他的继任人所清算（据最新资料﹐邓小平是想要清算但囿于形势而留待他的继任去做）﹐有不少甚至至今仍被作为爱国壮举而大事宣扬。比如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的抗美援朝战争﹐以几十万中华英雄儿女的生命保住了金氏王朝的专制统治。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打的错误的战争”﹐还要加上错误的敌人﹐错误的盟友﹐错误的后果。当然就毛泽东本人而言﹐最大的错误是赔上了太子的性命。在毛版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下﹐毛岸英的牺牲被叙述为毛本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而还原到历史真相﹐这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专制君主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一种牺牲。当然我并不怀疑毛岸英本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情怀。他还年青﹐来不及証明他将会是一个明君还是暴君﹐还是一个坚持共产主义原初理想的逆子。对他而言﹐他的牺牲是一个悲剧﹐正如其他几十万长眠朝鲜的普通士兵一样的悲剧﹐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邓小平在1979年发动的侵越战争是又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场战争打得不明不白。当时的爱国主义宣传说是保卫国土﹐而如今老山等地已划归越方﹐显然不是领土之战。实际上当时又是一本“三国演义”﹐打越是为了援柬﹐牵制攻柬越军﹐而中方火中取栗竟是为了救援杀人魔王波尔波特。其时笔者尚在沈阳军区工作。按照这一套“三国演义”的思维推理﹐北京当局便设想苏联会为了援救越南而来侵华。为此当时沈阳军区进入一级战备预防苏军入侵。黑龙江省的工人民兵换上军装开赴第一线边防以缓冲苏方第一波攻势﹐而将原来一线的正规军换到二线抵抗。幸而勃列日涅夫没有读过《三国演义》﹐拒绝参加这一场血腥的游戏。
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激励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几十万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去“屯垦戍边”。诚然中苏领土争端源起于沙俄时代对中国的掠夺历史。但是既然如此﹐为何1950年代与老大哥亲如一家﹐任何人提一提领土旧案便要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笔者当时所在农场连队里尚余一名老“右派”便因此获罪）﹐而到了1969年便大打出手呢﹖可见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是按其政治需要而随意改变的。到了文革结束﹐珍宝岛牺牲者便早已被世人忘却﹐活着的英雄孙玉国削职为民。所以当时笔者已对越南战争心有疑问。如今果然老戏重演。“同志加兄弟”﹐老山死亡将士的捐躯意义何在呢﹖
所以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谴责美国攻伊拉克战争之前﹐首先应该反省本民族的战争史。
政府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往往是以片面替代全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西方列强并不总是扮演反面角色的。固然出于一种理想主义动机如列宁执政后单方宣布废弃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这种天上掉下的馅饼并不多见（近阅当时北洋政府文件﹐发现当时中方对列宁此举反应极为迟钝， 而苏俄也随后收回了承诺）﹐但出于本国利益期望塑造出一个对本国友善的中国知识阶层这种动机﹐客观上也是有益于中国的。比如美国政府早在庚子事变十来年后便决定把所得赔款大部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为此创办了清华学校。如今中国大赞清华培养了大批中国精英领袖人物﹐却闭口不谈清华从何而来。最遭遇不公的应是如燕京这一类解放后消失了的教会大学。如今的北大学子﹐不少人根本不知道今日的北大是“鸠占鹊巢”。而为中共培养了不少干部的燕京大学﹐它的创办人与灵魂人物司徒雷登曾为它制订了出色的办学宗旨﹐即“培养由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这一句话道尽了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各式冒牌爱国主义的区别何在。只有通向世界公民资格的爱国之路﹐才是一条正路。
可惜中国自“别了司徒雷登先生”之后﹐便踏上了一条道德沦丧的不归路。“爱国”只是被颠倒黑白﹑故意混淆了的许多道德指标之一。为了“抗美援朝”的政治需要﹐毛泽东推行了“仇美恨美反美”的一系列思想灌输。当时被洗脑的这一辈人的孙子﹐如今比爷爷们跳得高。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毛泽东遗训（私下里都在动出国的脑筋﹐甚至正是在国外自由世界里才更起劲地反美反西方）﹐而是因为中国人在五十年里把“宁左勿右”的血的教训已植入了基因。上一代人如果革命过激﹐犯了政策错误﹐那是内部矛盾。如果右倾投降﹐那可成了阶级敌人。而今天的“新新人类”们如果不听政府劝告﹐向美国使馆扔石头或者往日本平民身上撒尿﹐那也只是爱国者一时热血沸腾﹐还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若是相反﹐那便有叛国嫌疑了。
一百年前义和团初起时﹐常与政府冲突。民间的爱国主义是因异族入侵而激发﹐这一点值得同情﹐义和拳民大多为质朴的乡民﹐所以他们本身是悲剧性的人物﹔但是爱国主义一旦盲目发作﹐它却足以摧毁一切文明事物。只有引入正路﹐它才可起到某种积极作用。其间差别﹐如野牛与驯牛之不同。不幸义和团被急报私仇的慈禧后党引入歧途﹐终于酿成中国的奇耻大祸。
一百年后﹐在当局的机会主义政策诱发下﹐新一代的义和团情绪又在酝酿喷发。如果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有足够的明智与魄力﹐便应该立即从批毛着手﹐正本清源﹐从道德重建开始复兴民族﹐才能“从爱国主义升华为世界公民”－－如果地球被视为村庄﹐则国族也可被视为公民吧。
（注）近年档案披露云列宁曾接受德皇巨额金援用以推翻俄国政府，论者均责彼卖国或沦为德谍。然列宁要推翻的也包括德皇统治。相比性质完全相同的孙文接受日本政府的金援（承诺执政后以国家资源还报），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金援，列宁的“世界革命”格局大得多，虽为梦想，但究非小人之举。致于苏共后来对此史实违莫如深，乃已非列宁能负责了。（嘉蔚加注于2011年6月22日）
* 本文于2004年9月9日至9月23日首发于澳大利亚《大洋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