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矛盾的双方都是朋友，他又必须做出是非判断的时候;当明明是社会的不公，他不得不违心地劝说别人委曲求全的时候;当他所钟爱的人，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走向极端的时候;当一个人因为境遇的悲惨而沉沦而堕落的时候——在是非与善恶的天平上寻求到的平衡，顷刻又在本能和现实的天平中倾斜了。在劝说别人的时候，被压抑的首先是他自己；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受伤害的也首先是他自己。这种强烈的内心冲突，形成了极大的性格反差——坚强与软弱，情感与理性，苛刻与宽容，自闭与开放，悲观与乐观，现代与传统。
也许是他深感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能做的太少太少，渐渐地他把类似于救世主的信条修正为：做我该做的，做我能做的。而他自己不论怎样累、怎样难、怎样苦都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我不止一次听他对我对别人说：“如果你受了伤，没有别的办法，一个人舔干净伤口，然后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他这样要求自己，我成为他的妻子以后他也这样要求我。我哭他从不哄从不劝。他说，只知道孩子需要哄老人需要劝，不承认女人也需要哄，有理智的人也需要劝。同时，他却一如既往地成为女孩儿、男孩儿和女人、男人们信赖的兄长和朋友。我呢，则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一个只爱妻子和孩子、不爱别人的男人是自私的；一个爱别人而惟独不爱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是虚伪的。我承认虚伪不属于他，也知道不管是爱也好恨也罢，他的方式总是独特的。其实我欣赏的正是这种独特，可趣味是趣味，一旦真正面对它又无法超脱。
他是这样一个人！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吗？我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人吗？如果当年能够这样问自己，也许我们会成为世上最令人羡慕的朋友，不管我们是否恋爱是否结婚。然而，我不能。我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希望所爱的男人既强悍深沉又温柔顺从。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夕，我们终于结婚了。没有房子，没有仪式，没有钱，甚至没通知各自的家庭。我们置办的惟一家当是两块五毛钱一把的特小号铝壶。在一个临时外出的朋友家里，我们用这把小水壶和一个五百瓦的电炉烧水做饭，度过了新婚后最初的日子。二十天后，他急性肠梗阻发作住进医院，但这并没妨碍我忘乎所以地认为，只要拥有他我便拥有一切。
两个月后他出院，我们住进了一间借来的小平房。虽然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多一点儿，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我们觉得很知足。
冬天，炉子上的水壶和窗纸的响声呼应着，水蒸气把玻璃画得斑斑点点。那时北京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得多，最冷时用湿手拉门上的铁把手会有被沾上的感觉。他回到家总是先摘下满是哈气的眼镜，一边擦一边念叨着，“还是家暖和！还是家好！”我们吃着炉台上烤的馒头片或烧饼，讲各自单位里发生的事情，谈论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追忆老北京的掌故。如果赶上下雪天，又正巧有朋友来访，他就像个孩子，一边顺口把“风雨故人来”的诗句改成“风雪故人来”，一边张罗着喝二锅头吃涮羊肉。他喜欢这种情调到了痴迷的程度，把我这个对北京风俗一无所知的南方人也感染得兴趣十足。夏天，他喜欢喝生啤酒。那时，北京的生啤酒不好买，我常常拿着大小不等的塑料桶去排队。我知道他下班回家，特别是朋友来了，喝不上生啤他会难受得坐立不安。
我们的小屋从不冷清，常有人不约而至，深夜十二点也有人来敲门。来得最多的是鄂复明，家里的力气活儿、技术活儿全由他一个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请，只要等着，不出三天他准会来。史铁生也是那时候的常客。房子小，没有沙发也没有扶手椅，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折叠椅，铁生摇着车到门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进来。一个体重不足一百一十斤的人背一个体重近一百五十斤重的人，况且他放疗烧伤后没有腰肌和腹肌，背起来一定非常吃力，但每次他都坚持亲自背才放心。后来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让他能休息好，铁生写了一张条贴在我家的柜子上：因主人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来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客人看着表，坐到十五分钟便开始不安，但只要他能坚持，总是说：“那张条不是为你写的，踏实坐着。”于是客人便心安理得地待下去。
本来我是个反对喝酒的人。父亲在世时常喝酒，从我懂事起就听母亲叨唠和抱怨，所以我对喝酒的人抱有很深的成见。我曾经暗想，将来绝不找一个会喝酒的男人当丈夫。他进入我们的家庭时，父亲已经病重，他多次为没有陪老人喝过酒而遗憾。他对我说：“不会喝酒的人无法体会‘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境界。不管什么事，只要是能使人向善而不是使人变恶，就没有理由反对。”我差不多被他说服了，再也不一味地讨厌喝酒。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下班到东四八条口的小酒馆去喝啤酒，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一个老头儿。那个老头儿看起来没文化，但气质特别让人喜欢，“我们每天总是前后脚到，我要一升啤酒不要菜，他要二两白酒，一盘花生米。我们谁都知道对方注意自己，可谁都没打招呼，如果我们认识准能成为忘年交。”我问他为什么不主动点儿，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对我来说，猜想着、琢磨着是一种享受，我相信对他来说也一样。”这不是为了搜集素材，他和很多写诗的写小说的来往，自己却从不搞创作，尽管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认为凭他的文笔和阅历，他是可以写点儿什么的。他与那些爱扎堆闲聊神侃的人也毫无共同之处，他和那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从不一起喝酒。谈资和谈话的对象一样，是他最好的下酒菜，只要对胃口就行。所以与其说他是喜欢喝酒，不如说他是喜欢以酒会友；与其说他是在品酒，不如说他是在品人，品生活。
他的确是一个精于品味的人，是能把没滋味品出滋味、把苦涩味品出甜滋味的人。他能准确地尝出这道菜没放葱、另一道菜的黄酒又放得太多。对别人来说某个汤放不放胡椒粉或香菜的区别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对他来说就变成了能吃不能吃的问题。吃鸡只吃头和爪子，当然他也知道翅膀是好东西，因为有太多的人喜欢他总是割爱。白菜馅的饺子醋里一定要加蒜，韭菜馅的则一定要有芥末。如果用油炒而不是用盐和花椒煮，虾则不再是虾，花生米则不再是花生米。讲究的不是吃什么，而是怎么吃，和谁一块吃。
他喜欢吃香椿，史铁生也喜欢吃香椿，每年香椿发芽的时候，他都要从自家的香椿树上摘了最嫩的送给他，后来香椿好买了还是这样。对于他来说那成了一种仪式。躺在病床上，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都为不能再和铁生一块吃香椿面而遗憾得大发感慨。最后一年，他母亲为他做了一瓶煮花生米拌香椿，他省下一半让我带给铁生。他当然知道如今香椿已是满街满巷都有的卖，制作“专利”他也早已在朋友中广而告之，而我当时又忙得不可开交，可他仍然催着我去送，还一再叮嘱，当天送不了一定别忘了放在冰箱里。香椿在他的思维里不再是香椿，已被演化成一种象征——友爱；吃在他的思维里不再是吃，已被抽象成了一个概念——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共享所爱。他自己之所以爱吃香椿也出于同一个逻辑。本来他是不吃香椿的，当年还没和姐姐结婚的姐夫到家里做客，他爱姐姐也喜欢姐夫，硬着头皮吃姐夫满腔热情推荐给他的拌香椿，由喜欢变为酷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对苦瓜的偏爱也如出一辙。有趣的是，他只能接受最初接受的那一种形式，香椿只能拌着吃，炒鸡蛋他绝对不碰；苦瓜就用小干鱼炒，肉炒就坚决反对。他追求情调和趣味到了教条的程度。
对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文章写得好与不好，学问有还是没有，名气大还是不大，社会地位高还是不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他有各式各样三教九流的朋友，小韩是开车的，老四是理发的，马子是临时工，都是北京胡同儿里的苦孩子，没什么文化，但个个都很仗义，个个都敬他服他，总是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照顾他的那份周到没人能够相比。物价不断上涨，他也知道不能只节流应该开源，人们纷纷下海做生意，他也跃跃欲试地试图挣钱，但是无论如何都进入不了角色，在生意场上他找不到他所喜欢的感觉和习惯了的氛围。
因此他特别看重朋友间没有任何事务性内容和实际利益的聚会。每当朋友们聚会，他会一改不苟言笑的常态，因为瘦，我常说他笑起来满脸大括号。尽兴时，他唱京剧、评剧、越剧，唱民歌、洋歌，只要地道他都喜欢。唱得最动情的是河北民歌《小白菜》：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啊……他的嗓子不好，声音小而颤，但唱这首歌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