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心比心,我没有对不起政府,他们没有理由杀我。祖父还是不相信。
祖母不跟他罗嗦了,又去找元水佬,她把元水佬叫到政府后面的竹林里,说,你不走,你哥哥要走,没有路条走不了,你签一张路条吧。
元水佬很为难……说,这路条签不出来,上面会查出来的。
祖母说,现在这么乱,查不出来。元水佬说,……一查出来,他也走不了,这路条不好开。
……祖母好久没说话。元水佬说,不是我不开,是开不了。
祖母没责怪他,临走时对他说,你要小心,早走为好。
元水佬张了张嘴,没说什么。祖母一转身,迅速消失在暮色中。
当晚10点,祖父被祖母强行带离李岭口,走了五里路,在她娘家瞎子老爹家里过了一夜,天蒙蒙亮又离开张家陂,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来到她的出生地新桥乡。这一切连家里人都不知道。
新桥乡有苏维埃区政府,祖母有一个妹夫也在那里当文书,这个政府比大同的政府要大。祖母找到妹夫,把情况一说。妹夫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这样吧,和武平交界有一个地方叫四堡,哥哥先到那里避一避,我开一张路条,就说你是政府的工作组。
可是我什么字也不识啊。祖父不肯,害怕了。再说,那些主义我一句也讲不出来。
工作组也有不识字的。妹夫说,你先去,别人干什么你也干什么,少说话就是了。主义也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祖母骂他:叫你去你就去嘛。祖父瞪她一眼:我长这么大没骗过人呢。妹夫说,我也是官,就算我任命你,你还骗谁哩。
拿了路条,两人走了三天,来到四堡。祖父大字不识,连街上的标语也认不出来。到得政府说是派来的工作组,就安排住下了。对方什么也没问。交给他一面锣,上街宣传时敲锣。祖母对祖父说,好了,现在你就藏在这里,哪里也不要去了,我先回去看看动静,有事我会来找你,你不能动,你一动我就找不着你了。祖父说,好吧,敲锣我会。
于是祖父就在四堡住下来,一住就是半年多。别人上街他也上街,让他敲锣他就敲锣,混了半年多没人发现他是个冒牌货。如果不是父亲对我亲口所述,我很难相信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祖父事后回忆起这段闲适生涯毫无得色:我不懂主义,我也不想白吃饭,我只想老老实实种田,你让我种田就好了,我一辈子不会害人。
祖母回到李岭口,几天后政府有人来问康绍同哪里去了?祖母说她也不知道,说是去江西跟人卖菜籽,到现在都还没回来。来人说,哦。
到了半夜,狗突然大叫起来,祖母一听动静就知道坏了,有人很重地拍门。门一打开,门口站着一队红军,为首的一个脸相不凶,但也没有笑意,表情非常冷淡。他带了三个人走进去,把祖父的七个兄弟和堂兄弟从床上叫起来,按名字查对。那些人干了一天的活,睡意未消,不知道把他们叫起来干什么,以为要交公粮。只有一个人知道,她的猜测全部变成了现实。
还有一个人不在家里,那就是元水佬。在前来带走七兄弟之前,元水佬已经被五花大绑在苏维埃政府大院的屋柱上。七兄弟被关在后院。元水佬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叫醒他的是刚治好疥疮不久的董红军。董红军拍拍他的门说,康绍升,快穿衣服来一下,急事。拍完就走了。元水佬穿戴整齐,还不忘带上笔和笔记本,来到大院,两个红军把他拽到柱子边,绑了起来。
元水佬一被绑上就知道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他不停地咳嗽,想着办法。董红军披着衣服从厅里走过,他大叫老董,老董!董红军装作没看见他,加快脚步过去了。元水佬没有办法,头转来转去,背上的毛孔竖起来,一种恐怖感朝他压过来。
祖母带着女人们跪在政府门口,董红军出来说了句:我们不会错杀一个人。然后让人把她们轰走了。祖母又提出要送酒菜给他们,董红军想了一会儿,说,我们会煮给他们吃。
第二天早上,绑在柱子上的元水佬已奄奄一息。这里并不是指他的身体,而是精神。他终于逮住一个机会把董红军叫住:老董,帮我松松绳子!董红军回过头,叫人给他松了绑,还给他端了一碗水来,但元水佬不喝水,要和董红军说话。老董看着他:你想说什么?元水佬问,为什么杀我?是谁告的?老董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但我们不会错杀一个人。元水佬咽了一口唾沫,说,老董,什么叫主义?老董没听清楚:什么?元水佬说,我嫂嫂不懂什么叫主义,我说,主义就是讲道理,老董,你要讲道理。董红军皱着眉想了一会儿,说,主义不只是讲道理,不,不对,不只是讲道理,主义是一个伟大的目标。
元水佬哀哀地说,再伟大也得讲道理。不错。董红军说,但仅仅讲讲道理这些事,和那个伟大目标简直没法比。
说完董红军让人把元水佬绑回去,然后就走了。元水佬毫无希望地看着他远去。董红军走到后院,伙房上来问真的要给八兄弟做酒菜吗?董红军想了想说,就给康绍升一个人做。
酒菜做好了,一碗大肥肉,就是长汀人说的"烧大块",一碟炒鸡蛋,一壶米酒。元水佬吃不下去,喃喃自语:不讲道理怎么成,错了怎么办……
董红军过来看,说,你怎么不吃?听说你们康家男人很会吃肉的,吃掉。
元水佬看着他,张了张嘴。那碗肉还是没吃掉。
结果那肉和米酒就给了七兄弟吃。他们见到了康绍升。一个兄弟对他说,元水佬,我们落到这一步全都是你的错,你要不去当那个文书,说不定我们什么事也没有。另一个兄弟说,这事怪不得元水佬,是宁化佬要送他去当文书的。又一个兄弟大声嚷嚷道,这些事跟当不当文书没有关系,都是邱全那王八搞的,诬告,当了农会主席,报复了。刚才那个又说,元水佬也是文书呢,有屁用!整个过程元水佬一声不吭。第一拖出去的是元水佬。他被押到祠堂前面,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两个白军的探子,江西人。群众都出来看了,包括康家的人。
临刑前,元水佬示意站在前排看行刑的他的7岁的儿子,儿子走到他面前,他双手被绑着,就用嘴稥了稥衣袋,意思是口袋里还有两个大洋,拿回去交给妈妈。儿子果然从他口袋里掏出两个光洋。
下午,祖母和元水佬的妻子火秀去收尸。她们借了一把梯子,两个女人把元水佬抬到对面山上埋了。
第二天,另外七兄弟被一起处决了。在当时,杀所谓的AB团正时兴。
迄今,我无法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让我迷惑不解的是,这八兄弟被杀的理由在我父亲的讲述中语焉不详。我父亲说我爷爷给他讲时也是着重在讲述事情经过,对死因几乎只字未提。这在我是很难理解的:一个个宝贵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如此轻易地像蚂蚁一样死掉了。在那个年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论是打仗,还是内部错误的路线斗争,连共产党自己的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何况农民?但总有一些原因能解释他们的死因,比如他们是白军奸细,或者是政府的变节者,抑或完全是邱全诬告所致?可是,什么解释也没有。我问及父亲时,他显得很茫然,说,反正死掉了,就这样。
这个秘密最终未能揭开。因为康家人断定为与邱家结仇所致,这样就与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了。
七兄弟的后事办妥后七天,祖母突然在一个午后消失了。她辗转来到了四堡乡,把家里发生的事告诉祖父,祖父惊呆在那里。祖母一边讲述,他的身子一边发抖。
祖母说,你要不走,今天你就在那边吃黄土了。
祖父吓得语无伦次:那我怎么办?祖母说,你还是躲在这里别动,我什么时候让你回去你才回去。
祖父问,你会不会被他们杀掉?祖母摇摇头:杀女人的军队是打不了天下的,不会。我先回去,家里的田要作,船我都卖掉了,以后当做生意的资本。
祖父用手拍打床帮:这样还过什么日子嘛,去死了算了。
祖母说,说什么话?我妇道人家都不说这个话,我只知道要好好活着。
祖父一直在四堡住到红军长征。不久,白军打回长汀,祖母来通知祖父,两个人一起回到李岭口。农会主席邱全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祖父说,这下好了,要报仇,不报仇对不起父母兄弟。祖母沉默了半天,说,还是不要报仇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祖父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破口大骂她没有良心,只顾自己。你说的是人话吗?他对祖母吼道,王二哩呵王二哩,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茅坑里的石头还知道高低,你只知道自己。
我只知道活下去,活不下去什么也没有,孩子咋办?谁来续香火?祖父大吼大叫,祖母任他骂,就是不让他出去。
村里另外几家被邱家害的却报了仇,他们向白军指认了邱家,邱全逃走了,白军只抓到他的两个弟弟,就架在火上烤。火堆设在离康家大院不远的河滩,只差个几十步。邱全的两个兄弟被绑好吊在火堆上,又够不着火,是慢慢烤死的。两个人不断地惨叫,有苦苦哀求的,有破口大骂的,就这样叫到半夜。后来他们的肚子不断鼓胀起来,终于"嘭"的一声炸开。祖父被吓得目瞪口呆,一直大喊大叫要报仇的他变得鸦雀无声,双手掩住耳朵,惊恐万状。不一会儿,奇异的肉香飘了进来,非常浓烈的一股香味。
他这才知道,人烤了跟猪肉一样,也是会发出香味的,没有什么不同。
将近有半年,祖父再也不敢碰猪肉,一吃就吐。
祖母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报仇,这个仇可是报到家了,报仇的人,不等报应,自己也会被自己吓死。
我祖父一生连一只鸡也没杀过,他的报仇仅仅是说说而已,此后他再也没提报仇的事。
后来他对我父亲说,杀一个人,子孙报仇到九代。这句话的意思是千万不要害人,否则九代都不得安宁。我问父亲,祖父是很讲原则的,但在报仇这件事上,他实际上已经默认了祖母的观点。不过,难道十个人就让邱全白杀了?这是不公平也是没道理的。我说。
杀人已经是不对了,难道再用杀人来反对杀人?父亲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没想清楚这里头的公平在哪里。
祖母没有文化,一句道理也讲不清楚,从她处理事情的方法看,完全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且一切为了生存。与某种伟大目标比,她显得自私和无比渺小。
她对祖父说,现在,康家已经衰了,我们到汀州去。
祖父茫然地说,我只会作田,去城里会饿死的。
有两只手在身上就不要怕。祖母说,李岭口的田,闲时还可以上来种。
于是祖父和祖母迁到了长汀,在水东街忠诚巷典了一幢屋,开始做换米生意。所谓换米,就是从江西人那里低价买来米,然后再卖出去,或者购来糙米,臼成新米后卖出去。
生意一做起来,祖父就只能在一旁打下手了。他只会使死力气,最多扛几包米,就无事可干了。早晨天还没亮,祖母就要背着小孩去太平桥头买米,祖父却在家里睡大觉。天蒙蒙亮时,江西人汗流浃背地把米挑到太平桥头,祖母用手捡一捡,说,你的,你的,还有你的。被她点到的就跟了她往家走。
走到家里天已经亮了。接着就是过秤,祖母的秤会短个一、两斤。祖母说九十八斤。江西人说,我称明明是一百斤嘛,你再称称。祖母就称给他看,江西人一看,果然是九十八斤。这时祖父已经醒来,在天井旁打呵欠。祖母在跟江西人争斤两,祖父不但不帮她的忙,反而帮江西人的忙,高声道,王二哩,差不多了吧?祖母还在争,他一言不发地走过去,把秤砣捋到一百斤,然后高声叫道,一百斤,没错。气得祖母要割颈。
事后祖父还说,我叫王二哩,差不多了吧?是让你自觉,你不自觉,只好我出面来解决。
祖父心地好,但十分懒惰。里里外外的事全由祖母操持,除了扛几袋米,他连抱小孩也手酸,听说他很少抱我父亲,整天放一张竹椅在厅里躺,大声说话,不满意就咒骂,他咒骂的对象主要是祖母,可以说,祖母是在祖父的咒骂声中度过一生的。对祖父的咒骂,祖母从不还口,她的哲学是,让他骂,一直骂,总会骂到嘴酸,嘴酸了,自然就不骂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我们再往前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