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早晨，马领生了冻疮，长出了粉刺，体内滋生出一股生肉的气息，而这些玩意儿早就不应该属于他这个年龄了，只有血液粘稠的少年才可以毫不惭愧地拥有它们。”
这样的状态，似乎是我修改这部小说时的镜像，因此，这部小说神秘地与它的作者的现实对应了。以前的写作，我似乎总能够置身于小说之外，即使有瞬间的恍惚与混淆，整个人的情绪也不至于完全被小说裹挟而去。但是这一次，我却在年近不惑的时候，生了冻疮，长了粉刺，体内滋生出生肉的气息……
这部小说动笔在九年前，就是说，如今已经是它孕育的十年之后了。在这里我强调了时间，因为当我用“那一年……”开始讲述时，“时间”便成为了这部小说最不可或缺的一个词。十年来，它始终在成长，几易其名，不时往另一番模样去发展，其古怪，有时候连我都会大吃一惊。它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所遵循的，只是岁月，是岁月凶猛地改变着写作者观念、好恶，乃至世界观的那种剧烈的程度。但它的劣根始终纯正，那就是，它始终保持着一种潦草的愤怒与粗鲁的忧伤。这不难理解，它孕育在我的十年之前，孕育在那个当时看来似乎意义非凡的“千年交替”之际，青春迟暮，时代叵测，情绪不免是潦草与粗鲁、愤怒与忧伤的，生着冻疮，长着粉刺，体内滋生着生肉的气息……
然而此刻我的写作已经日益倒向一个“中年作家”那样的四平八稳，千禧之年也早已被我们甩在了屁股后面。就是说，世界依然，我们却已不再如故。在最后一番修改这部小说的时刻，扑面而来的那种耽于虚构、杜撰、臆造，并且不惜为之犯规的热情，令我不免坐卧不安，乃至几度丧失信心。在我那颗文学审美已经似乎日趋周全的大脑里，它显得那么可疑——它是庄重的吗？符合文学的教养吗？它饶舌描述着的，无外乎只是一张周而复始的、疯癫的鬼脸。但我终于还是坚持着完成了它。因为福柯有言：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因为“最长的弯路也是最近的归途”①。还因为，我依然从中读出了写作之事的那些最根本的价值。
这部小说，与我的儿子同岁（如果算上他在母腹中萌动的日子，在那里，他曾经一度颇像蔬菜，还颇像鱼②）。完成了它，那些冻疮，粉刺，生肉的气息，便扬长而去了。这多么令人伤感。对此我们毫无办法，倘若我们能够选择，我敢说，在那个幽暗却又不乏温暖与安全的子宫里时，我们便会决定永远做一棵蔬菜或者一条鱼，而不是变成一个婴儿，钻出来，渐渐成为这么一副样子：在某个以整数纪年的年份降临时都满怀动荡的祈盼，或者徒劳的悲观，或者徒劳的乐观，直到明白岁月本身几乎是毫无差别的，变来变去的，只有我们这些被造之物。
应当感激的是，在告别了蔬菜，鱼，青春，这些最具“前景”的造型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依靠虚构、杜撰、臆造来重塑自己——这些美妙的能力，毫无疑问，源于神赐。
①②这些绝妙的比喻来自C.S.路易斯的《纯粹的基督教》，这本杰出的信仰之书，陪伴了我最后校订这部小说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