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鱼贯而入。在小旅馆的门口。
每天的这个时刻，白日的微光逐渐被次第亮起的路灯、招牌灯散射出的或柔媚或刺眼的光芒所抵抗、遮掩的时刻，总有一些人，他们或她们，或者不间断地小住几天的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成堆，或者一窝蜂地钻出来，挤在小旅馆门口并不宽敞的水泥坪上。然后鱼。贯。而。入。
小旅馆，在这座小县城里，名气就像它的规模，一般般。称谓小旅馆，是人们的习惯，还有那的确很窄的门面。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它的位置，应该存在三种方式，桥东胜利农贸市场右侧150米。桥东陵园路171号。湘运汽车站斜对面——老张医师诊所隔壁。对于第三种表达，是因为这家诊所的招牌，白底红色行楷字的招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十分醒目。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女人，是这家诊所的常客，不一定是看病，可能是闲聊，问些生活小常识，间搭买点必用品。然后从诊所出来，走过那条四五米长的煤渣铺成的路，再走进这被称为“隔壁”的小旅馆。
小旅馆有姓有名，一个听起来有点老态龙钟而又充溢着美好气息的词语——喜临门。多年前取的名字，不知道这些年小旅馆里有多少算得上的喜事降临过。但据大家的议论，曾经几易其主的旅馆老板，一个比一个显得精瘦，油水被前面的主儿刮得越留越薄了。我曾经路过的一次，正好目睹公安的四辆警车一溜子排在小旅馆门口，车顶的红警灯忽闪忽闪的，尖利的叫嚣声吓得那些围在车站附近的无证经营小贩落荒而逃。开始大家以为是抓那些暗里出没的皮肉生意，纷纷拥挤在门口，想看见那些垂头丧气的男人和无所谓的异地女子是怎样钻进警车里的。大家想象着等待几个光溜溜或至少露点什么的身体出现，可那天的结果是一拨人一拨人地换岗似地等到最后，终于看见几个警察抬着蒙着白布的担架出来，有一双脚因为担架的倾斜不慎露出而成为供人猜测的“根源”。这双脚的主人的年龄和身份在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唾沫四溅地流传。最后的怀疑对象落在一个老年男子和一个靠身体谋生的中年女子身上。一个因为过度兴奋用力过猛一个因为接客过多。关于前者用药的说法是从诊所传开的，他们证实那个老年男子曾在诊所的当街玻璃柜台里买走过壮阳之类的药物，而且“那男的一看就是常年四季在外面搞这种事的男人，只能靠药物了。”有人这么说，立刻有人顶去一句，“这事，谁不搞这事呢？”而关于中年女子的判断是与她有过交道的人发现这个叫“阿兰”的女子神秘失踪了，就在那天下午。失踪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从邻省来的女子，一度孤独地靠自己养活自己，她还从邮局寄走过几笔小数额的钱。也许有人认识她，甚至有过亲密接触，但她“失踪”了，再也没在县城里出现过。倒是几年后有人说在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出口处看到过衣着光鲜的阿兰，拉扯着一西装革履的男人，一看就让人明白是还干着那营生。只要她还活着就好，诊所的老张医生叹着气说。
我第一次走进小旅馆是八岁那年。一个八岁的孩子对它的记忆保留在一些模糊的片断上。模糊，是因为八岁这样的年龄段对经历事物的记忆提取的随意性。那红色油漆新刷过后的鲜亮地面，深桔黄色的高柜台，两盆新鲜得很的假花，墙壁中间悬挂的别人赠送的玻璃框，左上角写着“开张喜庆 生意兴隆”，而框着的是那时十分畅销的迎客松图。太阳照着山岭上的一棵大松树，也照着胖中年女老板长三个下巴的笑脸上，松树展开的浓密枝叶寓示着展翅的鲲鹏。当然有关鲲鹏有关画是我父亲的朋友，那天把我从老家小镇带到县城出差的朱叔叔讲解的。那天晚上我和他挤睡在一张床上，另一张床上的客人不知为何深夜未归。朱叔叔的呼噜声响亮，在白天我见过的松树和想象中的所谓鲲鹏之间变幻，俯冲下来钻进我的耳朵里，我一直睡不进梦里。也不仅是呼噜声的原因，我想家了，想父母和家里的小床，还有对那间双人房我的新奇感一直没消退。
我仍然记得这间位于狭长走廊东头的双人房，简单的布置局限在两张床，一个木制洗脸架，两把可以座两个我的平藤椅，一张四方桌子和一台14寸的黑白韶峰电视机上。所有的家具都是那种新的桔黄色，亮眼得很，房间里散发出油漆的气息在鼻子里干巴巴地痒。那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电视机上的旋钮，雪花点一直不停地闪烁，很遗憾的是电视台没有节目。我的心情像那些雪花点样地说不清楚滋味。我的手在旋钮上用力，隔一阵隔一阵地用力，甚至我怀疑电视机坏了。可这台取自伟人故乡特征性事物的“韶峰”品牌，在当时的名气是众口相传出来的。这个词语曾经在县城以及小镇、乡村里的多少张嘴里滚来滚去，仿佛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词，而是一颗令孩子们落口水并且骄傲得不愿吞化的糖。
那个晚上的睡眠完全脱离了平常的轨道。我睁开眼睛，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射在桌椅上、电视机上、洗脸架的大牡丹花瓷盆上。一种淡淡而晶莹的白，刺眼，无所顾忌。我连忙闭上眼睛，一片静谧，揉散了呼噜声。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又在朱叔叔下床拉尿的时刻醒来，他晚上喝多了酒，进进出出上了四五趟厕所。我不做声，但他每次下床上床弄出的一丝丝响动都钻进了耳朵里。
这个在八岁孩子眼中完全是“新”的小旅馆，在我时隔十三年之后的再次进入，一切都蒙上了“旧”的色彩。旧里还张扬地显示出残破。挂玻璃框的墙上留下一个背影，换了一面早已歇息着的挂钟，也不知在这里，时间停了多久。假花不见了，柜台的位置没变，因为只有那个角落才能容得下这个大厅里唯一的庞然大物。只是柜台表面磨损得厉害，深桔黄色的颜色早已脱落，多少汗渍渍或者做过别的事的手，在柜台上摸过来，擦过去，留在了小旅馆的记忆里。那天下午大街上的阳光灿烂，而小旅馆里显得格外萎缩黯然甚至阴沁，我的身高已经允许我往柜台里的探视自由，原来这么脏乱呀，与我八岁时的渴望与想象要差远了。笔，卷边的记录本，茶杯，计算器，过期的报纸以及更多零七八乱的小东西，都那么自然地袒露在视野里。
这一次我没在这里留宿，房子里的潮湿，地面漆的剥落，藤椅不见了，床单的不洁以及床褥摸上去的湿润感，都构成我不留宿的藉口。我看到柜台后墙壁上的小黑板用白广告粉标示的价格。五人间：5元。三人间：10元。两人间：15元。单人间：25元。这是我见过的最便宜的地方了。还有我听闻里别人冠上小旅馆“鸡棚”的外号，这个道听途说的绰号取得颇为有趣。在当地人的嘴巴里，它和阴暗，潮湿，肮脏，疾病等等有关，我内心明白，这里是许多异地或本地乡下女子的活命地。她们的身体，曾在每一张床上滚动过，每一张床单，都应多少残留些她们身体里的芬芳。
我在小旅馆呆了两个多小时，是去看一个人，我找他聊天，记下一些我想要得到的事件。然后，我甩给他两包精白沙烟，在一个电话的催促下匆忙离开。
我与小旅馆的这种过客与主人的关系，让我谈不出什么它对我的影响或者别的更多内容。有许多东西，生命中注定了相遇，而“相遇”这个被我描述过多次且让我珍爱它的词汇，又一次将相遇的对象推到更多眼球前面。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县城里发生的那次较大规模的拆迁改建中，从桥东路西头朝东开拓，但恰好到小旅馆的隔壁就终止了。那间老张记小诊所搬走了，到县城北门的更大一处门面继续生意兴隆着。那些女子要买些生活用的东西，可能要远走一段路到一家小医药超市去，也许在那柜台也有出售。现在我们若是要对小旅馆再进行位置的描述，已经要发生改变了：胜利农贸市场背面，胜利路171号，湘运汽车站斜对面——家乐多超市的隔壁。超市在那条煤渣路上铺了水泥，到小旅馆的门口，一边很新，一边很旧。小旅馆一天到晚似乎还围着不少人，大家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因为从那里的一张小侧门，可以插近路到新的胜利农贸市场，节约五到八分钟时间。
我去那县城的次数越来越少，但再少也还一定要回去。因为公路的新开辟，有时我会沿另一条公路横穿过县城，与小旅馆擦肩而过。也有几次，我看到小旅馆在车窗外，像一个在花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表情冷淡、静默，旁边门脸比它新炫的各种店子的喧闹声毫不在意地淹没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