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去了一家饭馆庆祝，那是家小小的饭馆，在中山公园附近，他们要了两碗面条，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他和她都吃得出了汗。
许多年后，他们总是争执那天在哪家餐馆吃的面，争来争去，最后两个人都笑了。那时候，他们都老了，哪里还记得清呢。
不过，他记得面极筋，汤极鲜，那天的阳光极艳，她一面吃着，一面向他笑，额上有一层水雾般的细小汗珠，发着晶莹的光。
婚后，他正式在北京市文联上班了，那时文联有两个刊物，《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他先到《北京文艺》编辑部，后被调到《说说唱唱》编辑部，都是编辑的职位，他做了近五年。
五年后，他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他涨了薪水，待遇相当于副教授。而施松卿也在1952年调到新华社，成为了外文部的记者。
这是他们最快乐的几年，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她为他生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一家衣食无忧，其乐融融。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反右整风运动开始了，1958年，因为一首《早春》的诗，他被扣上了“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划为了右派，下放到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
临行前，她为他准备要带的东西，她买了一块苏联表给他，那时候，手表还是一件奢侈品，像他这样的“右派”也许根本就不配戴，可是，她执意要买给他，她才不管他是不是右派，她只知他是即将远行的丈夫，她想买最好的东西给他。
给他戴上表的时候，她说：“你放心走吧，下去好好改造。”
他走的那天，她正在搞军事训练，请不到假来送他，他给她留了一张条子，他写：“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他写下这行字的时候，忍不住哭了，她下班回来，看到那张纸条，也哭了。
别人家都在忙着“划清界限”，可她在忙着给他买“狼眼豪”。他写信要稿纸和毛笔，毛笔还点明了要“鸡狼毫”，这种笔市面上很少，都已经是右派了，他文人的小情调还是不改，但她并不怪他，每次上街，她总要去文具店问问，有货了就赶紧买几枝存下来，她还教孩子用汉语拼音给他写信，他每次收到信，都开心得不得了。
有她在，他安然地度过了这段“改造”岁月，他居然写出了写成他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舍一夕》，还写了《看水》和《王全》两个短篇，这三篇作品构成了他后来出版的《羊舍的夜晚》，他还写了一部有趣的作品——《中国马铃薯图谱》，当时领导让他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研究马铃薯的品种，很枯燥无趣的活，他竟做得兴趣盎然，画一个整薯，还切开画一个剖面，画完了，“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他的右派岁月，苦难的痕迹那样淡，和别人全然不同。
他没有对她失约，四年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北京，他成为了北京京剧团的专职编剧。
他和她又团聚在了一起，他们小小的家，恢复了温馨与平静。虽然这一次也只持续了短短的五年。
1967年，文革开始了，因为他的两部剧——《小翠》，《雪花飘》，他又一次被打成了右派。
这一年，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懂事了，最小的孩子也已上了小学四年级。
文
革的时代，最狂热的就是这样年纪的孩子，他们戴上毛主席像章，逃课，批斗老师，贴大字报，抄家……，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宣泄着青春期的躁动激情，在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家里，除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也比比皆是，可是在他家，什么也没有，他的孩子们一个也没有“造反”，一个也没有流露出对他的鄙夷。
他在外面已经什么都不是了，尊严早被践踏在地，可在家里，他还是父亲，还是丈夫，还是一家之主。
施松卿也像别人家的母亲那样“教育”孩子：“你们几个要站稳革命立场，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太亲近叫外人看到不好。”
孩子反问她：“那妈妈你自己怎么不站稳立场呢？”
施松卿说：“我怎么没有了？”
孩子说：“你有？那你为什么还偷偷给爸爸买酒喝？”
施松卿笑了，眼角湿润。
十年浩劫，当文革终于过去，右派们都开始平反的时候，他却又一次被贴了大字报。
那是1977年，“四人帮”倒台了，他因为写了样板戏《沙家滨》，被人认为是“四人帮”的同党，被隔离审查了。
这已是他第三次被贴大字报了，她担心他承受不了，就不断写信给在外地念书的孩子们，让他们安慰他。
两个孩子立刻就给他写信了，和他说什么也不用怕。
她和孩子们又一次温暖了他的心，让他平安走过了这段时光。
他本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人，却一再席卷入政治风暴里。和他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大都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身心俱毁，有人死了，有人活下来却心如死灰，他的老师沈从文，就曾患上精神抑郁，差点自杀，可是他没有。
历次运动挨整，并没有毁损他的心性和才华，他最有名的两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就写于文革后，他还把下放时的劳动经历写成了《葡萄月令》，那篇散文美得丝毫看不出他在受苦。
1987年，他应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邀请，去美国访问和创作，他的演讲幽默风趣，在美国处处受到欢迎，他给施松卿写信：“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他好像又回到了1944年的西南联大，过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他还是当年那个中文系潇洒的才子，虽然早已双鬓如霜。
他们都老了，当年外文系那个被叫做“林黛玉”的少女，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长大后的孩子们很好奇，问他和她有过怎样的爱情故事，她还是和当年劝他们和父亲“划清界限”时一样“口是心非”，撇撇嘴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
孩子们咯咯笑起来：“那你怎么会看上爸爸？”
她的脸微微红起来，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回到了那个昆明城郊的傍晚，他和她并肩走在田间小路上，她拿着一大把胡萝卜兴高采烈，他夸她一句，她的脸便猎猎烧起来，像漫天的彩霞。
她看着孩子们，像年轻的女孩子一样娇俏笑起来：“有才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在她的一生中，任何时候，只要提到他，她永远是骄傲的。
今人读《红楼梦》，似乎都觉得林黛玉是不宜为妻的，那样病弱纤柔的女子，似乎只宜吟风弄月，诗酒风流，和她恋爱一场是好的，可若结婚，还是换薛宝钗那样成熟圆通的女子吧，她自有玲珑的本领，将人事前程悉数打理得妥妥帖帖。有人还说，有宝钗那样的妻子，即使贾府败落了，她也办法协助自己的夫婿重振家声，那时候谁还有心情去哄哭哭啼啼的黛玉呢？只怕连药都买不起。
当下的世道人心，总是以实用主义作为行事准则，我不知有多少人会做着这样自以为理性的选择，我却知，若是贾宝玉，他一定还是会娶黛玉为妻。
当贾府败落，“轰拉拉似大厦倾”，谁会陪宝玉到最后？是宝钗，还是黛玉？
她们都会的，只是，一个是为了道德准则，她觉她不应该走，一个是遵从内心声音，她心甘情愿留。
是，宝钗也许真有那本事，鼓励夫君奋发努力，有一天金榜题名重振家声，可是，这样的日子，宝玉要不要呢？她从来都不知，宝玉心里要的到底是什么。她是传统意义里最贤惠的妻子，可是，她不是他要的那一个。
可黛玉不会的，她明知她若开口，他一定会为了她，去努力挣那个功名，可她不会说，她一直都懂得，她不会让他去做他厌恶的事情。
什么功名，什么官位，她从来就不在乎，就像北静王的那串手链，再珍贵她也不稀罕，而他的一方旧丝帕，她会细细收藏。
这一生，她只要有他就好了。
当所有人都离开，一切的富贵浮华都散尽了，她还会立在他的身边。
她才不会哭，就算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要他还在，是王孙公子也好，是贫民乞儿也好，她都会淡淡笑着，陪他看雪。
她不会说，你要努力，在这里重建贾府，而是会仰头同他说，这样的雪真的很美。
施松卿也是这样的，汪曾祺的一生，三起三落，两次划为右派，而她对他，从来不曾改过。
他被批斗的时候，她偷偷给他买酒喝，他被下放的时候，她教孩子用拼音给他写信，他写文章写不出来的时候，她开玩笑说他“下不出蛋”，他不肯打报告要求分房的时候，她也不生气，她叫他“老头子”，笑他的可爱。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们的感情没有苦难的痕迹。即使在被批为右派的时候，他也还能写出美如幻境的《葡萄月令》。中间一段是这样的，“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花瓣是月亮做的，”那样的政治形势里，他还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去分辨一支梨花的美，可她不会指责他不务正业。
她是黛玉，不是宝钗，她明白梨花如月是一种怎样云淡风清的美。
这一生，她都是懂他的。
他病逝于1997年的5月，一年后，她追随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