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28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火车站,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国男子搭乘了往瑞典南方城市马尔摩的火乍。他名叫方捷,是个作家,此次前往尔摩参加一个国际文学艺术节。
方捷是从美同洛杉矶乘飞机抵达斯德哥尔摩的,把他送上飞机的是他最近的女友贵贵,贵贵说他英文没学好,这次如何与操各种语言的人交往:他说找人翻译,而且中国人哪儿都是一抓一大把。贵贵说瑞典可不像洛杉矶有那么多华人,光是华人工商电话本就有两英时厚。方捷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中国人。贵贵说也就是美国的铁路是不少华人劳工铺设的,欧洲那边可不是。方捷说像你这样怕这怕那还闯不闯世界了。贵贵说你别忘了,就是在这儿,你不也发愁没人与你谈文学吗?你作为—个在同内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到美国四年来还不是觉得回去才能施展你的母语吗?方捷说这当然,但起码要混出个小名堂才可以回去,譬如这次,据说只请了一个中国作家,其它十几个国家的共请了20人,我被重视了,就证明我的那本在被瑞典留学生翻译的长篇小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好了,我先进去了,飞机还有半小时就起飞了。
马尔摩是一个美丽的南方小城,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隔河相望,是一个夏日的旅游城。而—卜几午前设立的国际文学艺术节也为这个小城市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因为文学艺术节就安排在旅游旺季。七月初,为时—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有不少讨论、朗诵、乐队演奏和电影对公众开放,有一些甚至是免费入场的。
当方捷看到前来接机的中国人举着一块写有他名字的牌子时,他高兴地笑了。但随着在前往旅馆的路上所进行的闲聊使他心头出现了一些阴影。来接机的这名中国女子足个还在读书的留学生,她叫雅芳。她说这次文学艺术节还从法国请来了一个中国作家,他叫林角。一听林角这个名字,方捷就火冒了上来,这是他在国内时的死村头。据说林角是一年前去的法国,是作为访问学者去的,现然也混出点天地来了。雅芳说林角明天一早到。她听方捷回答说认识林角,就说这下好了,起码你们互相有个伴。她还说除了两场讨论会参与翻译,其它时间就要靠他们自己交流了。方捷心想林角这个家伙一定也不会说法文,这就看谁更寂寞了。
林角对接站的雅芳很有好感,因为雅芳长得很像他妹妹,但雅芳一说出从美国那边来了个叫方捷的中国作家时,心里的阴影马上翻卷开来,这个叫方捷可是个太会钻营的家伙啊。那次在同内打笔仗,就是方捷动用了造谣的手法毁过他的声誉。他对雅芳说这个叫方捷的作家其实就写过一本书,根本算不上;有点名气的作家。雅芳说那你写过几本呢?他说已山版了四本,正在写两本。她问那你在法国做什么呢?他说是访问学者,现已到期,但又与一家山版商签了约,准备把一本长篇泽成法文出版,目前就是与译者一起翻译这本书,估计再有两个月就可以杀青了。雅芳说那然后呢?我觉得中国作家还是应该回国,那边有母语的环境与读者,在海外真的难以立足。他回答说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是想等这本法文书译完以后回国的。
到旅馆后雅芳对林角说你的房间足606,而方捷就在你的隔壁607,方捷说他认识你。林角点点头说还是别打扰他吧!
第一场文学讨论会淡论的是文学交流的问题,林角和方捷甚至没有互相打招呼,他们各说各的;但在这种场合,他们的基调都是强调文学交流的重要性。他们几乎都说到了中国人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而西方则很少翻译中国的现代文学伤门,言下之意是呼吁四方人多翻译一些中国的小说。
一个从德国来的作家在林角发言后门他在当今的中国你认为有哪几个作家的作品是应该被翻译的?林角举了三、四个之后,这个德国人转头望方捷,意思是看看方捷对林角提议的有没有异意。方捷毫无表情把头低卜去着手中的一份日程表,这个明显的举动令德国人摇头。林角也杏觉到了,就用看不起的眼光扫了方捷一眼,不想方捷举了举手,意思他要说话,得到会议主持的点头后,他说现在有一些中国作家专写一些中国社会曾发生的以前的事物来使西方人惊异,可是当代的怪事则不写,明摆着对某种势力的屈服,他们不敢得罪当代人,所以拿几十几百年前的人来进行口诛笔伐,我认为从个人角度切入的一些作家应该是某某某和某某,他们从自身挖起,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人一些典型的心理。雅芳一边翻译一边强调,把方捷提到的两个作家的名字告诉那个德国人,德国人在其笔记本上很认真地记着。林角的嘴角浮起一丝苦笑,在他接下来的发言中他捉到了采风写作的利弊,提到中国一些作家到某处采访一、两个月或半年地写出一部小说,与其搞小说还不如搞篇报告文学。林角当然是暗指方捷所发表过的那部长篇小说的来路。雅芳也觉得这两个人有点过分地表现出隔阂,尤其在这种会议上真是没有要。于是她用中文对他们说还是多谈交流的话题吧,譬如刚才有人提到的比较文学和中同民间有没有非营利性质的赞助文学的基金会。
会议过去了三天了,林角与力捷在饭店或其它场合也单独遇到过,但谁也不主动说话。所以说他没有机会说话,这样二天下来,除了有其发言的两次会议之外,他们因为不会英文和瑞典文就变得像哑巴。林角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对着镜子读他随身带着的一本中文小说。念了一段书上的文字之后,他觉得没劲,就扔下书,刘着镜了里的自己开始对话:(你是谁?来这儿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噢,你是在进行国际文学交流,而你却是个哑巴,你是中国人,他们关心吗?来这儿交流的人都在关心自己的作品有没有被翻译成瑞典文。当然,都被翻译过一部分,不然是不会被邀请的。可是所有的人都仍然按自己的生存方式转过身去生活,来这里无非是一种承认;—种别人给予的愉快,你愉快吗?现然不愉快,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语言吗?不能与他人沟通,母语闲置在体内,她作为从小陪伴着你的身体的一部份器官,现在却闲置着,现然也影响了其它譬如肝肺和心脏的正常运转;是啊,你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一个笼子,把自己的语言关在里面,还要关很多天,而耳朵呢?耳朵是(吃)母语言长大的,多少年没有一天中断过,(吃)惯了母语的耳朵啊,现在肯定饿得发疯,可这一切都足代价吗?为获得他人种的了解与承认,就要如此付出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翻译西方人的作品就那么主动?而我们却追着不多的几个汉学家,甚至有些人还要在汉学家面前抵毁中国的同行来保证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汉学家呢?良心说,汉学家虽少,但几乎每个人都必须靠研究中国来实现理想或谋生,你知道吗?每个汉学家都要把研究压在某一主题或一二个中国作家身上,这是很值得理解的。因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就像你遇到的那个法国汉学家。目前看起来,他就是把宝压在你身上,这是你的运气,而靠写作赚钱还足西方的稿酬比中国的高,这也是能保证自己可以不做其它工作来维持日常生计的办法,这么说来你还长不错,再过几个月就有一本法文的版本出版,那你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呢?为了方捷那臭小子?好像并不是,他算是什么？
他怎能影响你的情绪呢?还是因为母语的问题,没人可以说话的痛苦,也是代价,以后对别人吹嘘时可以说我被瑞典国际文学艺术节邀请过,好像是很辉煌的事情,其实真足很烦的,人就是如此之贱啊!这就是人被名誉异化的现象吗?被物异化得还不够,或者说追求文学艺术的所谓思想家都是被名誉异化的,这就像大多数现代人。异化,反正都是异化,社会就是以异化为代价来进行个体或群体类比的生存方式,那么你是看透了,既然看透了,就没有什么可烦的了,但就此时此地的处境来讲,怎样能把烦恼化解成舒适呢?看来是无可奉告,老天爷还没发明能代替母语的东西,我在受不可替代的东西的折磨。你啊你,反正回法国后还有两二个月就回中国了,那时候就好了。真的好了吗?不,有许多方捷那样甚至比方捷更无聊的人在等着呢!方捷的嫉妒心比刀子还快,那年差点被他的造谣中伤给毁了,小过想想方捷这种人也只能这样了,少惹为妙,咳,回国有回国以后的问题,不过还是要回去,先让母浯这个身体中的器官正常动作起来内对付其它问题吧。在这里连母语都不能上场,还演什么人生呢?咳,反正捞个被同际文学艺术节邀请过的荣誉,付出一个早期当哑巴的代价也算可以了,你愉快了吗?)
林角觉得说了这么一通话之后心情顺畅一些了,小心翼翼地在窗前看了一会天牢后就悄无声息地睡着了。 而方捷则想出了一个高招。晚上有空后就打电话与雅芳闲聊,闲聊中雅芳认为他和林角之间没有必要这样老死不往来。她说大家都是中国出来的作家,别让老外看笑话。方捷说老外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倒是充分表现了中国作家都是很有个性的。雅芳说难道这样才能表现个性吗?把方捷问得哑口无言。方捷换了个话题说在这儿没人讲中文真是太寂寞了,这三、四天以来除了跟你讲过一些话外,几乎没讲过话。雅芳说谁让你在美国四年不好好学英文的,瑞典或其它西方国家的人都会讲一引英文的。方捷说在洛杉矶有许多华人,根本不需要和美国人打交道就可以把事情全办了。
到了第五大,林角也给雅芳打了电话,理由是同样的没有人可以说话。他对雅芳说这么强占你的时间来说中文,真有点好笑。雅芳答应在文学艺术节最后一天抽出时间来陪陪他,但条件足他要和方捷一道,因为方捷也苦于没人可以说话。林角支支吾吾地说与方捷有矛盾,她说肯定是你们臭文入之间的面子问题,都认为自己是了不得的思想家,而真正的思想家心胸没这么狭窄。最后一句话把林角说得哑口无言,但他把题放大,岔开到其它事情上去了。
第六天中午,全体参加国际艺术节的文学家们二十多人被马尔摩市的一位作家请到一家餐馆吃饭,林角和方捷仍然势不两立地分开坐,更甭提说话了,虽然两人都有想说中文的愿望。他们与其它国家的作家也没有说话,而其它国家的人都似乎找到了共同的对话语言,其中有英文、德文、法文等。而他们没有第二语言可以进行交流,这已经是很多天的事了。主持者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仙马尔摩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牛都放假不在学校,雅芳是在学校帮着整理中文资料所以是暑假惟一留校的中国留学生。因语言,只好打了势查宁典地说些简单无聊的话。林角看见餐馆墙上有个公用电话,就灵机一动地用电话卡给在法国的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他也知道方捷和他一样被憋得够呛,所以他打通电话后故意大声地聊着,无非是想气气方捷。可是没说几句,电话卡上的钱已用完,话筒里突然没有了对方的声音,但他顺水推舟地继续拿着话筒聊天,足足有20多分钟。方捷当然一直在听林角说话,因为这是房间里他惟一能听懂的话。后来方捷发现了问题,有电话卡能打这么长时间的国际电话吗?瑞典的电话卡有三种,30克朗、60克朗和100克朗,打国际长途用一张120克朗的磁卡塞进去,最多打十几分钟,现然林角是在玩花样气他。于是方捷就漫步走到离电话机不远的桌上拿饮料,正好能看见电话显示屏,显示屏亡没有克郎在减少的数字。他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林角知道力捷发现了他的诡计,就无趣地停止了对着话筒说话,慢悠悠地在把话筒挂回去前挤出一句再见。
方捷是通过雅芳与一个波兰作家进行对话的。这个波兰作家会讲一些瑞典语。波兰作家叫路夫。这也是他惟一一次与宋参加会议的作家进行谈话。他们谈到了作家流亡的问题,是路夫提出来的,因为路大曾在瑞典流广过四年。他认为流亡的感觉并不完全是政治性的,其中主要的还是文化,因为困惑的文化现象造成作家向往自由度更大的地方。方捷说,那么你流亡时不是因为你的书在波兰不能发表或被禁吧?路夫说,书是被禁过一本,但更多的原因是想到一个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去。可是,流亡其实是母语的流亡。你要把母语搁在一边,进行另一种语言的学习,后来我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所以我虽然在瑞典四年多,但只能讲不多的瑞典语,我还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形势变化后,我就回波兰了。方捷说自己还小知道要不要回国,因为美国虽说是英语国家,但依然有小范围的中文母语环境,母语的的失落感并不很强。路夫说那么你的母语的文化环境呢?方捷点点头说确实没有,因为新移民不关心其它的,只关心如何尽快地立足,而老移民的下一代又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说实在的,在美国华人圈里,所谓的母语文学情结仅仅一部分留在原来搞这方面工作的新移民身上,而这些人如果不回国,再过几年电就消失了这种母语文化情结。路夫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在美国呢?方捷回答说各有利弊,但说得具体一点,是想在获得绿卡后有许多方便,譬如山入境,譬如到其它国家旅游,如果没有绿卡就很困难了。这真是很具体的事情,也不得不这样考虑。路大听后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还简单地聊了些风俗人情的事,聊后方捷觉得舌头比以前顺溜一些了,心里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并后悔应该拉住雅芳再说一些,无奈雅芳有事要离开,撇下他和路大相对无语。
文学艺术节的最后一大雅芳到旅馆大厅找他们,因为安排全体作家到野外动转一圈。上千的时候方捷把雅芳拉住坐在一排上:而林角看着捷足先登的方捷摇了摇头,无奈地坐到后排上了。主持人很高兴地对雅芳能来陪陪这两个中国作家,并说要在艺术节结束后多付她一天的酬劳。
方捷把林角在餐馆打电话的事当笑料告诉了雅芳,雅芳则很严肃地说这是你们离开祖国又不学外语的悲惨证明。她劝他主动与林角说话。方捷用一种很有正义感的语气说,除非跟他吵架,不然是不会与他说话的。
雅芳回头看林角一人坐在两个位子的地方,就对方捷说,我到他那儿坐一会儿,你们俩真的很麻烦,比两个孩子还难搞。她芈到林角旁边,说,我都替你们难为情,全乍的人这些天宋都看着你俩谁也不理谁,中国人的不团结肯定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艺术节的主持人也对我说你们俩个人怪了。林角说,我不愿搭理他是有历史的了,也不想多说他以前在国内的臭事,反正我与他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宁愿不说话出不会跟他说。雅芳听到这儿,就分析了
一下他们的处境,并认为他们都不是什么值得她尊重的人。心想,牺牲这一天来陪他们真的很不值得。她想出一个主意,她想看一场戏。
到了一个风景点。主持人说一个小时后回到汽车这儿来,于是大家都三五成群地往风景点散开去了。雅芳对方捷说,林角骂你是个屎蛋,根本不配当作家。方捷一听,脸一阵青一阵红。雅芳又跑前几步,拉住林角说,方捷骂你是虚伪小人,是靠拍马屁钻入作家协会的。林角一听就站住了,等着往前走来的方捷。雅芳看到他们马上就要对上话了,就说咱们先到那边树林去,免得让其他人看热闹。于是他们隐入了一片树林。林角先开口骂了起来,方捷也不示弱地把嘴片子上下摆动,一场中文的对骂在发泄着这一个星期来的沉默。而雅芳则安心理得地在一边踱步,可惜没有一架录音机,不然录下来一定很有意思。她在他们的对骂中逐渐了解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因为他们都在互相揭伤疤,从互相数落的话题中,她感到这两个人都有点小家子气,但出于在国外对同胞的爱戴,便从另一方向去想这个问题,这另一方向就是母语的重要性。母语怎能放在心中不使用呢?一天不用还行,三天不用就好像得了病,一星期不用就将发疯了。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他们已吵了十几分钟了,看样子还不会停。她觉得他们也许不是在吵,而是在弥补这一星期来的闲置,他们更像两只一星期没有啼鸣过的鸟在比赛声音,也就是说他们真正在过瘾。
她拍了一下手说,你们可以停了,还有半小时去看那边的风景,不然没时间了。他们中断下来,望着她,又耳相看了看。方捷说风景不看了,要把问题吵清楚。林角也说,不看就不看。他还有好几件别人告诉他的关于方捷的事情没有清算呢。雅芳说,那你们打一架不是更痛快吗?林角说不能给中国作家丢脸,吵吵无妨,打起来就是国际丑闻了。而方捷说,你算中国作家吗?于是接着吵。
雅芳看看四处,发现有三四个其他国家的作家正往这边张望,并走来。她咳嗽了一声,但他们俩根本不理会她的咳嗽。眼看着一群人就这样走近了他们。这群人不解其意地在十儿米处站住了,因为他看见这两个中国作家相距不到一米地指于划脚说得激昂,而雅芳则低头站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眼中看来更像是一种辩论而不是争吵。其实这时候他们已在骂脏话了,在比赛谁的脏话更脏。雅芳不好意思地与远处的那群人打了个招呼。主要是想让林角和方捷知道旁边有人在听。林角转了一下头说,他们听不懂,接着就很温柔地对方捷说了句极脏的骂人活。方捷也笑回着回骂了一句。这可把雅芳逗乐了,这种笑嘻嘻且又很温柔地骂脏话确会让一些懂中文的人听起来像是要说什么笑话。
雅芳看看手表,说,过足瘾了吗?该往回走了,你们已经操练了50分钟了,也该握握手和好了吧,都是中国人,又是知名的作家,太小家子气了。
林角伸出了手,方捷很快地握了三下。三个人往汽车方向走去。上车前方捷说,明天反正就同美国了,和好不和好已经不重要了。林角听到后说,这是他说的惟一一句真话。雅芳只好摇摇头说,最起码你们俩过足了讲母语的瘾,只是没有几个干净的字眼,原来你们当作家就是靠这些脏字生存的,原来我还以为作家都挺高尚的,现在真是让我饱了眼福。他们各自入座后,一个刚才遇到过他们的丹麦作家作瑞典语对雅芳说,他们刚才是否在辩论一个文学主题?雅芳忍住笑,回答说是在辩论人种的进化。丹麦作家说,中国话听起来有节奏和音乐感,但是今天听到的与前几天他们发言的声调有显然的不同。雅芳说老实告诉你吧,他们因为一个星期宋没有机会说母语,所以今天在树林中练嗓子,其实他们互相根本不在意对方说什么。丹麦作家更好奇了,因为练嗓子给他了联想,他说是有一些演说家练习嗓子的,没想到中国作家都很能演说的,你常听他们演说吗?雅芳摇摇头说,他们的那种文学脾气我不喜欢。
最后的晚宴是组织者安排的自助餐,雅芳山为对这两个同胞作家倒了胃口,就在晚宴前冷冷地与他们分别说了声再见。这两人也知道没给她留下好印象,也就没多说什么,倒是林角从书包里取出自己写的小说送给了她。
主持者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后晚宴就开始了,方捷心情不佳地遇到了一个当地报纸的记者,可惜语言不通又没有翻译,只好被记者拍一张照片。而林角则躲在一个角落喝葡萄酒,索性喝个够,一觉睡醒就回法国了。那个记者举也跑来给他拍了一张,他向记者举了举杯,一饮而尽,算是语言不通的一种友好表示。记者也举杯喝了一口。
方捷眼睛一亮,发现门口进来一个中国人,看上去也是个留学生,就又来一次捷足先登,走过去用中文证实他是中国人。对方介绍他叫刘光,是刚听雅芳说有两位中国作家,一个在法国一年多,一个美国四年,却都不会法文和英文,今天是最后的晚宴,她让我过来陪你们聊聊天,我也是帮一个咖啡店老板干活,刚下班。互相简单聊了一阵之后,刘光也开始猛喝酒,解释说这些葡萄酒很不错,平时买不起。无奈方捷酒量很小,刘光就很有理由坐到了林角的桌边,在简单的介绍之后开始喝了起来,这一下使方捷又寂寞了起来。
主持人没有忘掉这两位中国作家,分别与他们碰了杯。看到刘光来陪他们,也就很心安理得地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们聊天去了。刘光与林角喝了一阵后把方捷也拉了过来。他宋前就听雅芳介绍过他们不和的事。但他假装不知地拉他们一起喝了起来。刘光边喝边聊他自己在这里的情况,渐渐地,林角和方捷又都发现了刘光也是一个在瑞典没人聊天憋得够呛的家伙,要不是他只有一年就毕业的话,也早就回国了。刘光也掩饰他自己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回国去发展的想法,还说了一大堆找不到女朋友的苦衷。林角说,雅芳心眼不错,还想着止刘光来陪陪他们。刘光说,与其说我来陪你们,不如说是你们陪我,我在瑞典三年多真是寂寞死了,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酒讲中文了。我虽然会讲瑞典语,但讲多了就累,因为舌头和脸部有肌肉抽筋的感觉。老实对你们讲吧,还是讲(世界语)最好,那就是多挣钱,用钱来讲话,你有钱了,就可以长期雇个翻译。林角问,你既然已经掌握了瑞典语,为什么还这样想?刘光说,你学外语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最后能得个学位找个好工作?好工作的标准就是挣钱多,所以,治本的事就是挣钱,我如果能不来瑞典混学位,我就不来了,每个人的机会有限,我就是这个命,看来要在瑞典拿学位后找个工作,如果瑞典找不到工作,就以这个瑞典学位回中国找一个稍好的工作,反正瑞典学位总比光有中国学位吃香吧?林角默默地点点头,并把杯一举,意思是让刘光喝。刘光喝了几口后拍拍林角的胳膊说,你们搞文化的有时太天真,什么是理想?你看天空吧,飞机能达到的上面全都是无限的,把理想再往上提一些也就是虚无了,为什么非吊在这段距离上呢?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讲商品和金钱不是没道理的,是人类的共谋,几个文人能对付吗?况且文人中又有几个不把自己往金钱的方向引呢?说句老实说吧,你和方捷也都是在共谋之中,只是拐了一个弯而已。以前的人不如现在的人灵活,才产生了卡夫卡和梵高,我认为现在的天才都是共谋的,因为只有共谋才能把理想曝光,死后成名的事是历史故事。把历史故事再去生活一遍的人我没有看到过,除非在高压之下。方捷问是什么样的高压,刘光摇摇头说,这你还不明白,像监狱‘样有各种人身自由限制的生活呗。老实告诉你们吧,我在国内就在监狱里蹲过一年,在囚徒中间也是有等级的,人是不可逃离本性的,还是喝酒吧,生活中谁不犯错误呢?只是有的人被抓住了,有的人一犯再犯也没有被抓住过。文学到底有什么用?许多人不看书照样活得高尚。林角说,这个高尚本身就是文化行为。刘光说,对对对,生活文学化不就行了,还写它干吗?方捷说没人写的话就没历史了。刘光支吾了一下,又去摆酒的地方拿来一瓶洒,显然是想一醉方休了。
1994年7月7日晚,瑞典南方小城市马尔摩,三个中国男子在国际文学艺术节的告别宴是喝醉了两个被送回了旅馆,一个被送回学校的学生宿舍。而第二天早晨,一个往法国,—个往美国,一个则往马尔摩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去了,二个人都带着更多憋在肚里的中文母语继续酿造着海外生活的耐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