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认识的诗人当中，有些写诗写出名，就做生意去了，好多年后赚到了钱，重拾旧好回到诗坛，但是大多都回不来了，人已归而诗魂不附，作品有而味道全不对，显然诗歌的精气神儿没了。诗歌创作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但叶匡政绝对是一个例外，他一边开着公司，一边舞弄着自己的文学创作。商海没有也不会伤害他的心灵，不但不会伤害，而且他就在现场，就在诗歌与文学的阵地前沿，在冲锋陷阵……读一下他这几年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大量的思想随笔与时评文章，你完全可以把 “诗人思想家”这顶大帽子，扣到他的头上。
我和匡政神交已久，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就彼此读过对方的诗，但从没有过联系。直到2003年的夏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包书，不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而是他出版的书——2001年他受诗人简宁邀请，进入了北京的出版行业。组建了一家图书公司，亲自担任副总，股东有邹静之、莫言、黄永厚等多位文化界名人。半年后，叶匡政在北京创办了合德堂文化公司，这是他自己开的个体出版公司,亲自策划选题并出版书籍。他不时寄来认为适合我阅读的书，有中外随笔集，有台湾大学的历史读本，还有当代思想史等。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每次寄给我的书中都夹有一封信，每封信用的都是一种古色古香的信笺，字体工整优雅，言辞朴素亲切。信的开头永远是：“马莉姐芳睐”或者“马莉姐玉览”。有一次信中有他的手机号码，我随手就拨了过去，向他致谢……至此，我们才算认识。那次电话交流，我们谈到了诗歌问题，很快，他就把他的诗传给了我。我不无期待地仔细的读，我发现，他写得很出色，以下短诗便是其中的一首：
整个白天，她都在拒绝自已
洁白的厨房，她摊开鸡翅
绿色的菜心。整个白天
她一边弄脏，一边清洗
显得毫不在意
到了晚上，她停下来
黑暗泄露出陡峭的内心
整个夜晚，她的双手又空又冷
整个夜晚，她把软弱的枕头
翻个不停
——《生活》
把生活的琐碎与一个女性“陡峭的内心”的释出，叠加在一起，呈现了人在平常日子的担当中所承载的重复性和细碎性，以及生活本身的毫无意义就是意义——即存在的无奈性。表现琐碎的生活和无奈，却无妨结体的雍容和修辞的雅致，颇见出诗人的底色。
通过对匡政诗歌的阅读，自以为对他精神走向有了把握和洞悉，但事实却不然。2007年夏天，当我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刊）读到他的长诗《“571工程” 纪要样本》时，我有些惊讶，我不得不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最奇特的一首诗，一如他在诗前小序中说的，《“571工程”纪要》是他看过的最奇特的一个文本。虽然他强调“这是一个文学实验，没有任何政治、历史或其它方面的目的，也不牵涉对任何人、任何事的重新评价”，但是，把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判决且至今不能触碰的政治文本，变成一个可诵可叹的诗歌样本，怎么可能像尝试一次先锋性写作那样简单呢？我看不然。他在触碰政治！自“文革”结束继以“告别革命”之后，文学尤其是诗歌对政治已噤若寒蝉。这很犬儒！大作家笔下无禁区，你看雨果，你看索尔仁尼琴，你看帕斯捷尔纳克……让我心仪的不是文本互动的转换，而是诗人还思考着中国的政治命运。仅仅这一点，就值得向他致敬。
后来，我们在电话中经常交流，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中国上世纪共产党闹土改的那段历史。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政治研究。他竟然要一个问题一把锄头地挖掘和深究。我佩服他的勇气和学术情怀——这在一般诗人是没有的，我当即请他在我责编的《南方周末》写作版开专栏，他爽快地答应了。那天上午，我们短信往来一起琢磨专栏的名字，他发来好几个让我选择，我都没有看中。直到两三天后忽然想到“非战国策”这个名字，我发短信告诉了他，他说好听极了，仿佛有了巨大的写作冲动，很快一篇接一篇地写来。文章见报后反响很大，他经常把读者的反响链接过来，让我了解。专栏开得如此成功我很高兴，我更高兴的或曰深慰我心的是，他的文章总使我有一种洞见历史真相的讶异——那段历史原来如此呵！
今年春天，媒体出现好几桩揭露“文化老人”事件，尽管揭秘者自有其正当理由，但我总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妥？我想了半天，似乎又难以找到确切的理由反驳，于是我和匡政在电话中交流，我发现我们的观点重叠的地方大于交叉的地方。很快我就读到他写的题为《不要急着责难黄苗子“告密”》的文章，我惊讶他把我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表述得那么严谨、中肯、清晰而富有逻辑性。在这里，我非常想把他文章中三段最为精彩的段落抄出，广而告之：
其一：“给一个人或一件史实，简单地贴上善恶的标签太容易了，但在我们没有获得那个时代大量文献的情况下，在我们没有充分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境况前，这种随意的评判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失之偏颇。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最为睿智的思想家，也不敢肯定他们所奉行的评判标准就绝对公正。”
其二：“请不要责难文怀沙，也不要责难黄苗子，与其空洞地去责难这些当事人，不如更多地追问一些历史真相。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还原真相。这些文化老人为何不出来辩白，为何不出来说明当时的真实情状，这是值得我们追问的。文怀沙坐牢肯定有文怀沙的苦衷，黄苗子告密或许并非自愿，在这些‘不端’的行为后面，还有什么更为曲折的内情和背景？我想每个老去的文化人，都想将一段稍显清白的历史留在人间。”
其三：“个人的行为，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而历史事实，更多的是指当事人的心理事实。我们只有对那个时代的史料、人的精神现实和生活状况，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才能对一个人的行为做出比较符合史实的判断，才能发现那些左右个人善恶的特殊时代原因，才能触摸到那段历史的真正脉络。有了对那段历史的认知，我们才可能清晰地认知我们这个民族，认识到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
我从来认为，一个诗人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他的诗歌必灿然可观。
2006年叶匡政写了《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在文坛引起巨大的轰动。有意思的是，一个叫安迪的画家画了一幅题为“文学刺客叶匡政”的恶搞油画，上面画有王安忆、韩寒、郭敬明、余华等人，他们聚在一起，而叶匡政则像李逵高举板斧，要砍向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否定他们的在场或曰活着。据说这幅尺寸为60×90厘米的油画，根据一次点击一元钱的规则，油画卖出了6846元。更有意思的是，购买这幅油画的人竟然是我的朋友潘洗尘，他早在上世纪还在读书时就已蜚声诗坛，现在是诗人企业家。他出手购买这幅恶搞油画，原因据说它是“迄今为止第一幅以当代重要文学事件为题材的油画，是2006年多事之秋的一个缩影”。
一个诗人在他的创作中，能把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中的某一个要素，发挥到极致，就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了。而匡政试图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重归“文史哲”兼通境界，在今天这个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俗流中，这对许多人来说实在是强人所难，然而他似乎做到了。
在文学的现场或前沿冲锋陷阵，这样的人“正义的火气”特盛，恐怕不免有些粗糙、鲁莽、咄咄逼人吧？未见其人之前，我一直这样想像着他。直到2006年在杭州的“诗画印刷”笔会上，第一次见到他，我小小地惊讶了一下：才子叶匡政竟然是帅哥呢！
想不到这位在文坛上攻城拔寨的猛士，生活中却温文尔雅，处处为人着想，心细如发。我出差去北京，总会请他帮我预订一间下榻的客房。今年9月初，我和夫君赴京，然后又去长春。我们感到特别亲切且美好的是，想不到匡政居然是提着两只金黄色的木瓜来送行，这东西既不稀罕，也不当地和土特，它是我们南方的水果；匡政哪里会知道，它正是我们家庭中的平常所爱呢。在火车和长途大巴兼程去长白山的途中，在一个松林小站，于饥肠辘辘之时，我们将甜蜜而多汁的木瓜分而食之，吃了一个，再吃一个，哎呀，味道好极啦！
在匡政的公司来说，2006年并不是什么好年景，好几本书被点名，一些书稿出不来。但是这一年，他却在努力筹划出版我的《金色十四行》诗集，因为它的出版，我在2007年获得了首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北京的朋友们还为我举办了“北京之音·马莉诗歌朗诵会”，可谓好运连连，这是我此生感铭在心的。
“诗歌不需要历史，它需要的只有诗人。”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它是布罗茨基在悼念阿赫玛托娃的时候说的。它使我脑海常常浮升起一个画面：诗人的双手相互紧握，指尖传递着金色的光……这样的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尊敬和感念，在我们这个国度是如此地贫乏。
2009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