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到的第一首西川的诗是《南国的马》。那是当年我在替子庆抄写他评析这首诗的书稿时读到的，所以印象深刻。
1987年夏天，子庆应中国戏剧出版社之约写作他的第一本书《中国新生代诗赏析》，他夜夜伏案至黎明。我呢，则在他每写好一位诗人的评析后，帮他抄写，包括抄写所选诗人的诗。记得子庆选了西川的两首诗，他说两首都好，让我帮他选最喜欢的一首评析。他先朗读了《南国的马》，我听完了说：不用再选了，就这首了！
我非常喜欢《南国的马》，在这里再抄录一遍：
南国的马
梦见大雪封门
主人爬上床去
像熊一样冬眠
傍晚，母马生下
一匹小马
主人却不曾
提灯走来
于是三匹马
并排奔到雪原上
三颗亮星
在远方闪耀
清晨，那一路蹄迹
没有人认得
这么多年过去了，诗中那三匹马——父马、母马和小马，在南国清晨由于梦见了一场大雪而并排“踏雪嘶风”地出走，追寻北国之冬的意象，依然记忆犹新。特别是那刚生下来的小马，它能立刻如父母一样纵蹄飞奔吗？具有想像力的诗歌是超越时空的，哪怕在不同的年代读它，都能给人带来亲切的想像。
子庆认为这是一首“象征”诗，在“艺术上相当完美”。他说：“‘大雪封门’，这是何等凶猛的雪啊！这等大雪，断非平庸柔弱之辈所能梦见。它只能属于马，属于血气方刚的骏马。” 然而，“骏马逢庸主”。骏马落到这样一个“不作为”的“主人”府上，怎能不做那样的梦呢？不要说马了，人也是一样，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主人”不作为的社会、国家、单位体制里，那些想有所作为的人要么生活在别处，要么像马一样出走，志在四方。子庆紧紧地抓住了它在现实层面的寓意。这首诗在任何年代，在人类社会中，都不会失效，原因就在这里。有人说好诗也会过时，不对，好诗永远不会过时。唐时宋词就是证明。不但不会过时，而且还会历久弥新，越久越能应对时代的心灵现实。
1998年春，我在南周副刊《芳草地》版开辟了一个诗歌栏目。夏天，我去北京组稿。那天恰好是周末，我的朋友潇潇知道我来北京了，邀我在她的新家住两晚。我第二天就去她家了。她当着我的面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通知北京的诗友来玩，她在电话中对她的朋友说“马莉来了，现在就在我家，你们来嘛！”很快，中午，莫非、于贞志、谭五昌、余杰来了。下午，西川、岛子、原始人、刘霞来了。晚上，从上海出差来京的郁郁，也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川，他的头发很长，很乱，有点不修边幅的意味。那晚我们到附近的“老虎饭店”聚餐。大家在饭桌上东南西北地海聊，但西川不太爱说话，沉思默想，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的旁边，他只是低声问了类似这样的两句：“子庆兄还好吧？”“子庆兄在做什么？”我告诉他子庆正在开书吧呢，他说，“哦，他也下海了，真好，等我去广州就去你们的书吧喝酒看书聊天吧……”饭后，我们这拨诗人还在老虎饭店那个贴着大红“福”字的窗前合影留念。我身后站着的就是西川。
后来在2005年4月15日，广州珠江诗歌节“钟的秘密心脏”的朗诵会上，我又见到西川。但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的变化很大。毕竟八年过去了，诗人到中年，变老了，但是也变得好看了。他的头发还是那样长，还是那样乱。他依旧沉默寡言。
我和西川交往不多，但一直对他怀有某种敬意，因为他在做着海子和骆一禾死后的事情。“我们仨”——西川这样称呼他和海子、骆一禾之间的友情。这20年来， “我们仨”现在只剩下西川一个人了。这20年来，曾经有媒体让西川谈谈海子和骆一禾，西川觉得谈他们是艰难的，他说：“我和海子有很多想法都是从骆一禾那儿来的，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他一再说“这是我们仨的事情，我没法评价他们。”
“我们仨……”听到的人都会落泪的呵。
海子死后，西川为海子整理出版了《海子诗全编》，花了整整１０年时间！更为可贵的是，海子的诗集出版后，以及各种选本发表的海子诗歌，西川每每及时将出版社的稿费寄到海子的安徽老家，寄到海子的老父手中。
西川在悼念骆一禾的文章中说，“骆一禾是一群人，他脑子里想的是别人，这样的人，有伟大的性格，伟大的力量，昌耀也是这样的人。”西川这样分析骆一禾和海子：“海子有很多尖锐的地方，骆一禾也有很多尖锐的地方，但大家不太知道，骆一禾是一个‘众人’，海子是‘一个人’，这是他们俩的区别。骆一禾看到的世界比海子更广阔，他看到了全世界。” 这话我很认同，的确诗人大多自恋，但大诗人不这样，不会仅仅局限于自恋。
西川在骆一禾死后10年，曾写过一篇长文纪念他，在文章中他这样追述骆一禾其人：
“对于诗人骆一禾来讲，二十世纪中国最后的10年，将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最后的10年，我们将面对新世纪的曙光。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就高迈的诗歌、宽广的诗歌，必要求诗人以其人格的力量做后盾；屈原、鲁迅，所有属于开辟文学未来的人们，必要求其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同一：这是由于，就纯文学领域而言，我们目下的种种努力无异于空谷足音，60年来我们可资汲取的新文学财富不多－－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前者不是太过丰盛，而是较为苍白。一禾从他开始文学思考以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1982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所谈论的关于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事。这个同时兼有道德和哲学寓意的宗教故事见载于《新约》的四福音中。‘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七十二节》）一禾以这个故事来说明人格的问题涉及信仰。由于他对诗人天生的弱点、矛盾和高尚的了解，他首先升华了自己，同时带给了我们强大的光照。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禾是我的良师，1980年以来我受益于他，以至在他病逝之后我竟觉得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象他这样近乎完美的人，以至我竟觉得真实的他此刻依然上升，而我们这些留在大地上的人，不过是一些幽暗的身影，出没于街头巷尾，纸张书籍之中。”
至今读来，我仍为西川这段话而深深感动。这种感动，不是因为他对骆一禾作了如何高尚的描述，而是因为他对骆一禾的惺惺相惜的深切友爱，这种感情是高贵的。高贵的感情背后都有理想的认同。而这在今天——经过革命的淘洗，物欲的堆积，这样的情感早已变得日益稀缺了。
我在想，骆一禾和海子同样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有西川——有“我们仨”。
我最近在书架上翻到西川10年前出版的一本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我发现，我曾在两段话的下面划了提示性的下线，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两段抄录在此：
其一：“一个以诗歌为装饰或游戏的人，不可能像骆一禾那样切实体味到‘诗歌的深渊’。在那巨大的深渊里，这个勇敢的人搏击，翱翔，尽管有时恐惧，有时感到孤独，但最终不畏天忌，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形而上的上帝的秘密，表现出人的正直，并为此付出代价。”
其二：“我把一禾的死看作中国健康文学的一大损失。有他存在，就有一种尺度存在。我在这里回忆的，不过是一禾全部思想的万分之一，而且不能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它们有些已随一禾而去。”
多年来，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一个伟大的文本是怎样的人写出来的？如果一个诗人的文本很灿烂，但是他的人格是黑暗的，你大可以怀疑他的灿烂文本是虚假的，虽然它的灿烂让你心花怒放过，但它的芬芳不会持久。因为文字是诗人的血骨。这是一点也假装不得的。
我还常想，在一个俗人争当官、诗人争出名的把一切都物化和量化的时代，我们还能记住什么呢？我们好自为之吧。像帕斯卡尔说的那样：
“目光脱离自己周围卑微的事物吧。”
“我们不再攀登高位，而攀登永恒。”
2009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