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朋友其实不必相遇，也不必相识，却已然相知。
1988年春天，当时在香港《文汇报》当记者的诗友沈宏菲君，背着一个巨型相机来找我，约我到流花湖公园拍一些生活照，然后到东方宾馆的食街聊天，我们吃着香蕉船冰激淋，聊起了诗歌现状。他告诉我南京的诗人韩东他们正在以“玩诗“的心态写诗，告诉我他自己也在“玩诗”，玩得挺过瘾，还对我写诗过分认真狠狠批评了一番。我们面对面地吵起架来，我说我不相信韩东在“玩诗”，我说我非要写信问一问韩东不可！
事后我并没有写信问韩东，因为我不认识韩东，只知其大名而已，只在朱子庆当年编著的《中国新生代诗赏析》中读过他的诗《山民》。朱子庆对他这首诗评价颇高：“假如没有从封闭走向开放，透出起飞的时代信息的现实土壤，中国诗坛是不会收获《山民》这样的诗章的……它就像一只从泥土中钻出而爬上高树的鸣蝉，朴素其貌，嘶哑其声，然而，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它没有一般哲理诗那种故作高深的岸然道貌，可谁能否认这是第一流的哲理诗呢？”由此我对韩东的印象特别好，仿佛我就是他的朋友，而不必见过其本人。
大约是在1996年初吧，朱子庆的“七星书舍”开张有一阵子了，生意虽然不好，但是名气很大。因为虽然九十年代商潮涌动，但人们仍然热情未减，尤其是对广州文化人下海办书店，人们感到很新鲜；还因为每周三我们的书店都举办学术沙龙活动，吸引了很多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朋友们来这儿坐坐，和我们聊天，或者到邻居的水边吧坐坐，和他们的老板聊天，然后再来我们书店买书。外地的诗人和画家来了，也会按图索骥地找到那著名的广州五星级厕所，然后转到我们书店。有一天晚上，子庆告诉我一会儿韩东来我们书店，大家一起聊聊天吧，让我不要离开。我就先把孩子送回家，因为已经10点了，孩子明天要上学。等我重新回到七星书舍的时候，子庆又刚巧临时走开了，店员说：“马莉姐，朱老师说他一会儿回来……”这时我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韩东。但是，虽然彼此早就知道对方，我们谁都没有主动跟对方打招呼、介绍自己。当时我在心里埋怨，子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临时走开呢？那样，他就会介绍我们认识的呵，我们就可以作为朋友说话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内心除了骄傲，就是矜持。韩东默默地翻看着七星书舍铺开在台面上的新书，而我在一旁整理着书架。我们背对背，没有说话。但是我的背后长着眼睛，感受着一个朋友的存在。冷静而苍凉，而不动声色。这是韩东给我的最初的感觉。
不久后的某一天，我在报社正在吃午饭，陈朝华来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上午韩东来我的办公室了，他还问马莉是在哪一间办公室？我就带他来找你，可是你不在办公室，韩东说没有见到你很遗憾呢……”陈朝华补充说：“我告诉韩东，马莉一般上午不来下午才来，你下午来马莉肯定在办公室的……”陈朝华又补充说：“韩东下午有空，可是韩东说还是随缘吧，不要刻意见面为好，这次没见到留着下一次吧，太刻意了反而会不自然……”我一听觉得韩东这人挺有趣，不无一点“高人”的味道！后来，有一天晚上，朱子庆在一本诗歌杂志中翻到韩东的一首题为《温柔的部分》的诗：
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
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
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
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
至少我不那么无知
我知道粮食的由来
你看我怎样把清贫的日子过到底
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
而早出晚归的习惯
捡起来还会象锄头那样顺手
只是我再也不能收获些什么
不能重复其中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
就像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
他在书房里高声地朗诵，我听着听着，像听到了诗人的哭声。
2006年5月9日，我去杭州参加第二届“不完整世界”之“诗画印刷”（诗人与画家相互切磋）的笔会，在那里又遇见韩东。那天是下午5点，在印象画廊举行诗歌朗诵会之前，我在印象书店看了一会儿书，出来时正巧韩东进来，我们劈面“相撞”，互问“你好！”然后擦肩而过。这，或许就是君子之交？
无论是否君子之交，我们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
有一年，我在信中对他说：“你的随笔比你的小说要好，你的小说又比你的诗歌要好……这样说你别生气！”韩东回信说：“你怎么看我的散文、小说、诗歌都成啊，怎么会生气？很有道理的。”我乐了，他不但没生气，还认为我有道理。
有一次，我告诉他我很喜欢他的《天气真好》和《微笑》两首诗，想发表在写作版的“诗歌在线”专栏上。韩东回信说：“这两首诗都是我最喜欢的，你的眼睛很‘毒'呵！”我又乐了，夸人能这样夸的吗？把写有“毒”字的花送给别人？
还有一件很荒诞的事，也与韩东有关，我至今没告诉过韩东：1995年夏天，我在征得老主编左方先生的同意下，在《南方周末》报的“中缝”开辟了一个诗歌专栏。我选发了一批当代优秀诗人的诗歌作品，韩东是其中之一。但是不久，有关部门的一份内参点名批评了我在中缝所发表的诗歌，说那些诗歌格调低俗、淫荡，那个官员特别点了韩东的名字，还把他的那首诗中的句子断章取义地批评了一通（话说得实在难听，这里就不照录了）。主编例行公事把那份内参贴在公告栏上。后来，迫于上方压力，主编把我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诗歌园地，一锹铲灭了。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之所以没有告诉韩东，是因为觉得，把这样一件荒诞的事说给当事诗人听，只能构成一种伤害。
韩东绝对是一个“认真主义者”。他曾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他的写作状态：“我在修改那个劳什子的长篇，有时候改得想吐！”还说：“我是一个工作狂，只不过是只做一件事的工作狂。”我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玩诗”呢？
韩东的散文的确写得好，我曾约他为我责编的写作版开个不定期的专栏，他很快传来一组稿子。我读到了其中一篇《苦命的鱼鹰》，感动得只有沉默。文章写船夫白天打鱼时把鱼鹰们带上，打完鱼就把鱼鹰们往架子上一拴，鱼鹰的脖子被勒住，只能吃小鱼。人们利用鱼鹰捕获大鱼，但又非常地讨厌它，甚至都不吃它的肉，因为它的肉腥。一只鱼鹰的寿命大约二十来年，二十来年就是没死也不能抓鱼了，就这么挖一个坑将它埋了。韩东感叹：“二十年的时间，就是一块石头也能捂热发烫了啊！”一个有着这样一种悲天悯人情怀的诗人，怎么可能“玩诗”呢？
说韩东当年“玩诗”，我至今匪夷所思。
韩东在给我的信中称朱子庆为“朱子”，我认为这种称呼很好，是一大发明。“朱子以前竟然没人这么叫他吗？我觉得他就是的！”韩东说。但是韩东却不喜欢被朱子庆喜欢的那首诗《山民》。我曾在电话中问他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早期的这首诗？他的理由很充足，很坚决，也很逻辑，但是，我全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夸我那一句：“你的眼睛很毒呵！”
他一再说起“何时来南京？我请你吃饭聊天吧！”2006年2月中旬，我要去海盐见朋友，出发前，我告诉韩东我要去杭州……韩东回信说：“去杭州好啊，按理说我应该邀请你来南京转转的，可惜我正紧张着呢，在准备下一部长篇，还有两星期就开稿了，还有极多的事没做，你来可能只能见一面，还是不邀请的为好。实在遗憾。愿你一切好！韩东即日”
哼，这个人！我又没让你邀请我去南京！
即使你邀请我去，我还没时间去呢！
那次我真的有点生气。
(2009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