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71 ] 中国诗人肖像：于坚
布面油画／ 尺寸：50×40 CM
1987年夏天，朱子庆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当时兴起的新潮诗歌——第三代诗人诗歌，写作一本阅读赏析的书，书名叫作《中国新生代诗赏析》。他把所选之诗一篇篇展开，认真地细读，然后写成初稿，再让我来帮他抄写在稿纸上。我抄到于坚的《四月之城》时，仿佛被诗句点燃，眼前竟一束一束地明亮起来：
四月之城在高蓝的天空下嚼着黄黄嫩嫩的阳光
四月之城裸露古铜色的手臂打着阳伞在暖风中散步…………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于坚的诗，就像阳光打在身上和脸上一样炽热。朱子庆在评析的结尾处说：“一个隐约而深远的境界，使读者的想像有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意念完成了，意境还在展开……”从那以后，无论见到或没见到于坚，我对他的印象都无法改变了，这就是黄色和铜色两个意象：“黄黄嫩嫩的阳光”和“古铜色的手臂” 。
2001年夏天，7月27日晚上9时许，我和子庆带着放暑假的儿子安安，登上广州至昆明的1165次列车，去云南度假。第二天下午3点多到昆明，我们的朋友李森开着小吉普来接，把我们安排在云南大学的宾馆。在来云南之前，我给于坚打过一个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去云南玩！”于坚在电话里说：“你要来的话就要准备好多天的时间，因为看云南是不能走马观花的。”还说：“你一定要去看虎跳峡！”在云南的那些天，李森、杨杨、海男、坤红、陈川分头带领我们到各地游玩，去石林、丽江、中甸草原、小脚女人村、通海、剑川、虎跳峡……大约十天后，我们又回到昆明，我在电话中告诉于坚“我回来啦！”于坚说：“去了虎跳峡没有？”我说“当然去了！”于坚说：“好，我们要见一下！”第二天，杨杨带路，我们到了约定的地点金马碧鸡牌坊，远远地，看见于坚和他的一位朋友，站在牌坊古老的漆柱下面，等着我们。
于坚说：“远远地看见一个高个子光头穿中式衣服的男人，心想那是子庆吗？子庆以前不是这种装束的。走近看果然是子庆！”于坚也穿着一袭中式衣服，于是两位 “穿中式衣服的男人”相互握手、拥抱。于坚不住地赞叹穿在子庆身上的中式衣服并且很在行地说：“这种中式服装太好看了，马莉你洗它的时候甚至不能手洗，只能干洗，而且一定要干洗！……”
于坚向我们介绍他身边的朋友：“这是费嘉，也是诗人，诗写得也很出色……”我当然知道费嘉，在朱子庆撰写的《中国新生代诗赏析》里读过他的《狩猎》诗(“是男人都要跟着猎枪进山来 \ 留在家里的是那条温柔的炊烟”)。于坚又对费嘉说：“我和子庆马莉是老朋友了，八十年代我们就认识，子庆是第一个肯定第三代诗人的诗批家，是当之无愧的新生代诗评家！”子庆直说：“惭愧。惭愧。”有一段对话我记清清楚楚：
于坚问：“你们的孩子呢，为什么不带孩子来呢？”
我说：“让他写写这几天的日记。”
于坚说：“让他写作业？太残忍了！”
我说：“是他自己想写……”
于坚说：“肯定不是他自己想写……”
我说：“是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
于坚说：“学校布置，父母配合……肯定不是孩子自己想写！”
于坚的反“单位体制”的思想与他的《零档案》、《为一只乌鸦命名》一脉相承，渗透到骨子里，又弥漫在细节中，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一个据于坚说很有民族特色的餐厅，我想不起它的名字了，印象中大堂里摆放着很多盆栽的热带树木，每一个餐台用各种绘画的屏风隔开，很多穿彩色民族服装的餐厅服务员站在周围。坐下来，于坚让费嘉点菜，“费嘉，你来点菜，点一些好吃的清淡的菜。”来这儿吃饭的人不多，很快上来了七八道色彩斑斓的云南风味菜。
席间，费嘉说：“我早就认识你和子庆，也读过你的诗歌，早在八十年代就听吴曼华讲过你们二位呢！”
吴曼华是我们中山大学的师妹加诗妹，云南人。
说起“八十年代”，不说则已，一说大家就感概貌万千！于坚反复说：“八十年代真是一个浪漫的年代！”想当年呵，我们都是八十年代开始写诗的青年，都有相同的背景和思想，于坚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诗人：“八十年代的诗人就像一群地下党搞秘密活动，被人视为‘敌人’。那时我们这些诗人都是诗歌疯子，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走到哪里只要一说自己是诗人，大家就坐在一起吃开来了……”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我虽然不喝酒，但我提议为这句话而举杯。
说起八十年代写诗的朋友，于坚问我都和哪些诗人联系较多。我说主要与成都的廖亦武，上海的肖开愚、郁郁、默默，与孟浪、吕贵品、宋词、陆健、马永波等诗人有通信来往。我回忆着1987年夏天，廖亦武、肖开愚、郁郁等诗人来过我们家的情景……于坚感叹说：“八十年代末，我差一点就来广州了，如果那时候我来广州，我也一定会敲开你们家的门。那个时候全民都是用公用电话，家庭中有电话的很少，但是我如果来广州，我一定要来找你们二位……”
于坚说话时音量比校大，因为他耳朵不太好，安装了助听器。他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一年一个叫黑子的诗人来要钱，于坚没有给他，并马上打电话告诉费嘉，要他小心不要上当。费嘉放下电话就听见敲门，打开门来看，那个叫黑子的假诗人已经站在了门前，并且冒充诗人西川要钱，费嘉就给了这位假西川40元。后来这位假西川又去敲海惠家的门，海惠信以为真，又给了那个假诗人100元。我也给大家讲了一个假诗人要钱的的真实故事。也是八十年代末，一个叫严杰的人来花城出版社找子庆，说自己是诗人，刚下火车钱包被广州的小偷偷了，要朱子庆给他钱。朱子庆明知他是不会还的，但还是给了他100元。这个人不懂知恩图报也就罢了，没几年竟然又来出版社找子庆要钱，仿佛要上瘾了。那天恰好子庆不在办公室，这个人就跑到报社来找我要钱。他赖皮地说，“我叫严杰，是朱子庆的朋友！我今天一下火车钱包被广州的小偷偷了去。”我一听就想起来了，我说你还欠朱子庆100元呢！我说这钱我们不要你还了！那个人死活不肯走，我只好又给他50元，他才离开。八十年代中国人的工资不多，我每个月的工资加上稿费才300元。所以100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八十年代是一个后神圣的年代，是诗歌精神光芒四射的年代，几乎所有写诗的人都有一颗兴奋向上的诗心，“以诗会友”是我们的行为艺术，大家没有或者还不懂得功利之心，好多诗人都是在报刊上读到某个人的一首诗或几个漂亮的句子，甚至一个新鲜的意象，便口口相传，开始寻找并发生联系的。那时候的诗人太多太多，从北方来南方打工的诗人都是激情澎湃的漂泊者。那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用朱子庆的话说：“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说你是诗人，那么我们就是同志了。”那个时代的诗人几乎是惺惺相惜的，大家看到好的诗人和出色的诗歌就推荐给朋友，朋友又推荐给朋友的朋友，我就听见很多诗友向我说起过那些动听的名字，于坚就是其中之一。而我们也一样，很多朋友也是听到我们的名字，就来广州找到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我们，生活在诗歌中，生活在被诗人记忆和记忆诗人的相互热爱和相互尊敬之中，生活在明亮的眼神和热情的鼓励之中。
“我如果当年来云南，我肯定要找你于坚的！”我说。
八十年代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而八十年代的诗人呢？更是一个欲说还休、欲哭无泪的隐痛。于坚这样描述八十年代的诗人：“八十年代的诗人是一个很大的诗歌群体，第三代诗人的狂飙突进，这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奇观，几乎可以用 ‘空前绝后’ 这样的词来形容。第三代诗人与诗歌比现在要大得多，很庞大，第三代诗人与诗歌还没有被仔细和全面系统地研究。”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八十年代的诗歌理想主义，八十年代的深沉人道主义，八十年代最出色的诗人和文本，八十年代的精神宝藏，远远没有被仔细挖掘和研究，一下子就被后来的九十年代急功近利的文学商业运作和诗歌商业运作，以及风起云涌的全民各行各业的商业运作，覆盖掉了。这是中国文化最让人悲哀的历史一幕。
“八十年代真是一个浪漫的年代！” 我们只能发出这样的感叹！
周围穿彩色民族服装的餐厅服务员来给我们敬酒，他们用民族的唱腔唱道：“不管这酒好不好喝，你都要喝下……”唱完后他们上前来给我们一一斟酒。于坚告诉我他很会做菜，我有点不相信，于坚说他是美食家，“一个美食家不自己亲自作菜不能算合格的美食家。”这一点与子庆一样。“下次来昆明一定来我家，我炒菜给你们吃！”他说。
我们举杯。酒很甜。我觉得这是女人酒。我平时不喝酒，但这次我喝了三杯。可惜子庆在云南这些天一直高原反应，轻则天天低烧不能吃东西，重则腹痛腹泻，最痛苦的是在剑川，去看了急诊并且打了吊针……他一口酒也不能喝，我就替他喝，他菜也没有吃多少，我就替他吃……于坚很善解人意地说：“子庆你不用回答我们的话，你闭上眼睛听着就行了，能吃就吃一点，吃不了就休息一会儿……” 这些温暖细致的话触动了我的神经，这是于坚外刚内柔的德行，像于坚的诗歌，甚至比他的诗歌还有力量。
但是子庆真的很难受，我很着急，不知如何是好……
于坚说：“干脆不吃了，子庆太难受了！”
子庆忍受着说：“没那么严重……”
于坚说：“我去埋单，费嘉你带子庆去看病！”他几乎是命令着。
我们出来，在金马碧鸡牌坊前合了影。
于坚说：“附近有一个医院是昆明最大最好的医院，费嘉带你们去给子庆看急诊，我太太下午四点要出差，我得马上赶回家送她……我们后会有期！再见，马莉！”
于坚坚定地握住我的手，握住子庆的手，又补充了最后一句：“费嘉是我的好朋友，他办事，我放心！”然后骑着一个很高的旧单车，走了。
费嘉和杨杨扶着子庆去看急诊。他们跑上跑下去排队、交现金、取药……比我还着急。药费二百多元。在费嘉和杨杨面前，我就连付自己应付的药费也被坚决制止，我没有一点办法。费嘉这样说：“钱实在是一件小事，目前最大的目的是要全力以赴把子庆的病——他身体里面的敌人，消灭掉！子庆是来昆明病的，这不是子庆的责任，是昆明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全力以赴把他的病治好，把敌人消灭掉！”
这就是诗人。
这就是诗人的朋友。
（2009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