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色彩65 ] 中国诗人肖像：多多
布面油画／ 尺寸：50×40 CM
有一首《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的诗歌，没有读到它的时候想像它是怎样的河流，读到它的时候，先是被诗歌里面的韵律感动，但是读到最后一句吓了我一跳：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我的祖国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里我并不太舒服，虽然我觉得它有强烈的音乐感，但是这远远不够，远远没能最为出色精准地找准“我的祖国”镶嵌在这个诗句中间的贴切意象，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太紧密的感觉。我这样说肯定会招来大部分的人持有与我相反的观点。但这不要紧。因为诗歌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对诗人多多的好感。
2004年夏，旅居欧洲多年的朦胧诗人多多应邀回到祖国，回到海南大学任教了，这个诗歌信息在广州诗歌界引发了一个多多诗歌的“小热潮”。但是我仍然没有机会见到多多。直到2005年4月，在罗马假日花园举行的珠江诗歌节上，我上台朗诵了托马斯-艾略特的诗歌《荒原》片断，台下一片掌声，我走回来坐到我原来的座位上，当时多多就坐在我的旁边，他用双手搂住我说：“马莉，你朗诵得很好，但是你要再锐利一些，再锐利一些，才更接近艾略特本人……”他用他有力的双手摇着我的肩膀。他怕他的话伤害了我的自尊。那一刻我为他的仁厚而感动了。
后来我在想一个离诗歌比较远而离哲学比较近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诗人慢慢会懂事起来，慢慢会宽容周围的人群，包括那些开始并不熟悉的陌生人。我是说我。因为我是一个爱挑剔的人，哪怕一个小小的缺点也会逃不过我的眼睛，甚至会躲藏在这个由于自己偏执感受的有色眼镜里维护自己的自尊，但是多多在那一刻用他的仁厚，把我的不宽容拯救了，把我从前对他诗歌中小小的“祖国”那节的挑剔，重新修改了，事情就是这样妙曼，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诗人的宽怀。我相信在我的内心，神精与文本交相辉映呈现得最为出色的诗人，多多是其中之一。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他的《常常》那首诗歌，我看见并理解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多多：
常常她们占据公园的一把铁椅
一如她们常常拥有许多衣服
她们拥有的房子里也曾有过人生
这城市常常被她们梦着
这世界也是
一如她们度过的漫长岁月
常常她们在读报时依旧感到饥饿
那来自遥远国度的饥饿
让她们觉得可以胖了，只是一种痛苦
虽然她们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
她们读报时，地图确实变大了
她们做过情人、妻子、母亲，到现在还是
只是没人愿意记得她们
连她们跟谁一块儿睡过的枕头
也不再记得。所以
她们跟自己谈话的时间越来越长
好像就是对着主。所以
她们现在是善良的，如果原来不是
她们愿意倾听了，无论对人
对动物，或对河流，常常
她们觉得自己就是等待船只
离去或到来的同一个港口
她们不一定要到非洲去
只要坐在那把固定的铁椅上
她们对面的流亡者就能盖着苹果树叶
睡去，睡去并且梦着
梦到她们的子宫是一座明天的教堂。
（1992）
我由此能够肯定多多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至少是一位女性主义的维护者。这里我提请读者注意的关键点在于：是“女性主义”而非“女权主义”。一字之差但区别重大，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言：“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所以我说多多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有一次江苏诗人庞培来广州，我们一起吃饭，席间我们谈到对《铁达尼号》的看法，从庞培的所有言谈中我获得一个信息，我问庞培：“你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庞培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是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我笑了。
在男性诗歌的书写历史中，对于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男性诗人，我们女性诗人将对他（们）葆有足够的敬意！
2008年4月的同里诗会上，我第二次见到多多，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在苏州美丽的园林退思园里拍照时，多多说，“我和俩美女合照一张吧！”于是他左手搂住我，右手搂住潇潇，还瞎话累牍连篇，说什么：“要在过去呵，这就是俩妾啦……”我心说：“你招道啦，这可是在现在呢，是俩女子包下一个二爷呢！” 诗人多多，疯狂起来既像老国王，又像老小孩!
(2009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