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红

       叫晓红的真不少。我知道的少说也得三、五十个，认识的至少一打。铁磁一级的也有两三个。可这会儿我说的是宋晓红。

       五十年代在大雅宝，曾经住过两对“国际”夫妻。一对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贝雅杰和一位朝鲜女郎；一对是保加利亚的万曼和北京姑娘宋怀桂，差不多全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会儿，在东城根儿，不敢说是否惊世骇俗，简直就是耳目一新。

       每天一大早，家家有人在胡同里洒水扫街，漱口刷牙。宋怀桂一身月白色的布拉吉，脚着一双雪白高跟，“嗒嗒嗒”地飘逸而过，如烟如雾，我们这帮发小顿时两眼昏花。

       领我们在浮土里踢球的是李燕的舅舅李慧光。他少年气盛又爱国，这情景他绝对不忿。说：“挺胸叠肚，昂首阔步，自以为保加利亚夫人。”我们全体叫好。那会儿以为，除了中国全是外国。苏联是天堂，保加利亚是天堂的接壁儿。这伙嘎杂子，自此老远见到宋小姐出现，就一块儿起哄：“呦，呦，蛤蟆骨朵！”

       那会儿她甩着一根黑亮的辫子，从后边看确像蝌蚪。其实我们也清楚，人家就是好看。好看本身也吓人，我们只能远远地喊几句，埋头就跑，怕人家认出来。

       有一回，我可露了个大怯。那天我和沙贝、沙雷正好一拐弯儿，宋小姐就走在我们前边儿，她左边是贝亚杰右边是万曼。董家他们哥俩就将我：你不是邪大胆儿吗？你这会儿喊一声，就算你真有本事。我那天不知哪根筋错了位，突然，就冲口而出：“呦，呦，蛤蟆咕嘟！”

       宋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头也不回。可是万曼和贝亚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他们哥俩都笑得快晕了，我可傻了眼儿。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贝亚杰笑一笑用中文说：怎么？有意见吗？我们仨连忙边笑边齐齐摇手：没意见，没意见。绝对没意见。

       从此我们就不再起这个哄了，这两个留学生就和我们成了朋友。万曼比较内向，贝亚杰喜欢热闹，喜欢和我们一起玩，没事儿就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这捷克前国脚一丫儿踢过去，人家的后墙直呼扇，老太太一路嚷一路出来：怎么啦？上房揭瓦呀？一看踢球那位原来是位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老太太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踢吧。于是笑笑就算了。

       我觉着贝亚杰的脚头和那时名为“联一”的国家队后卫陈复赉的脚头一样硬朗，连在山东青年队踢过球的李慧光这会儿也一点不牛了。从此，我们院儿的足球，南小街一带所向无敌。

       一天，宋小姐从医院里抱回来一个洋娃娃。我们这伙好汉，全放下手里的玻璃球、洋画儿，用小脏手抹一把汗，静静凑过去看。全傻了眼了：那洋娃娃是活的，小脸白得气死牛奶，比她妈妈还好看，好看得让人喘不上气来。

       我们一下都变乖了，孙克一最庄严，他妈妈负责打理那个洋娃娃。这个娃娃就是宋晓红。自从有了这个洋娃娃，有事没事就往孙家跑。拿拨浪鼓、哗啦棒槌逗她乐。她乐，我们跟着傻乐；她哭，我们立马儿开溜。

       若干年后，宋怀桂从法国回来，当了北京马克西姆餐厅的总经理。万曼在杭州美院办了一个壁挂工作室。

       八十年代，晓红和晓松姐弟也到北京来了。后来无论是在双榆树候德健、程琳的小屋里凑份子做饭；还是和刘索拉、瞿晓松侃山，甚至和钢琴高手陈达、高鸣鸣去喝酒，我总是和晓红“出双入对”。每次我总是神聊海吹，她总是温温地笑。

       朋友们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她笑道：他总说小时候老抱我去买冰棍——红果的，我记不得了。

       她妈妈还记得我，一次在马克西姆吃饭。宋怀桂女士叫我出来，诚恳地说：“别看晓红有许多朋友，她心里真的只有你。”语气意味深长。

       那天我喝的忒多，还唱法文歌。在回程路上，鼓起勇气问晓红，是这么个话吗？她笑道：妈妈总是按自己的想象说话。没那么回事。我笑道：是啊，是啊，我也那么觉着。心里话：没戏。

       也好，说清楚了，就成了真朋友。这年头儿友谊更值钱。话是这么说，依然心里有时候会透凉气。

       秋风中，我们都骑自行车，常常你来我往。两家都是巴掌大的独门独院。都在长安街旁边，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还是那么好，我们还是那么淡如水。

       她的生活多姿多彩，变幻多端。也许这是她妈妈能量的一种辐射。你无法想象那时的光芒如何绚丽。即便如此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依然静如秋水。似乎，周围的眼花缭乱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大概是因为这个，我常常自然在不同的场合邂逅到她。大概这也算一种缘分。

       当我在北京饭店给贝克·麦克斯律师事务所干活的时候，就常驻在那儿了。那时，她妈妈又给北京皮尔·卡丹当总经理了。于是，自然而然晓红也常驻在那里了。

       她有时候到我这儿来看看，我有时候到她那儿去转转，大概还是我到她那儿去多些。她那边短不了美女俊男，那是中国第一批要去法国的职业模特们。那时，来回走动的是诸如“北京第一美男子”伍荣威、“第一女模”某某某等等。

       那景，让人目不暇接。我和她穿行于其中，似乎是两个飘忽着的影子，似乎是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人。自说自话，走来走去。灯红酒绿、红男绿女那么夺目的色彩，都无法给我们染色。

       她说话，还是那么慢，词汇还是那么少。但，这对我们的交流来说，已经足够。

       那会儿，我国只要有点和法国文化有关系的事儿，准有宋怀桂女士的事儿。也许她把那帮小模特给惯坏了。这会儿，他们就成心开始叫她宋大婶了。这不是恩将仇报么？孩子们说，这是我们尊敬她。一边说，一边偷着乐。可那会儿，并没有人敢当面这样叫她。

       我不会那么叫她，我还是叫她马丹宋。我觉得要是咱们打算尊重高贵的女士，千万别成心往老了叫。人家保养得年轻着呢。

       一不留神，估计是马丹宋安排的，晓红那么一个魂不守舍的人，居然进了《末代皇帝》剧组当美工。那年头，能进那个剧组可不得了。后来当过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在那个剧里演了一个监狱长。据说，那是中国艺术界步入世界影坛的象征。

       陈凯歌为了进入那个剧组，就千方百计挤进去扮演一个故宫的看门军官。一共就一句台词，说的时候还得给人下跪。说完了，那孩子就勃然大怒，顺手摔死一个白老鼠。凯歌就低下来头。演得跟真的似的。你想想，什么劲头儿。怪不得后来他拍的《霸王别姬》那部电影，掰开瓤子仔细看还有那部戏的影子。

       晓红到底不是凯歌，我估计她认真的时候，在别人眼里还是魂不守舍。拍完那出戏，也就完了。不但没偷学了什么艺，甚至都没看见她带回来什么珍贵的纪念品。她压根儿就是那么个人。

       有一天，她带两个人来找我喝咖啡，她一身工作打扮，老实纯朴。可她的背景却光芒四射，我赶紧揉揉眼睛才看清楚，原来是姜文和刘晓庆。据说，他们来这儿是为了电影《春桃》的事儿，要去法国什么的。

       那会儿，姜文和刘晓庆虽然已经出名了。可那会儿的腕儿，还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权。虽然打眼，可远没那当今大腕儿这么牛。他们都相当平易近人。也许，在晓红面前，人人全没了脾气。

       那会儿，没准在别人眼里晓红也是一号人物了。可她一点没变，还照样糊里糊涂，也不会就顺着这人物的惯性，玩儿点永久牌儿的。她没那脑子。也许，玩儿艺术的都是天生的飞鸽牌儿。

       一不留神，她没工作了。

       三下五除二，我都忘了怎么回事，她就进了我当时打工的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来当秘书。在别人眼里，肯定都晕了。还有人认为这是我的“周郎妙计”。当时，几乎所有的涉外大公司都在北京饭店。像晓红这样可以自由跳槽的人可不多，她跳到我们公司，这再正常不过了。

       晓红和我一起工作了好像很多年，也好像不过就几个月。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时间就漂浮了起来，似长似短。

       后来，她又去国际学校教艺术去了。后来她又去帮她妈妈搞“五朝服饰”的制作和展览了。她似乎是个隐侠，无论多大的事儿，她都举重若轻，无论多小的事儿，她都举轻若重。也许她压根就没有重心，或者她的重力概念和大家不一样。

       我一会儿和她在某个大饭店的咖啡里谈话，一会和她在某个北京胡同小饭铺聊天。在哪儿，谈的都是高兴的事情。一会儿跟她到她和小松的画室里，看他们拍的照片，或者他们设计的前卫图片。一会儿，在服装储藏室里，帮她翻看各类服装。她问我要不要一件法国的时尚衬衫试试，我说：不行，我这人只能穿国服。也不能穿你妈设计的古装，还只能穿现时普通的。

       她那时似乎永远走在我前头。几天没见，我和张辛欣、包柏漪她们一起去听一个毛头小伙子唱中国摇滚。人们说，他叫崔健，看他那么年轻像个中学生。拨拉着吉他深沉地低吼：“一无所有……！”人们告诉我，现在他的女朋友是个法国女孩。我一愣，忙问是谁。人们说，是晓红。可她没告诉我，后来也没有。好像也不是刻意回避，似乎我们以为我们早就谈过了。在我们之间，似乎没有这类话题。

       我们是真正的铁瓷。

       又过了几年，我们在南河沿儿邂逅，她说正要去一家茶馆去，听一个青年诗人的朗诵。他是她的好朋友。她热情邀请我一起去。我认识的诗人太多了，也太熟了。再说，这是我过去玩过的事情。那就算了。后来，社会就不稳定了。也许是由于写诗的人太多了。一天，她难过地告诉我，那个诗人自己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应该去听听他的朗诵，我的心真是老了。

       他叫海子。

       突然，万曼先生去世了。宋怀桂惆怅下来。晓红飞回巴黎，生了个女儿。我去巴黎看她，她抱了个小洋娃娃，活脱当年可爱的她。我和气地和她、和孩子她爹，细细拉话。巴黎第六区一个小小单元，电梯像壁橱那么大，可房间却布置成梦幻似的家。

       他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电影明星，可惜我没看过他拍的电影。我告诉他我以前还特别喜欢保加利亚电影，我还记得《穷街》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两部电影，甚至记得电影里的一些台词。这让他非常兴奋，没想到，晓红有这么个有趣的老朋友。

       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打算到印度去研究佛教和瑜伽。他对电影已经没有兴趣了。这对他自己来说的确很有趣。

       我忙问晓红，你呢？

       她说，孩子就是她最大的创造。这还是艺术家的想法，我听过别人说过类似的话。她说，那孩子叫万娜或曼娜，总之是万曼先生名字的回响。

       他们恳切请我和他们一起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我说不了。她怔怔地问：下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见呢。我说：不至于等万娜抱个更小的娃娃的时候吧。过去，我们似乎老在分手，都十分自然，可这次，她第一次似乎有些茫然。

       分手时，我们互相抱抱，比买红果冰棍那会儿还诗意。

       尾声：

       若干年后。连马丹宋都突然撒手走了。我们有十年没见了。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在楼下拐角有家法国咖啡，那里有羊角面包。你先吃着，我就来。我告诉她这几年，我已两鬓苍苍，万一认不出来，先在门口站站。我和你打招呼。她笑了，说：你不知道，我变成什么模样了。你坐着，我来认你。

       如今北京真是彻底西化了，连东郊小街的一家咖啡，和西方也没什么两样了。当年，连北京饭店的咖啡还都不对呢。怪不得现在人们不急于出国了。这里的灯光都设计过，柔和里还带点儿忧伤。也许，欢乐的人都去三里屯了。来这里安静喝咖啡的人，都有点儿忧伤。

       也许在灯光下，她稍微富态了点儿，脸真是没怎么变。我连忙说：你还真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她微笑地说：真不好意思，没让你上楼。我女儿正在选大学，这时候的女孩子脾气大、朋友多。弟弟刚从巴黎回来，要搞个展。现在只能住在我这里。如果请你去家里，恐怕连说话的时间和地方都没有。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沉着宽厚，她的话比过去多了。即便如此，她还是那样，慢悠悠地，不慌不忙。

       我问她，现在做什么。

       她停了停，才说：在整理妈妈留下来的几百套五朝服饰。那是她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梦。她走的太突然，生活和工作一下都折断了。我在慢慢整理，慢慢考虑。怎么把这几百套精致的服装，保存下来。也许，我可以做到。可是以后呢……下次回来，你一定来看我，我带你去看看。

       我说：一定，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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