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诗人高桥睦郎访谈
田原
田：1959年，您在21岁出版的处女诗集《米诺托，我的公牛》的后记里记述到该书收录了您14岁以后创作的作品。能具体谈一谈您是从何时、且是在怎样一种状况下开始诗歌写作的吗？您最初的写作是读了别人的作品受到了启发，还是自发性的亦或本能性的开始写作呢？
高桥：我的第一首诗大概是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冬天老师布置的作业。从这层意义上讲是老师强迫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年幼时被寄养在姑姑家，长期积累的独孤感得到机会喷发所致。上了小学四年级以后，每天上午的两小时自习时间写下了大量的类似于童话的东西。写诗成为一种习惯是中学一年级冬天之后的事。总之，在贫寒和孤独中，语言应该是能轻而易举供我玩耍的唯一工具吧。
田：我第一次读到诗人谷川俊太郎为您的第二本诗集《蔷薇树、假恋人》写的序文时深受感动。那的确是一篇有质感的漂亮序文。这篇序文让我再次确信谷川俊太郎不仅是一流诗人，而且是一流批评家。稍后，在我又读到1965年40岁的三岛由纪夫为您的第三本诗集《睡眠、冒犯和落下》写的序文时，真的很羡慕您。三岛和谷川都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巨擘，人和作品也将永远会被时间和历史记忆。谷川俊太郎为您写序时也不过30出头，当时，您和他是什么样的一种交往？这本诗集的序为什么不是别的诗人写，而是谷川俊太郎？
高桥：可能是在北九州上高中时，读的谷川俊太郎的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强烈的缘故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高二那年夏天，我把用铅笔写满了诗歌的笔记本冒昧地寄给了大名鼎鼎的诗人三好达治，没想到很快收到他恳切鼓励的回信，也许这也是对与三好的序文一起横空出世的诗集《二十亿光年的孤独》的作者产生亲近感的理由吧。大学毕业因肺结核病疗养推迟了两年，之后在东京的一家广告公司就职，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正值准备出版诗集的时候，去当时号称前卫艺术根据地的草月会馆电影院看电影时，在观众席里发现了诗人谷川俊太郎，就鼓足勇气上前做了自我介绍。我恳请谷川能否看看我的诗稿，谷川让我把诗稿寄给他，并答应写序，这就是诗集《蔷薇树、假恋人》里谷川序文的由来。这本诗集出版后寄给了一些人，其中接到三岛由纪夫的电话。他请我在银座的高级中华料理店吃饭时说：“谷川俊太郎的序文是不错，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别的写法写”。正巧，当时我正好随身带着第三本诗集《睡眠、冒犯和落下》的书稿，我从挎包里掏出书稿说：“如果您能拨冗赐序，将十分荣幸”。接过书稿的三岛随口道：“因为是我主动想给你的书写序，你可不能送我点心啊”。十天后收到了三岛的序。接下来的诗集序是由涩泽龙彦写的。现在仔细想一想，自己有着多么幸运的开始啊。尽管后来也有人把我嘲讽为（谷川＋三岛＋涩泽）÷3＝高桥。
田：在与您的个人交谈中得知您的父亲在您出生不久就去逝了。那么，父亲不在的少年时代您是怎样度过的呢？我总认为少年时代对于每一位诗人的成长都是十分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少年时代决定着诗人以后的写作方向和作品质感。
高桥：我出生后的第一百零五天父亲过世，第一百零六天大姐夭折。我二姐被没生育孩子的姑姑抱走。母亲把我交给爷爷奶奶去了远方的城市打工。因为爷爷奶奶工作到很大年龄，就用母亲每月寄回来的生活费的一部分把我托付给姑姑和别人家。在幼年绝望的孤独中，我学会了幻想和用语言玩耍。虽说每天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但大自然带给我的美丽记忆是无法忘记的。上小学前，母亲从中国天津打工回国，之后一直到我长大成人都是与母亲相依为命。但由于长久以来没和母亲在一起生活，所以我与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感。可正是这种距离感导致的孤独，引领我走进了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