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就鲁迅的文学生涯而言，在他试图寻找一种自我表达的适当方式的过程中，《野草》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这并不是说那一系列从评论到小说到散文诗的转折是有计划的，但人们可以从鲁迅为《呐喊》写的序言中发现，早在1921年，他已经对小说的未来心存矛盾了。从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是去推测鲁迅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好吧，要不尝试一下散文诗吧！”。反之，我认为事实上鲁迅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探索某种杂文形式，它简洁、精炼但又具备有力的批判性，而且《语丝》这个独特的写作平台为鲁迅提供了一个实验的机会。据称，孙伏园曾为《晨报》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学编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辞职后才创办了《语丝》。有关孙伏园辞职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其实是因为新出版商没跟他商量，便撤下了鲁迅的稿件，也就是那篇名为“我的失恋”的打油诗。投稿被撤的原因引发了争议，因为这好像是报社老板想与新军阀政府一致，拒绝发表鲁迅的作品。不难想象，孙伏园为自己及朋友鲁迅对此义愤填膺。事态继续发酵，一些原本由孙伏园负责的《晨报副刊》撰稿人决定创立一份新期刊，以便在上面自由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将杂志命名为《语丝》而没人能解释清楚如此命名的原因以及该名称的涵义，这反而早在杂志成立之前就已经为它定下了基调。但可以想象，在如此恶劣的出版环境下，鲁迅作为这份同仁刊物的创立者兼主要供稿人之一，早就对这份出版物的使命有了一些想法，它有可能是鲁迅自我表达的一个途径。此外，在《语丝》创刊后，它就刊登了鲁迅的两篇试水之作，后来被收入《野草》，其中包括《秋夜》。这意味着鲁迅在为这份杂志撰稿之前，一直在观察它刊登的文章及杂志的发展。
如同《语丝》本身的涵义一样，《野草》并不是一种清晰又连续的散文诗集，而是不同形式和实验的大杂烩。尽管如此，这些文章共同营造了一种氛围，创设了一种连续的图景——通常被早期的评论者称之为鲁迅的灵魂的“自画像”。此外，《野草》类似《语丝》一样，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的部分中国作家对小说的未来充满了高度的希望；另一部分更愿意从事散文写作（这当然并不局限于《语丝》社一个社团的现象）。也就是说，我认为《野草》是鲁迅对小说创作能继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催化剂已经失去了信心之后的一系列颇有成就的散文诗创作实验。
我要得出第二个结论，即在《野草》接受中存在的更多争议源于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种期待错位，它被称为“现实主义”。许多年前，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一书中对“现实主义”进行过颇为精彩的说明。我在这里之所以能够联想到这个观点，主要是因为刘大杰在发表于1928年5月的“《呐喊》与《彷徨》与《野草》”一文中作出的评论：
从《狂人日记》以后，至《彷徨》诸篇，作风一直没有变过。等到《野草》，才离开写实主义，很明显的现出神秘的象征的情调来。在《呐喊》与《彷徨》里面，作者很强的把握着现实的色彩，他的观察现实的眼，比任何人都要锐利。在这个社会里所发生的种种悲剧，作者通过了现实的个性，描写出来而得到成功。他对于社会的丑恶与人类的伪善，不加指摘的实在的暴露出来。到了《野草》，作者一切都变了。[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16页。]
在此先不讨论刘大杰为何没有发现《野草》揭露了社会的丑恶和人类的伪善。我想把此文与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放在一起，后者即便对更早期的小说也未曾持有赞许态度，实际上，它还将《野草》中孤独、绝望和坟墓这一系列的发展视作一种连续但令人惋惜的改变。
刘大杰的评论让我更清晰地了解到钱杏邨为什么失望的原因：至少在1928年的文章中，两人更关注鲁迅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其它方面。从两人的评论可以看出，显然刘大杰在鲁迅小说中看到了现实主义，而钱杏邨却在鲁迅小说中寻找现实主义，但却没有找到。这凸显出一个事实，即如果当时的作家在《狂人日记》和《药》等故事中发现了现实主义，那么很难理解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解释，而且若透过《野草》这面镜子，那么前两个小说集中收录的其它许多文章也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绝望寓言，仅带有一丝希望。我认为《野草》在文学史中被边缘化反而比《呐喊》和《彷徨》中的短篇小说被划分为“现实主义”来得更容易理解。首先，鲁迅小说中虚构的叙述者视作道德幻象的合法来源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孔乙己》、《狂人日记》、《祝福》和《伤逝》），他大胆使用的各种现代主义技巧，包括在《药》、《祝福》和《在酒楼上》中的使用的碎片化、省略式的表述，还有他在《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中经常故意不自然的、隐晦地使用象征手法和寓言。我们在这些元素中很难找到现实主义的痕迹。如果我们想给大学生解释什么是现实主义，那么鲁迅的短篇小说似乎不是太恰当的例子。
此外，人们普遍认为《野草》是“开启鲁迅哲学的钥匙”，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被广泛理解为《野草》是“理解鲁迅的抒情及虚构美学的关键”。鲁迅的小说就像《野草》中的散文诗一样含混、神秘并令人不快，只是在《野草》中，他提炼了小说中令人不快的情绪，并舍弃了传统小说中所有具有代表性的因素。现实主义应该呈献给读者的是一种透明的再现和现实，而中国的现实主义就像安敏成富有洞察力的解释一样，将文学的社会功效最大化了。鲁迅显然质疑那种认为文学会促进社会变革的乐观看法，梁启超、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及早期都在倡导这一观念，认为文学最终真正地促进或实现社会的变革。我认为鲁迅的写作始终体现的趣味和价值，是在其小说和散文中，鲁迅显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创造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既从未陷入错位或虚假的乐观主义的泥潭中，又不会向通常被称之为“黑暗力量”的势力屈服。虽然结果并不令人雀跃，但是从这一角度看，在《野草》中，鲁迅似乎将其在短篇小说中已经发展成熟的见解更深入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这点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钱杏邨对鲁迅的失望了，因为他的文章实际上宣告了一点，不管鲁迅的写作可能具有多大的进步性，他始终不是一位现实主义者。钱杏邨的文章只是为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做出辩护，而当时这一文类还未出现。这就是我之前提及的那个十字路口，有些人期望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能获得认可，而有些人却转向了各种形式的散文写作。大多数提倡虚构现实主义的人都无法接受散文，因为散文含蓄、超脱、幽默。毕竟，钱杏邨在文章的开始就声称：“按照几位老作家的看法，中国文学界似乎被他们的’幽默’、‘趣味’和‘个人主义倾向’所主导。”[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选自Kirk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6-288; 277.] 这显然是指林语堂，当时他在文学圈的地位还没有达到顶峰。但实际上，钱杏邨在讽刺鲁迅的文章中提及此句，而且大部分诋毁的文章——批判《野草》，而不是鲁迅早些时候的小说——都发表在《语丝》上，对于钱杏邨来说，这份杂志当时几乎可以与“个人主义倾向”划上等号。
即便在今天，研究“野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的奇特变化也颇有意义，每一个阶段都牵涉到对中国革命的不同理解、其所产生的障碍以及有争议的逻辑。这些争论将在文化及其他领域继续发酵。我们不妨以冯雪峰对《野草》的修正为例，文章首发于1955年的《文艺报》，1956年被修改为一本小册子。这次修正包括了对写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的重要作品《影的告别》的修改。像历史学家张梦阳所说，这种修正是一种“倒退”，因为这显然可以理解成作者对未来的中国社会有所保留。在一个公共话语经常发生左翼转向，而民众被鼓励去实现“中国梦”的时代，探询鲁迅《野草》的噩梦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孙静译
罗马兰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