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
发布: 2014-8-23 07:46 | 作者: 罗福林
不难发现，有人依然在思考“还有一棵枣树”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李长之却认真地对《野草》展开了批判性的评价。虽然如人们的预料，他一开始也轻率地评论了那两棵枣树，但他后来却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位重要学者，并为《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一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宗英和张梦阳：“编后记”，选自李宗英、张梦阳主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721-753页。]
我们可以把对小品文的态度视作评价《野草》的一种语境。如果现代小品文的演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野草》肯定是一个典型案例。用左翼作家联盟的角度看，小品文只不过是一股不务正业的作家们所推动的昙花一现的文学潮流，这些人未能肩负起中国现代文学的重任，将年轻作家带入歧途。然而，我们更应该从鲁迅全部作品和遗产的角度来审视《野草》，从而发现该文集中所有的卓越特质都得益于鲁迅的天才。我更愿意在总体上讨论小品文的重要性，发现左翼人士钱杏邨特意编撰了十六位小品文作家文集，以及左联对于小品文的盛行和刊载小品文的杂志所做出的最著名的回应，是由于他们试图创造自己的社会意识小品文类型，并将其发表在他们创办的杂志《太白》上。[ 有关我对《太白》的详细论述，可参见 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135-138.]
1945年，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共内战继而爆发，20世纪40年代尽管饱经战争磨难，但却涌现出一些评论《野草》的长篇文章，肯定了该文集的艺术成就。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某些批判方法得以形成，还能看到左翼评论家在鲁迅1936年去世后的几年中，试图再次热切地设法“补救”《野草》中所谓的虚无、孤独和绝望。如果想理解这一点，不妨看看1939年重庆文艺工作者精心策划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活动：他们就把《野草》中的独幕剧“过客”搬上了舞台。[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5页。]可以这样说，鲁迅的门徒胡风以鲁迅的作品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左翼文学理论，并在当时发表了《<过客>小释》，将鲁迅的作品历史化，认为这篇文章是鲁迅在1925年的自画像。当鲁迅创作“过客”时，他正居住在北京这座“妖魔鬼怪”的城市，从而发出了孤独的呐喊。胡风还认为，从外表上看鲁迅是位斗士，然而从作品的表达上却像个哀歌作者，二种角色相互依存，互为补充。[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6页。]共产党以此为基调，似乎解决了鲁迅作品中的艺术成就和激进思想之间的矛盾。
鲁迅也开始逐渐被塑造为文学巨匠。1940年，左翼诗人和散文家聂绀弩肯定了《野草》中的虚无、绝望和孤独，但坚称这些元素超越了平凡和真实，赋予它们一种崇高的或形而上的地位。对于他来说，《野草》是理解鲁迅的“觉醒”这一基本概念的关键所在。邵荃麟也延伸了这个观点，他在1945年指出，鲁迅并不是虚无主义者，也非乐天派，他只是表现出了绝望的必然性和极端的深刻性，这是每一位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在“思想向前突进”并“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以前，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从此可以看，已经不能全然否定《野草》，所以左翼批评家只能寻求更复杂的方式，在保留鲁迅的革命性的同时，来解释文集中的虚无、孤独和绝望。
另一方面，人们对《野草》的文字的鉴赏并没减退，反而因其已进入了课堂，成为作文的范本。杜子劲使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散文诗对读者所起的作用，其中甚至还包括社会作用：“像是风，像是雨……就像春风和春雨滋养着大地一般，散文诗为读者带来慰藉。它是“酵头”，能让冰冷的心的面块膨胀，就像钻头打进毫无生气的木头，就像浑浊的水中洒进白矾马上就会变得清澈。”[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9页。] 在另一段有趣的论述中，杜子劲借用了《野草》中的几句话来总结他的主观评论：“这是五四之后，用现代语言写成的第一部散文诗。[ 《野草》是否散文诗集的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即为何小品文不被看作散文诗。我并不是说有与《野草》类似的小品文，但像何其芳和李广田等京派散文家写小品文的时候，其中有种类似的倾向，即在朦胧的象征主义叙述中夹杂了强烈的寓言式表达。所以人们讨论散文诗的尝试的时候也应该把部分小品文创作纳入讨论中。我对北京学派散文家的相关论述，参见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139-167。] 这诗用现代的思想写出现实的悲哀与希望，我们分明听得他的孤寂的怒喊（借用英国乞斯脱顿对高尔基说的话）。我们读过之后，我们不愿意彷徨于无地，我们知道立论之难与奴才之不可救药，我们怀着 ‘希望’，追慕那叛逆的勇士，那掷投枪的勇士；那奔驰在冰山间的掘火的人，我们的心不住在燃烧着，因为‘他用了他的温热，将我们惊醒了’（借用《死火》中的话）。”[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9-30页。]
最后，从雪苇开始，评论家开始自觉地使用其分析的方法分析《野草》。1948年10月19日，雪苇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论<野草>：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两点：1）将《野草》里的文章分成不同种类；2）使用“内部的”和“外部的”证据（我们现在通常称其为“互文性”）从新的角度阐释《野草》。以上任何一种技巧都被后来的一位或多位评论家所使用过，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批判的传统正处于萌芽之中。雪苇的分类方法将《野草》分为两个类，每类都零散的分布在这本散文集中。一类文章表现为“从心境底‘阴影’的一侧面来解剖自己”，另一类则象征“号召战斗及直接对于黑暗底攻击”。后来的评论家将会把文集进一步划分为更多的种类，但是种类的划分从未背离过积极/消极之说，每个类别的文章也是零散地分布在文集中。与之相关的是，有人主张应该赋予《野草》中的某些文章以特殊地位，以便能将文集视作一个整体，对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此，上文提到的杜子劲认为文集最后一篇文章“一觉”可以作为后序。邵荃麟给出了直接的回应，他并未质疑杜子劲的建议，而且还补充说“这样的战士”是篇不错的“自跋”。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评论家在理解并阐释《野草》的不懈努力中，将文集分裂，本末倒置，重新编排，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鲁迅已经编纂好了，而且鲁迅原本做出的安排可能是有其深意的。
至于互文性，雪苇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只是想要将鲁迅从虚无主义的指责中拯救出来。然而我认为这些评价意义深远。在谈及“内证”时，他指出鲁迅在创作《野草》的同时，也在写一些振奋人心的杂文，如鲁迅在写《墓碣文》的时候，就写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与《补白》”。这不仅说明鲁迅在创作《野草》时所谓的绝望情绪实际上并没有击垮他，而且还将《野草》的写作放到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它比那些以偏概全的左翼人士所作出的历史化更为具体。雪苇的“外证”则是对其他中外作家进行了不太可靠的比较，他认为这些作家相互类似或是处境相仿，如十二月党人和亚历山大·赫尔岑（Aleksandr Herzen），以便通过类比来证实自己对鲁迅的评价。但是，这种研究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它不仅矫正了以前的错误评价，而且使阐释语境超越了鲁迅创作《野草》时的内心世界及意图，同时还避免了陷入历史简化论的误区。例如，有些支持《野草》的的左派评论者曾简单地认为，《野草》的意象和主题源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北京残酷的意识形态背景。直到1982年孙玉石发表了《野草研究》，我们才用相对全面的方式来看待这种语境研究。不管雪苇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改变的重要性，他的观点仍然看成《野草》阐释语境的颇为重要的转向。雪苇最后得出了具体结论，即虚无和孤独是《野草》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他说，以前有许多评论家“见树不见林”[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36-37页。]。另一方面，不幸的是，这也使得读者不再关注多数评论家视作理所当然的《野草》的意象、语言和象征主义。
总之，《野草》评论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方法，一方面认可鲁迅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依然完全在创作该文集的历史环境下去考察它的重要性。如果冯雪峰发表于1955年的文章可以被视作官方表述的话，那么政府对《野草》的政策依然保留了些许对鲁迅的批评，即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后辈评论者们不再囿于冯雪峰以社会主义的救赎目的来评论《野草》，尽管这一评论方式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然而，他们争论的是，哪些散文诗表现出鲁迅积极的斗争精神，哪些文章又被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所玷污了。60年代初的思想氛围相对自由，在此情况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王瑶写了一篇文章，试图将对《野草》的关注从意识形态分析转到它的诗学特点上来，但同时依然认为鲁迅对从革命中脱胎而出的新中国的前景持有乐观态度。[ 王瑶：《论鲁迅的<野草>》，《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1961年9月。] 除了提倡使用细读的方式进行阐释之外，王瑶还提出鲁迅在创作《影的告别》时，可能借鉴了陶渊明（365年-427年）的“形影神诗”，尤其是第二首“影答形”。[ Tao Yuanming, “Substance, Shadow, and Spirit” in Burton Watson, ed., 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6-128. 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 影答形》一诗原文如下：“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他还认为鲁迅的散文诗应该被解读为“写梦”。
1981年适逢鲁迅诞辰100周年，《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出版，其中收录了冯雪峰等人自1955年以来发表的文章。目前看来，改革开放初期新的社会环境似乎能够为《野草》研究带来新的发展。1981年的论文集出版后不久，几部研究专著就陆续出版问世。这些专著的篇幅都比之前的研究文章更为精细，因此能更充分的从细节上阐释每篇散文诗，甚至在作品里的每个意象上做阐释。然而，除了这种更为详细的破译，总体的阐释框架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二分法，承认还是否定希望，而且沿用以前的惯例评价《野草》中的黑暗，认为它要么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么反映了鲁迅自己精神上的懦弱和摇摆不定的个人主义。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即便王瑶早已在几年前就提出了“写梦”这一说法，却依然没人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野草》。
在这些专著中，孙玉石的《<野草>研究》（1982年）最为重要。孙玉石使用了文献研究的方法，以此确立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标准。他潜心研究当时的期刊杂志，力图重建《野草》的产生及其意义的历史语境。这包括追溯鲁迅受到的文学影响，如通过《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和《语丝》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这可以称为首次对《野草》批评进行的修正：作者站在批判的视角，再次审视了早期对该论文集进行的教条主义抨击所具有的缺陷，例如利用得钊发表在《列宁青年》上的文章，来探讨《野草》研究中经常出现的误读及其方式。同样重要的是，它还重新肯定了该散文集对黑暗势力的大胆对抗，认为这是激进批判的典范，既非冯雪峰之前的文章所说，把鲁迅的个人主义式的悲观或绝望，说成其所处的时代，或意味着鲁迅迷失于个人主义；也并不像王瑶等人无视《野草》的黑暗面，说鲁迅实际上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孙玉石延续了分类学的传统，但是舍弃了以往说部分文章比其他的更健康或更有革命性的观念。与之相反，他关注作者采取的不同立场：顽强的斗争、自我剖析和对社会的批评。他对“秋夜”一文开篇有关“两棵枣树”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指出枣树象征着顽强不屈，鲁迅一直强调两棵枣树，而非孤零零的一棵，其原因并不是大多数人指出的迂腐说法，即它表现出作者坚定的客观主义，因为作者的眼睛首先捕捉到了一棵树，而后又看到另外一棵。孙玉石的另一本著作《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最初于1996年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于2001年出版，该书对散文集中的每篇文章都采用了更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对近期的《野草》研究著作进行的回应。在孙玉石看来，这些著作皆故弄玄虚，过于主观。有意思的是，当王瑶指出《野草》“很难被人们理解”时，孙玉石却认为“它没有那么难以理解”。
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的研究成果就开始影响该领域的中国学者，其中最早的是捷克学者别尔查?克列布索娃（Berta Krebsová）于1953年在法国出版的鲁迅批判性传记。1956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 Berta Krebsová, Lu Sün: sa vie et son oeuvre (Prague: éditions de l'Académie Tchécoslovaque des Sciences, 1953. Irene Eber在其文章“Reception of Lu Xun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Politics of Popularization and Scholarship”中提及Krebsová时，做了有趣的论述，参见Leo Ou-fan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根据她对《野草》的阐释，核心矛盾在于外部的社会现实与内心的精神现实之间。从后来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观点在中国学界并未造成多少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几位日本学者用中文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有关《野草》的专著。例如，竹内好的《鲁迅》（中文译本出版于1986年）影响了汪晖等近期著名学者。[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第305页。] 与孙玉石类似，片山智行出版的著作“完整阐释”了《野草》中的24篇散文诗，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此书的中文译本。还有一些著作淡化了历史视角，强调作者的心理世界，为后来西方学者的杰出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李欧梵发表在《鲁迅遗产》上的有关《野草》的文章。
依据我掌握的材料，中国《野草》研究似乎忽略了原来刊载《野草》的《语丝》杂志，这一点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首先，《野草》中的24篇散文诗最初都发表在《语丝》上，这显然意味着该文集在结集出版前便是一个系列。虽然近期的《语丝》研究者都不愿意承认它提倡或象征了一种特别的写作方式，但我认为对其内容的进一步审视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这一点，但是我在自己有关《语丝》小品文写作的文章中，将这种写作方式概括为“漫游”[ Laughlin, Charles . The Literature of Leisure and Chinese Moderni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46-76.]。也就是说，实际上，当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出版氛围，其中越来越多的作家普遍渴望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现实，然而却不断地被阻止。《语丝》的创办者们至少代表着两代进步甚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决定创作短篇杂文，以更丰富的形式来反映更为多样的主题。这些文章很少直接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是通过幽默、象征主义、语言暗示等多种手段来隐晦地表达激进的政治意图，从而不断地维护他们作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批评家这一自我定位，鲁迅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并不是说他们具有一个统一纲领，亦或是具有对社会或文学的共同愿景，但是《语丝》的读者知道他们会在该刊读到什么样的文章。不管它是讨论某些语言学问题，还是研究民歌，亦或是一首讲述两位赤裸的带刀勇士永远处于“畏缩的对抗”中的散文诗，在某种程度上说，它通常都是犀利的或是具有启发性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有必要讨论“语丝体”（当时有人提出过这一术语），或是一种《语丝》所具有的独特写作形式，虽然参与这场讨论的《语丝》社同仁否定其统一性。文学现象可以发生并具有某些特点，即便造成这些现象的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它也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