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
2014年2月10日
鲁迅的《野草》（1927年）研究始终是一种对修正主义的研究。自1955年冯雪峰发表“《野草》”一文（《文艺报》第19期、20期）后，可以说，针对《野草》的“政策”曾一度趋于稳定：
《野草》是一部散文集，包括23篇文章，是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些文章创作于1924年到1926年间，当时鲁迅正定居北京。也就是说，当时他是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进行创作的。文章不仅充满斗志，表达出作者对黑暗势力的抵制与抗争，而且其中的思想和情绪也是对当时社会形势做出的回应。作品中还浸润着一种阴郁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思想中深刻而强烈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紧密相关，而且也揭示出作者对之前的时代那充满矛盾的世界观。此外，《野草》还收录了几篇晦涩的文章，这同样也是由于时代环境的缘故。在1931年出版的英文版《野草》序言中，鲁迅指出：“由于当时无法直言不讳，所以我的表达异常含混。”[ 冯雪峰：“野草”，选自《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695-720页；第695页。首次发表于《文艺报》，第19、20期，1955年。]
1955年后，中国对《野草》的研究逐渐兴起。1981年后，重要的研究论文和书籍大量出现。在本文中，我将聚焦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探讨该时期中国学者在《野草》接受过程中大相径庭的多种解读，并将冯雪峰的文章视作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该文引发了学者和大众对于《野草》的研究和讨论，至今依然堪称《野草》研究的重要文献。
鲁迅的这24篇散文（包括序言部分）创作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期间。在此期间，政治暴动接连不断，将五四运动的革命者和改良者区分开来，同时也令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分道扬镳。1924年11月，鲁迅、孙伏园、冯雪峰创办了《语丝》，这是一本涉及政治领域的非正式社会评论刊物，《野草》中的散文都在此周刊上首次发表。1928年春，也就是在《野草》一书出版数月后，激进左派开始批评鲁迅落后于时代，并将《野草》视为鲁迅完全缺乏革命信仰的具体佐证。这不仅表明了了鲁迅似乎想要抛弃纯文学创作，还定下了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被左翼人士（除了冯雪峰等少数支持者之外）边缘化的基调。
从这一角度看，《野草》似乎是鲁迅的艺术创作的终结。 他的批评者和支持者一致赞同该书不仅是鲁迅文化哲学的结晶，而且还涵盖了现代中国人的困境、语言的局限性以及斗争的无效性和不可避免性。然而，对于激进左派来说，如果说《野草》是深刻的，也仅仅因为它反映出鲁迅对他们所贬斥的“个人主义”的某种认可。在《野草》问世后不久，钱杏邨就于1928年2月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只讨论了《呐喊》、《彷徨》和《野草》。这一事件证明了《野草》的出版启发了钱杏邨。似乎当文学界正翘首企盼鲁迅的下次激进文学时，却遭遇了《野草》而感到失望。[ 钱杏邨似乎想要再进一步，于同年7月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名为“死去了的鲁迅”。在文中，他对鲁迅进行了更直接、更严厉的批判。]
此外， 从更深的层面来说，之所以无人从其它新视角解读《野草》，是因为毛泽东决定将鲁迅奉为激进革命的先驱者[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3.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多次将鲁迅塑造成一位中国近代传统文化荒野中的预言家，认为他为革命扫清了道路，并给读者带来社会主义的曙光。这在鲁迅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例如他笔下的狂人在古书中读到了“吃人”，但此类作品却不像《野草》一样富有含混的张力。然而，含混却是中国文化之美——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鲁迅几乎总被共产党奉若神明，这令他的作品全部妥善地保存，加上大量的注解，就像一部现代版《诗经》一样。因此，《野草》一直在读者中广为传播，悉心研究，顺理成章地证明了鲁迅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悲剧和暴力时陷入了消沉，将文中的讽刺意味和政治批判故意又巧妙地埋葬在噩梦般的黑暗中，以免政府审查所带来的麻烦。表面看来，也许阐释的政治色彩并不强烈，但实际上，对绝望与希望、行动与等待的深刻哲学思考却隐含着更重要的内容，即鲁迅在第一次统一战线失败之前，对民族主义政权进行的控诉。如果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不加限制地批判鲁迅，那么共产党后来为了将本散文集提升至革命文学的典范地位，就无法解释其中的含混、绝望、甚至是虚无主义了。
与此同时，有些从一开始就用英语研究鲁迅的学者们发现这本小集子的艺术美和深刻的思想性，例如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甚至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在其著作《天安门》中讨论了鲁迅作品中强烈的诗意想象。通过这些著作，美国学者开始了解鲁迅这位极度绝望的波德莱尔式作家。然而据我们所知，这一看法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流见解有所不同。直至改革开放（1978年）后不久，重读文学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重读鲁迅也自然成为了关注热点。
1928年，钱杏邨比较迅速地对《野草》做出反应，他的解读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过历史性的梳理，我们发现当时对《野草》的解读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然而，钱杏邨对鲁迅的批判令人如此震惊，以至于人们马上会质疑他的文章是否表现出一种近似不屑的焦虑，同时还会质疑当有持有不同观点的其它文章时，它是否真的具有影响力。
我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中国早期读者对《野草》的接受状况，包括以下几个问题：是否有人曾像以前的两代西方学者那样，由于该散文集中弥漫的诗意美及语言试验而对其赞赏有加呢？早期的评论家是否曾注意到鲁迅在散文中常用的形式元素，又为其赋予了哪些意义？左翼评论家对《野草》的抨击始于何时，其发展路径又如何，他们的批评具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最后，就像刘大杰在1928年指出，《野草》是否离开了《呐喊》和《彷徨》，成为从社会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折点？
我们现在能够关注早期对《野草》的接受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写文学史”的修正主义运动让学者回到更多的原始资料而重新评估很多以往的标准阐释。1979年11月，大型的鲁迅研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成果之一就是启动了一个项目，即收集自鲁迅步入文坛以来所有与其相关的重要著作。1981年适逢鲁迅诞辰100周年，李宗英和张梦阳主编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集》出版。[ 李宗英和张梦阳：“编后记”，选自李宗英、张梦阳主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第1119-1120页。] 在众多与《野草》有关的文章中，最详细的阐释是冯雪峰在1955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野草”。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1982年）就出现了一批研究《野草》的专著，包括孙玉石的《<野草>研究》，从而前所未有的开始了一股关注该散文集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其它专著还包括石尚文、邓忠强的《<野草>浅析》（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李国涛的《<野草>艺术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闵抗生的《地狱边沿的小花》（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李希凡的《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Berta Krebsová, Lu Sün: sa vie et son oeuvre (Prague: éditions de l'Académie Tchécoslovaque des Sciences, 1953) 。 ] 作为1981年鲁迅研究论文集的编者之一，张梦阳出版了一部长达三卷的《中国鲁迅学通史》（2002年），并使用了近170页的篇幅专门讨论《野草》，为重现早期的《野草》研究做出了卓越的努力。
毫无意外，在我们仔细观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野草》的评论文章的时候，它们大部分既比1928年钱杏邨在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做出的批判更正面，又比冯雪峰定下基调的中国主流阐释方式更肯定鲁迅的著作。首先，我们需要关注北新书局（由于《语丝》周刊迁至上海，因此它被北新书局接管）是如何宣传《野草》的。1927年刊登在《北新》周刊上的广告似乎能回答我在序言中提出的一些问题：“《野草》可以说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用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是一部风格最特异的作品。”[ 张梦阳：“‘野草’丛中探哲学——《野草》学史”，选自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1-168页；第12页。] 当然，人们不会从广告中看到任何负面评价，但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句广告词指出了《野草》的文类，并关注到了它的语言及哲学成就，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主要关注点，但却同时被左翼攻击者和后来的《野草》拥护者们忽视了。早在这本散文集出版之前，就有人对刊登在《语丝》周刊上的《野草》文集发表了评论，最为著名的来自章衣萍，此人和鲁迅都是语丝社的核心成员。1925年，他在《京报副刊》的专栏中评论了《野草》集中的前11篇文章，谈及自己与鲁迅在后者的院子里聊起有关斗鸡的事。当时鲁迅说：“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吧！”章衣萍认为，这种态度——“由他去罢”——体现出鲁迅对一切无聊举动的愤怒。章衣萍回答道：“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忍受）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含在他的《野草》里面”[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5-6页。]。在此，我们又看到评论者对哲学层面的关注，但这一哲学思想被置于当时的公共领域的语境下，似乎将《野草》的深刻思想狭隘地理解为鲁迅对其同代人的愤怒。在对《野草》进行评论时，章衣萍大量引用了鲁迅作品中的名言。此外，他还为几十年来的《野草》评论定下了基调，就像其他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他没有读懂这部散文集。
最为热情的回应来自年轻作家兼评论家高长虹，他持续不断地求助于鲁迅，从而完全惹恼了后者。高长虹效仿他人，创立了自己的文学杂志《狂飙》，并经常刊登自己的文学评论。更多时候，此杂志毋宁说是一部自传，详细记录了这位年轻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生活轨迹和苦难历程。1926年9月至12月期间，高长虹在自己的杂志《狂飙》上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讲述了自己曾在鲁迅创作《野草》期间拜访过他，并称鲁迅为人热情，与自己性格相投。再与鲁迅会面多次之后，高对鲁迅的印象发生了改观，认为他变成了一位普通但刚毅的勇士，最后又变成了一位“世俗的老人”。高长虹说，在那次难忘的初次会面中，鲁迅自述他就像其译著的一位欧洲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 高长虹：“写给《彷徨》”，选自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