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对立：鲁迅《野草》的接受史及其修正
发布: 2014-8-23 07:46 | 作者: 罗福林
《野草》令高长虹极为兴奋。他写道，当自己首次读到这本集子的第一篇文章《秋夜》时，“我既惊异而又幻想。惊异者，以鲁迅向来没有过这样文字也。幻想者，此入于心的历史。”[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届形势指掌图，1926年11月17日，《狂飙》周刊，第5期。参见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在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高长虹称赞“颓败线的颤动”自称一格，大胆开创了一条新的艺术道路（高长虹并未解释这么说的原因），他还由于鲁迅没有继续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对其略有微词。最后，高长虹在《批评工作的开始》一文中评论道，《野草》与郭沫若的《女神》是“这十年中最有价值的作品”[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页。]，并认为其价值高于《呐喊》和《彷徨》，或是郁达夫的《沉沦》和冰心的《超人》等重要短篇小说集。然而，鲁迅显然没拿高长虹的评论当回事。在写给语丝社同事李晓峰的信中，鲁迅说：“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省得人来谬托知己，舐皮论骨，什么是‘入心的（历史）’的。”[ “海上通信”，选自《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卷，第389-403页；第398页。据编者的脚注，这封信刊登在第118期的《语丝》周刊（1927年2月25日）。亦可参见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第10页。]
尽管如此，对即将出版的《野草》的第一波评论还是负面的，这始于钱杏邨在1928年3月发表的著名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它是一篇重要的革命文学研究文献。[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选自Kirk Dento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6-288.] 我之前一度认为，此文对鲁迅的评判源于他的小说没有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书写当时的社会。然而，透过《野草》之镜，读者可以发现，就钱杏邨的观点而言，这部散文集在修辞的维度上意义重大，它象征了鲁迅的希望和作品所通往的终点：“坟墓”。实际上，回想《野草》的创作时间，有人甚至可能会将钱杏邨的文章视作对《野草》出版的回应：
鲁迅两部创作集的名称——《呐喊》与《彷徨》——实在说明了他自己。[ 当时，“创作”在用法上与“小说”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这两部文集是与《野草》不同的“创作”。] 我们把他的这两部创作和《野草》合看的结果，觉得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出路，始终的在呐喊，始终的在彷徨，始终的如一束丛生的野草不能变成一棵乔木！实在的，我们从鲁迅的创作里所能够找到的，只有过去，充其量亦不过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将来的。他所看到的何如呢？在《野草》里也就很明白的说过，所谓将来就是坟墓！[ Denton, Kirk.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0.]
钱杏邨还生动地描绘了《野草》对读者造成的影响：“……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们掘了无数的坟墓……”[ Denton, Kirk.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3-284.] 当然，我们对这一观点并不陌生，但需要在此指出的是，钱杏邨的解读与最初的那些评论不同。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评论过于拘泥于文字，完全没有注意到鲁迅的艺术技巧，并将别人指出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刻见解简单化了。钱杏邨通常使用检察官的口吻进行讽刺，直接借用鲁迅的语句来攻击他，《野草》的作品也给他提供了很多对此攻击有用的材料。
激进左派的另一篇抨击文章发表于1929年3月，作者署名得钊，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界述评”，刊登在《列宁青年》第1卷第11期上。作者将文化划分为革命文化、非革命文化和反革命文化，因鲁迅是语丝社的成员而将其划入“反革命”阵营，并把“影的告别”视作证明鲁迅虚无主义的证据。据说，鲁迅自己（冯雪峰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与鲁迅的一次对话）还击说，未来金色乌托邦的幻想（被影子所排斥）是毫无根据的。现在向人们许诺一个黄金世界，还为之过早。
20世纪30年代期间，人们对《野草》的评价有所好转，此时对该文集的接受发生了有趣的转向。我们发现评论文章开始致力于研究《野草》中具体的语言和文学特性，相关讨论还夹杂了小品文评论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初高中课堂的形成过程。也许正是出于以上原因，许多评论家对“秋夜”一文的首句展开了研究：“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Lu Xun, Wild Grass: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tra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对某些人来说，这显示出文学是如何超越了语言的实用主义功能，用貌似高深莫测的重复来彰显独特的风格；然而，也有人会争论说，枣树的“重复”传达出一位无所事事的知识分子的无聊情绪，或许是符号性表征。还有人认为，该尝试是一次做作又失败的文体创新之举。这说明，对于容易就简单些的问题达成一致的读者来说，《野草》中的某些具体文本或词句通常会在他们中引发争论，但时至今日，却无法判断鲁迅大体上是持怀疑态度，还是出于一种想保有希望的愿景。
事实上，钱杏邨似乎早就预见到这一新视角。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其中“鲁迅——《现代中国文学论》第二章”一文刊登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2月）上，重新评价了鲁迅。钱杏邨认为“整部《野草》集，表白了他的苦闷和伤感主义的情绪”，“鲁迅始终不曾陷于颓废消沉”，“他始终是含着同情于一切被封建势力所摧毁所压迫的人们的眼泪，伤感的无目的的意识的和旧势力抗斗，因为他有一颗热爱人类的心”。钱杏邨还指出，鲁迅无法为当时的文学做出更多的贡献，但钱杏邨意识到日后鲁迅的作品将会被收录到学校的课本中，因此他的评论也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缓和。[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3页。]
1932年6月，赵艳如在《中国新书月报》上发表了“讽刺性十足的《野草》”一文。他列举了若干例子，赞扬鲁迅使用反讽性语言来讽刺现代人的心理。文章重点聚焦鲁迅语言的“独特风格”，使鲁迅的作品变得更有价值。此外，这也是第一篇关注鲁迅在“秋夜”中描写枣树的文章，之后这一描述被广泛引用。赵艳如以“这样的战士”一文为例，突出鲁迅对伪善的嘲讽，将其与清代小说《镜花缘》中“两面国”一章相比较。他并没有像之前的评论者一样，分析鲁迅作品中的孤独与绝望，而是像少数评论家那样，主要关注文集的讽刺效果，甚至是娱乐效果。[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16页。]。
1932年1月，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野草》，尤其是“秋夜”、“好的故事”、“雪”和“淡淡的血痕中”几篇。在引言中，李素伯称赞《野草》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并将该文集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较，并且肯定了作者采取散文诗这一类型。李素伯还直接回应了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对鲁迅的攻击，认为《野草》“就像《恶之花》一样是不适合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量”。此外，他还将《野草》中的散文诗与鲁迅的杂感进行了比较，并没有贬低后者的艺术价值。对于他来说，鲁迅的杂感具有“讽刺情趣”，而《野草》中的作品则是“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散文”，同时指出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兼具以上两点。“我们只觉得它美，但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18-20页。1935年9月15日，《孽海花》作者曾朴将《病人日记》（部分）发表在林语堂的杂志《宇宙风》创刊号上，文中指出他曾于1928年称赞《野草》为“象征的意象派”作品，特别指出“腊叶”和“过客”两篇文章优凄婉可诵；张梦阳，2002年，第26页。]
夏丏尊和叶圣陶合著的教育小说《文心》（1933年6月）以中学生为主人公，其中一章讲到课外学习。有位学生向父亲问起“秋夜”一文的首句，这是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小说用鲁迅的文章引出有关文风的讨论（再次聚焦鲁迅描述两棵枣树时采用的奇怪方式）。这位父亲（自己以前曾做过语文老师）解释说，初中的语文老师会脱离教材，向学生推荐古代和现代的文学名篇，从而无形中将鲁迅的作品经典化，还将“秋夜”置于和姚鼐的《登泰山记》同样的高度。暂且不去考虑这是否就是1933年的真实状况，二位作者如此想象并表达出来，这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父亲继续说道，在此文中，鲁迅对语言的使用体现出他对场景和情感的阐释。此外，由于儿童、普通成年人和诗人往往对相似的体验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孩子们自然很难理解鲁迅对秋夜的描述。[ 在1938年发表的“文章讲话”中，夏丏尊和叶圣陶再次评论了“秋夜”。他们将此文开头的语句比作戏剧的开端，为故事的发展定下了独特、倔强又奇异的基调，而且认为这篇文章一直延续了这一基调。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Wenzhang zuofa: Essay Writing as Education in 1930s China,” in Kang-i Sun Chang, et al., e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and “The Heart of Writing: The Child as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 among 1920s Teacher-Writers”, in Andrew Jones and Lanjun Xu, eds., Writing the Child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3-182. 可参见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1-22页。]
在《现代十六家小品》一书中，钱杏邨采用当时评价小品文的主流视角，再次展开新的思考。该书收录了16位现代小品文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鲁迅的文章。在书中，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将《野草》归入小品的行列。[ 阿英：“鲁迅小品”，选自阿英编：《现代十六家小品》（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 他确实承认，这些文章是小品（我同意这一点），但是他特别指出，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阐述了自己对小品文的态度。在文章中，鲁迅反对了“小摆设”的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著名宣言，即文章应该“似匕首，如投枪”。所以钱杏邨只收入了杂感，因为对他来说，它们是最具鲁迅特色的小品文。[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参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74-577页。] 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野草》集“似匕首，如投枪”，主要是由于鲁迅的序言和左翼人士对《野草》的支持，因此钱杏邨依然保留自己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提出的观点。但钱杏邨将鲁迅的作品收入了文集，而且在序言中对鲁迅作品做出了比原来要高得多的评价，称《野草》是“用鲜血铸就的生活经典和深刻之作”。
1936年1月，踌躇满志的年轻评论家李长之出版了《鲁迅批判》。他总体上肯定了《野草》，但也花了些篇幅驳斥了那种认为该文集具有诗意的观点，并因此不应被称作“散文诗”。
在鲁迅的作品中，《野草》的形式稍显奇特，涵义异常深刻，很多普通读者都难以理解。对于我来说，该文集的形式非常不明确，其中有些地方写得颇为隐晦，但也有些地方却异常明显。“风筝”一文就是形式明晰的例证。虽然《野草》的思想总体上说非常深刻，但是有些文章也异常肤浅，如“好的故事”和“失掉的好地狱”。有的文章则无聊至极，如“我的失恋”。至于“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之类的内容，我则称其为恶趣。
我之所以如此挑剔，是因为我发自肺腑地喜欢这本小集子，并真诚地希望它能变得更完美。在其收录的23篇短文中，有7篇非常优秀，分别是“影的告别”、“复仇（其二）”、“希望”、“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和“淡淡的血痕中”。其中“复仇（其二）”、“死后”和“淡淡的血痕中”三篇最佳。[ 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3-24页。著名作家兼文学评论家李长之（1910-1978）著有《鲁迅批判》，此书后来给作者带来很多麻烦。《野草》首次出版时李长之才17岁，在其二十五、六岁时完成《鲁迅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