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本土的馬來亞
发布: 2014-8-21 15:30 | 作者: 解昆樺
該詩中企圖攀越鐵蒺藜而被軍刀斬斷，而仍不斷向新村禁區外求索什麼的牽牛花，象徵了殖民者的武器對被殖民地任何事物恣意的破壞斬截。唯有月光這種無法「被抓到」的自然現象，才能自由出入集中營，在在都諷刺了英國殖民者在1948年發佈戒嚴令後，對於馬來亞人乃至各種生命的高壓囚禁。
就人文地理學觀點，地理學的內容不只是自然地貌、人文建築，人與地理（方）間的互動關係與意義鍊結，更是關注的重點。因此，人也是地理學的範疇。人主體的意象呈現，本身都在隱喻著地方精神狀態。在本詩中，詩人即以橡膠樹來對比呈現被殖民者的身體。
在書寫橡膠樹上，為了諷刺集中營制度，詩人藉著釘根於鄉土大地內無法移動的植物，凸顯殖民者儘管如何暴力，依舊有無法更動的事物，這也顯示了殖民制度的荒謬性。當然，植物意象也呈顯人╱非人事物間在自由議題上的對比。表面上與植物相比能移動的人，在殖民體制下卻沒有自由的權力，反倒不如擁抱自然的非人事物。而這樣不自由的身體感，在在隱喻了「新村」地景空間就是集中營的事實。
空間與時間是個互相投射的界域，19-20世紀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史在發展的同時，也在亞洲留下各種空間地貌的改變。日治時期臺灣臺北的臺灣總督府[ 即今天臺灣的總統府。]、清末民初上海各國租界中繁華洋樓等等空間建築，都透顯一種異國與殖民文化思維的介入與建造。
相較於大陸與臺灣被殖民史中的殖民空間地景，馬來亞在王潤華的詩中則以「集中營」地貌作為代表。集中營是一種分界，也是一種匯集性的空間概念。殖民者將特定人事物進行聚集於集中營，藉以完成一種符合自己利益的殖民分類學。集中營是一種殖民者精神狀態的反顯，也是其偏狹霸權的落實。例如德國的猶太人集中營，正呈顯出納粹偏狹的種族隔離主義。不過霸權在跨國狀態中，其落實樣態也會稍有不同。
海外殖民者因為其跨國移動狀態，本身不歸屬於殖民地的原住民政經文化體系，在數量也並非多數，加之以需要運用被殖民者進行殖民地各種資本掠奪，因此更需要一種強烈的控制形式。因此，殖民者在此透過區隔、劃界、監督等戒嚴手段進行嚴密控管，完成權力地景「新村」集中營。粗糙而暴力的殖民手段，不只影響了被殖民者的生活空間經驗，也轉換了鄉土場所的特質。在〈橡實〉一詩中，詩人如此寫到：
雨季過後
我將成為一棵植物
雙腳深陷泥土中
再也走不出這個山林
日軍剛剛投降
英軍又與馬共天天開火
我害怕嗅到彈藥味
這首詩中將「我」的身體轉化為植物，這轉化的根本動機在於希望能得到主體自由，儘管不能移動。這種根著意象與臺灣鄉土詩作的釘根意象相同，都表達主體與鄉土真正合而為一的意志。自我被殖民記憶史在吾鄉吾土透過新村地景與植物意象的逐次復甦，這正是為何原本《橡膠樹》中那明朗熱情的鄉土，到了《熱帶雨林與殖民地》卻一變為森然陰鬱的拘禁之所。而這與自然地理相隔絕的集中營，本身說明著殖民者的人為空間製作，終然無法產生具共融意義的場所。
正因為從被殖民者的身份進行觀看，使得南洋鄉土的空間形象，從《橡膠樹》中的水果王國一變為集中營，這個轉變頗值得深究。從筆者上文分析王潤華《橡膠樹》「熱帶水果皇族的家譜」中的水果王國實介入了他馬華身份中，「華」這個部分的文化想像，使水果王國總帶有中國文化地景的風味。但在《熱帶雨林與殖民地》中，這樣的中國文化想像被殘酷的馬來半島殖民現實取代，王潤華馬華身份中的「馬」這個部分強烈顯現其被殖民史記憶的作用力，使得南洋鄉土從想像的水國王國顯影出一充斥拘禁與蒼白感的集中營空間。這樣的集中營書寫，使「馬華」不再是一個夾處在馬來亞人與華人間的尷尬身份，他們與南洋鄉土的血肉結合，與馬來亞人共同承擔的殖民史，使得他們擁有了共同的族群記憶。或者應該說，因為共同記憶使得他們融合成了一個族群。
四、目光與身影：殖民者的外部控制及內在焦慮
相對於以後殖民觀點檢視如上海租界地中洋樓等建築，其中所複雜糾結殖民性與現代性的拒迎問題。薩伊德《文化與帝國主義》中的「運作中的帝國」一節便曾指出：「歐洲普世的探勘發掘例行上會包含殖民的村落、市鎮、法院和其他相關的樣版；次等或更低的文化之可馴服、可傳輸的特性被強調著。」[ 薩伊德(Said, Edward W.)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2001年，頁212-213。]殖民者所塑造殖民與現代性混雜的樣版空間，確實意在創造一種混淆氛圍，使得被殖民者無意識接受殖民者「淨化、提升」自我的論述，獲得殖民地統治的正確性。然而，「集中營」卻顯得相當「單純」，因為這是帝國主義最蠻橫粗糙的空間，他省略了「現代化」的空間修辭語彙，非常直接裸露其統治意圖，粗暴地對殖民者的身體進行統治以及控制。
在《熱帶雨林與殖民地》這種暴力控制，不只展現在對被殖民者身體的「囚禁」，更展現在對被殖民者身體的「審查」上，藉此完成集中營內在殖民體制的純粹性。〈我的亞答屋小學〉中的「影子」一節，詩人如此寫到：
清晨走進亞答屋課室
我坐在椅子上
一棵榴連樹的影子
已佔據我左邊鄰居的座位
它認識每一位因貧窮而退學的孩童
（中略）
當我們進入集中營的關卡
由於軍警要檢查身份證
樹根和影子
才在鐵蒺藜外止步[ 王潤華《熱帶雨林與殖民地》，頁120。]
這首詩透過擬人法創造人與樹間的情誼互動，是卻也對分處於集中營區隔界線兩側的人與植物進行實虛的反諷性書寫。呈現英軍集中營如何將馬來亞人圈禁其中，阻絕任何生命進入集中營，只為了阻絕抗殖民者的冷酷情境。
新村集中營是一符合殖民者意義與利益的「純粹」殖民空間，這種暴力拘禁空間本身雖「被形成」，但對人價值的控制、壓縮，使其總不會「被完成」，總會存在各種違抗者的生成、介入。為了維持殖民空間「純粹」，因此必須進行武裝檢查乃至於思想檢查，藉著這多重審核保証被殖民個體在「定義」上的相同。
因此，集中營不只是一種「界限」，更是對被殖民者進行一空間概念的「界義」。集中營空間彷彿帶鎖的門房，在封鎖與打開之際，我們要注意的，是在被殖民者身體上走動的殖民者目光，以及目光所反襯的幽影。在〈集中營的檢查站〉的「三、刺死黑影」，詩人如此寫到：
黃昏以後
當羅哩車
經過山林曲折的公路回來
士兵忙亂的細心搜查
滿滿一車的黑暗
用軍刀刺死每一個影子
因為他們沒有身份證[ 王潤華《熱帶雨林與殖民地》，頁118。]
集中營與其說是場所，不如說更具有地標意義，它代表殖民者所處身的明晰位置，相對地也反襯了反抗殖民者的幽暗處境。因此，在《熱帶雨林與殖民地》中詩人便以黑影隱喻著反殖民者。這首詩戲劇性的呈現士兵黃昏後深入幽深的黑暗森林，捕捉一車黑暗影子，並以刺刀刺死影子的場景。殖民者肢體的暴力，不止反應他的獨斷，也反應著他內在深沈的恐懼。殖民者在被殖民者身上垂臨搜查的目光，也正反顯了殖民者內在的潛意識焦慮。因此儘管黑暗是一種主體的未見，又未嘗不呈現異國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風土空間的未解狀況。
集中營對主體身份的重重審視、辨識，完成了一對群體主體的囚禁。事實上，被殖民者自我也參與了這份制度，即使他是被囚禁者。後殖民理論中的「控制」概念，指出被陷入對身心全面控制的體制中，被殖民者後來甚至也會認同、協助這樣殖民體制，自我對自我進行控管。整體來看，由於馬來半島的後殖民交織著一多重殖民（英—日—英）的狀態，因此詩人如何書寫反抗殖民者馬共，並在其中投注怎樣的評價便成為重要課題。
可以發現，由於質疑英國殖民者的集中營制度，詩人對於反殖民者的隱喻意象—黑影，在詩文本中並不敷染負面質地。這可以從詩人逐次將黑影、反殖民者與樹林相複合的現象作為例證，在〈馬來亞叢林裡的埋伏—一位英國軍官在馬來亞叢林與馬共作戰的回憶〉「開槍」一節，詩人便如此寫到：
下午二點
我們來福槍的眼睛
認出四個馬共從膠林回來
背著米袋
就像放學回家的學生
邊走邊談著笑話
一排槍聲響過
他們即變成灌木林後
安靜的大樹
中彈後飛濺的鮮血
遠遠看
就像樹身上野生的胡姬花[ 王潤華《熱帶雨林與殖民地》，頁128。]
由於馬來半島特有的熱帶雨林極易潛藏反抗軍，因此殖民者往往必須進入陰暗的雨林搜尋藏匿其中的反抗者。這首詩中詩人具像地指出殖民者如何殘酷地以「槍眼」，作為審視殖民地及反殖民者的方式。而被槍殺的馬共被詩人意象化為灌木林，並將他們身上飛濺的鮮血，化為與樹林共生的胡姬花。在這樣的脈絡下，植物中的樹木與花朵也成為是時反英國殖民者—馬共的隱喻物件，成為架構反殖民者主體的符號。
在臺灣作為釘根隱喻的植物意象，在《熱帶雨林與殖民地》這後殖民戰場中，竟如此反復成為死亡主體的對照隱喻。例如〈山中歲月—記我小時回憶中有關馬共的種種印象〉的之八「槍傷」，詩人如此寫到：
我帶著體內的五顆子彈
奔跑回深山
許多蒼天大樹上的子彈比我還多
還是在山脈裡繼續生長
以熱帶陽光與雨療傷
沒有一棵樹曾經向日軍或英軍投降[ 王潤華《熱帶雨林與殖民地》，頁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