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坎村
发布: 2014-5-30 05:19 | 作者: 袁劲梅
3. 走到哪儿也走不出罗坎
我以为罗洋的父母会花大钱找律师，替罗洋想办法，或把他弄回国。但学校通知他父母的信一去无回音。我打电话给“石壕吏”一问，才知道“罗老总”被政府“双规”了，再有钱也不得挪用。不过人家留了话儿：“罗洋无论如何不能回来。”不知“石壕吏”是如何在这些人事变更中走平衡的，他反倒升了，当了城建部长。可怜的是罗洋，无人管无人问了。罪证确凿，赖都赖不掉。若是等他从监狱出来，怕是学生身份就没了，就得回国。
我去探了他一次，给他带了一些吃的用的。罗家沦落到“抄检大观园”的田地，“石壕吏”却能升官，我还不知道我那个前夫是不是又该换个新外号，叫“贾雨村”了。说不定，他袖子里就藏了一张护官符。他那么巴巴地跑来，要我照看他领导的儿子，如今他那亲如“爹娘”的领导犯了案子，他却没事人一个。交到我手上的这个宝贝罗洋就像他一口气吹出去的肥皂泡，在哪里爆炸都与他无关了。这倒让我有点内疚起来，觉得罗洋来了以后，我也从没把他当个正经学生待，若早点告诉他，在美国的自由不包括违法行为，也许他也不会去行贿法官。现在，他在异国他乡，几乎成了孤儿。钱恐怕也不会再源源不断地来了。他能不自杀，就算是个英雄了。
在探监房里，罗洋第一句话儿就是问那几个跟他一起吃过饭的同学，要我千万阻止他们来看他。他丢不起这个面子。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说不过是想试试美国的官员贪不贪。
这种作案动机让人笑掉大牙。但我觉得罗洋说的恐怕是实话。在这样的动机里，有“钱”带给他的那种素来的优越感和自信。只是有一点或者他没说，或者他还没意识到，他是带着一个在中国能行得通的假设去行贿的：利用人的私欲，有钱就不怕买不通道路。这个假设拿到一个成熟的法制国家来用，就有点傻了，而且，直接递红包简直是老农民的行贿方式，要多土有多土。
那天探视，我对罗洋说：贪心的人到哪儿都会有。就像排队时总有人要夹塞儿。如果一个人夹塞儿，第二个，第三个人也可以夹塞儿，要是人人都夹塞儿，队就没了。没队，这样的社会就只能是谁劲大谁有饭吃。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谁住在里面也不舒服。所以，就算有人会不排队，社会的大多数也要保持个队形。有个队形，并不是平等，人人舒服，想不排队的人就不舒服。但没了队形是人人不舒服。布朗教授跟你们讨论“灵魂的食物”，那些“”食物”就是灵魂保持队形的定力。
罗洋瞪着眼睛不说话。“灵魂”本身对他可能就是一个陌生的题目，他那篇宝贝文章里，谈到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哥们义气。可“情义”和“正义”是两回事儿。他不懂美国人从订下宪法起，就不停地花力气把权力和利益分开。许多事儿，我们中国还没来得及做。中国儒家的伦理纲常是过去社会的队形。它让社会有一种秩序。只不过，那个秩序说：谁是家长，谁可以不排队。这种秩序本身就给腐败留下了许多可能性。
那天探监回来，我到布朗教授家去开晚会，布朗教授的那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出版了。他一时高兴，请了系里好几个同事到他家去喝酒。在喝酒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办公室三面窗户上的黑窗帘可以拿掉了，那个“切人心肺”、“强奸生姜”的混球已经因为行贿罪下狱了。
没想到，第二天，布朗教授自己跑去监狱探了监。他说：他给罗洋“F”，不能就这么白给了，罗洋得知道为啥得“F”。他在监狱里跟罗洋谈了“存在的形而上结构”。罗洋很有礼貌，听了半小时，没有睡觉。然后说了自己的看法：“我在中国听老师说过'仓廪实而知礼仪'。我觉得吃饱喝足之后才能管灵魂的温饱。”布朗教授说：“不行，灵魂的温饱随时都要管，等到吃饱喝足之后再管，灵魂就已经被邪恶腐蚀了。”罗洋说：“我现在最想吃的是红烧猪大肠。”布朗教授说：“能让灵魂安心的最高善是'正义'，即公众利益。猪大肠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罗洋他爸妈给他转出来多少黑钱，只知道，他最后听了他父母的话，不择手段留下来，申请了政治避难。理由是：他去过西藏。支持藏独。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父母已被政府监视，他不能再回国了。
这个罗洋从出生到出国，都是中国官层的既得利益者。那么一个捍卫中国的人，说变，变了个底朝天。还陷害了中国一把。看样子猪大肠是喂不到灵魂里去的。我们中国的选官制度一定出了问题，得了中国好处最多的人，常常是害她的人。
老邵丢了工作，卖了房子，在伊列城附近的一个小镇畜牧场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要走，他创办的那个同乡会就召集着要给他开送别会。毕竟老邵为人热情，喜欢管人闲事，人缘挺好。卷到棺材生意里，怎么着和我前夫还有点关系，想起老邵的不运气，我也觉得不安。所以，我去了老邵的送别会。老邵的房子几天后就正式签字过户，老邵垂头丧气地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周围是包装好了的家什。大大小小的纸盒子，堆得比人高，只等着搬家公司来搬。墙上还有几幅字画没拿下来，那都是老邵自己的作品，有日出，有日落，有老鼠在转轮上跑，还有小夫人侧面向着空明的池塘。老邵说：“谁要谁就拿去作个纪念。都是业余创作，情趣所至，情趣没了，都是废纸，看了心烦。”
老邵情绪一直不高，去送行的人就故意说些好笑的事儿，让他乐，或说些比他更倒霉的人，让他心理平衡，还有人故意抱怨自己的美国老板不讲人情，早就想辞掉工作不干了，让老邵可以惺惺惜惺惺。这时候，一大家人在一起的好处就看出来了。慢慢地，老邵就感觉好一些了，这是美国，哪儿都不是家乡，飘到哪儿都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老邵脸上也有了笑，招呼大家吃这吃那。他儿子又在中途突然拎着一只老邵最爱吃的“明炉烤鸭”来了，这一下，送别会成了团圆会。老邵没有什么放不开的，喝酒吃饭管闲事，还和过去一样活。老邵逢人就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儿子今年就考上了爱荷华大学啦，有奖学金。”
老邵管闲事的习惯一恢复，立刻就给我找事来了。他说：“石壕吏”为了罗洋和棺材一事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道歉。他还说：“石壕吏”每次都很关心我，说他同意我找到合适的再嫁。我说：“老邵，你要再婚就再婚，谁也管不到我的事。”老邵就笑：“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努力。我记住欠你一个大人情。”
老邵没明说他欠我什么人情，我知道他是指陪审团判案的事。他这样说，倒让我觉得不安，好像我在陪审团不是为了什么“公正”，而是为了“回报”。我说：“老邵，你还是断了你那邵坷庄情结的好。你不欠我什么大人情。”
老邵就是老邵，他的固执和坚持不可抗拒。人家到了乡下牧场，在百无聊赖的长日子中，根据“石壕吏”提示的人名，居然从网上，把罗清浏给我挖出来了。“石壕吏”说：罗清浏是我的旧情人。
我知道“石壕吏”的心思，他是怕我再嫁一个洋人，把他儿子异化了，只会爱猫爱狗不会做人上人，丢了他中国男人的脸面。老邵的热心我就不能理解了。好像他非得把个男人像还礼一样送到我跟前，心里才能摆平。这种做法就像他不停地提醒我去检查有没有得乳腺癌症一样奇怪。我说：“老邵，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管人家的私事好不好。”老邵就说：“我拿你当妹妹。”
所有的中国女人都可以当中国男人的妹妹。妹妹的意思就是“酸葡萄”--暂时吃不到的“准情人”。不过你也别想跑，先把你的家庭所属表明了。我们没有亲戚不能活，朋友同事还不够，一定要上升到骨肉关系才安心；要不就直接是情人，也要到肉体为止。我们生命的意义非常实在，就在这吃吃喝喝几十年。罗清浏不也说过我是他妹妹？最亲密牢靠的人际关系都要落实的家庭关系上。这才好办事。
等老邵的魔术生效，罗清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并且目的明确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罗清浏的头发还很旺盛，肚子也不像地球。模样谈不上好看，跟他爸当年打他的那个年纪差不多。穿了一件“破落衫”，胸前有一个骑马小人在打马球。我知道那是名牌，科技人士的休闲服。眼镜没了，换成隐型的，两只眼睛又一只大，一只小了。四十多岁的人，站在那里还算精神。他说他还有一个月就要回国“海归”了。
从二十过到四十多，罗清浏过了一圈，也离了婚。也离得个斯文扫地。像他那样的出身，本来就不该找个军官家的女儿。人看上他，还不是就拿他当个“勤务员”？罗清浏决定“海归”，说出口的理由是：想干点实事。他先说大话：“想起来在罗坎砍柴交学费的日子，就像昨天。没有祠堂后的猪场，我恐怕都不可能知道什么叫“科学”。现在真成科学家了，总要找个用武之地回报一下父老乡亲。”说着说着，就又把他另一个说不出口的回国原因也说出来了：他那离了婚的媳妇不是好惹的。
罗清浏出国前，在一个军用水港研究所工作，那时年轻，又娶了首长的女儿，前途很是看好，早早地就参与了一个大水工工程的主要设计，飞快成了最年轻的副总工程师。正干得好好的，他老婆偏偏又要他搞出国。他老婆说：“你指望你还真能呢，没我爸妈的关系，你能这么快当到副总工程师？”硬让他从部队退出来，留学。罗清浏不想退出已经上马的工程，觉得能接这么一个大工程，是在建造纪念碑。多少人一辈子也未必能得到这么一次机会。他老婆说：“你犯傻，你自己没有背景，等我爸一离休，我们怎么办？出国，好就不回来，不好还可以回来。是个活棋。”
最后罗清浏还是听了老婆的。出国折腾了十多年，依然搞水工工程，可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大水工工程可做。因为环境问题，三四十年代建的水坝什么的有不少还要拆了。罗清浏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搞理论。钱不多。钱不多就要吵架。美国并不像他老婆想象的那样适合每个人。最让他老婆不能适应的是：大家都要排队，是官是民都一样。他老婆喜欢不排队，总指望打个电话，什么都干成了。他老婆还不喜欢银行，喜欢现金，所有的钱都装在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军用帆布书包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最多的时候能背到三万美元。罗清浏叫她放进银行，说背在身上太危险。他老婆说：那银行倒闭了不更危险？他老婆还有“藏金癖”，把好好的金项链，金戒指，玉手镯都藏在抽水马桶底下，时间一长，都沾上一些臭气，还要拿出来晒。罗清浏不明白，那些玩艺儿是戴的，都放在马桶底下晦气不晦气？后来，罗清浏发现，他老婆的“背钱癖”、“藏金癖”，其实是一种乡人进城的不安全感。到了美国，没有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关系网可依靠了，人就像吐不出丝的蜘蛛，不知挂在哪儿活了。加上语言不通，丈夫不硬，只有碰到那一帆布包现金，看到马桶底下的黄金，才能有一种“不怕了”的感觉。
有时候，罗清浏听他老婆和别人谈话，一开口就是：“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的爸爸是某某某，他的妈妈是某某某的小姨，都是我爸的老战友。”罗清浏就觉得可笑，说：“像你这样有背景的人，当初为啥比我还想出国。”他老婆就骂他没本事，官当不了，钱也挣不多。罗清浏就说：“到了美国，我们是白丁一个，只能脚踏实地干。没有快钱从天上掉下来。不过，你包里背的每个小钱都是我自己挣的，用起来不会担心受怕。”
罗清浏这样说的时候，似乎很堂堂正正，比年轻时当那个“副总工程师”还要心安理得。他老婆气得跳，说：“还有我挣的，我国内记者的身份丢了，到这儿来陪你，给你养小孩当老妈子。你不给工钱？”吵着还能动手，抓到什么都扔过去。开始，罗清浏也认了，忍气吞声地当他老婆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再后来，国内他老婆以前的一帮部队姐妹都富起来了，这倒使他老婆以前计算的那盘活棋不活了。父亲离休，权力没了，自己混得还不如国内的姐们，连回国都不好意思。于是越发心理不能平衡，无端就能吵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