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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坎村

发布: 2014-5-30 05:19 | 作者: 袁劲梅



        我干嘛要去?不去。所有结圈子的事情我都不喜欢。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结圈子,回老家去得了。我们罗坎式的圈子才叫抱得紧密,用得着到美国来?我对圈子里的人事帮不上忙,对圈子里的人也无所求。那个中秋之夜要见我的男人,可以给我买花呀,可以请我吃饭呀,跑人家家去干什么?还给人当一个筹码逼着我也去应酬罗坎茶馆里的赵钱孙李。见他的鬼去。这种鬼鬼祟祟的男人绝不可能是我的旧情人。除了两三个旧情人,我谁都不稀罕见。
        於是,中秋之夜,我吃了三个鸡蛋,还拿了其中一个大的双黄蛋在儿子眼前晃了一晃,对儿子说:“你妈吃恐龙蛋。”儿子八岁,不太好骗了,斜了我一眼,平静地说:“那是弟弟妹妹蛋。”人家见过双黄蛋,认定一黄为弟弟;一黄为妹妹。家庭和睦,中秋团圆。只是门口汽车喇叭一响,儿子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他的恐龙机器人就跑,到小朋友家过周末去了,不跟我过什么中秋节。我把腿跷在矮桌子上,给女朋友打了两个电话,骂了几句经济贪污犯。过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中秋之夜。
        到了晚上十点半,邵志州戴维邵突然来了。跟他一车来的还有那个对我情有独钟的鬼祟男人。
        那男人一冒头,天呀!那是我的前夫!
        老邵真是送货上门。我好不容易退掉的,他给我贴上“中国制造:使用一次,百日有恩”的新品牌,送回来了。我叫道:“老邵,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人管你就不能活?我看你还真成了一族之长呢。”
        老邵嘻笑着脸:“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人家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一趟,总共十天,还抽出一个晚上来看你。够情意啦。别怪我多事,我这也是情面;咱们是党校校友,就跟战友差不多。下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两小时后,我来接人。”临走还没分没寸地加了一句:“大家往前看。”
        我和我前夫离婚,离得是斯文扫地。他本来就是一张苦大仇深脸,老婆要跑要离婚,还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一边打,一边说:“现在不打,以后就打不到了。临了也要叫你知道家规。”家规是什么,我在罗坎就见过:谁弱小就吃谁。挨他一顿打,我还能和他做朋友?跟他一起手拉手向前看?
        现在,我前夫上前两步,没事人似地往我面前一站,嘴里说着:“乡亲乡亲,离家越远越亲”。我恨不得当时就变成母夜叉孙二娘,给他一叉子铲出去。
        洋人离了婚能当朋友,因为双方平等,脸对脸说话,一方再厉害,也不能把另一方的自由拿了去霸占着不还。婚姻本来是契约关系,若闹到动手,就成了“家庭暴力”,法律在头上看着,陪审团给你做主。中国人就难做到了。我那结婚证就像卖身契。给人东西不带要。你要,你就是没良心,害人虫,背信弃义,不懂妇道,坏了人家的名誉,断了人家的仕途。上上下下,一大圈亲戚朋友来劝你:三思而后行。弄得你吵架都不敢当人面,怕让双方父母、祖父母伤心,折了他们的寿。所以,凡我和前夫大吵大闹,都是在外地的大街上。没人认识。只有一次是在回罗坎时吵的;那次,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离开十八年后,罗坎不会有人再认识我了。结果还是被儿时那个发誓不回罗坎的小朋友罗清浏当街认了出来,让我大跌面子。
        那次我二人回罗坎村,是因为我前夫要寻找一个带职锻炼的点儿,下去一年,回来好升官一级。两家老人都劝我跟着去玩几天,来它个“旅行弥合”。只当出去玩一圈,便能统一观点,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没想到才走到清浏河边的“江湖”,还没见到那七个牌坊,我们就基础倒塌,指鼻子上脸地干了一场。起因是:我那个五短身材的前夫一挥手,从兜里掏出一张证件,拇指遮住“校”字,在罗坎村鱼铺子上一晃,说:“看清楚了,我是党中央来的!”卖鱼的汉子正在和旁边卖鸡蛋的女人打情骂悄;顿时转过脸来,从鱼篓里拎出一条大青鱼,递到我的鼻子底下,弯着腰,人矮了一截,龇着黄牙,笑成一盘向日葵:“活鱼,活鱼,刚抓上来的!”我转身就走,当时就给我前夫起了个外号:石壕吏。
        我前夫那张唬人的招牌不过是“中央党校学员证”。在到罗坎村的路上,他已经先后甩出来两次。不过是要带职下放,搞得像个钦差大臣。那天,我在前,他在后,在“江湖”上疾走。先是他要我说清楚,为啥骂他“石壕吏”,然后我们就停在街心,从“石壕吏”吵到“非离不可”。在这个过程中,那张宝贝证件他又捏在手上,在我眼前甩出来几次。每次都是在宣布上吊、卧轨、或跳楼之前。他那一甩,亮王牌一样,以此证件提醒我:他仕途远大,能活到光宗耀祖蓬壁生辉的那一天。直到我横下心来,说:“你还不如就带着那份'党中央证明'卧轨,到底还能死成个'党的儿子'。好歹比'石壕吏'年轻,不用下岗回家。”他跳起来骂我:“白眼狼!咒我死。”接着,手一伸说:“东西拿来!”他指的是那条戴在我脖子上的“狗链子”。我说:“我还你狗链子,你还我自由。”他说:“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子在深圳花了三千块钱买的,24开金!......。”
        罗清浏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过来,把我拉到身后,说我是他妹妹,打老婆不能打到娘家来。“石壕吏”矛头一转,对罗清浏吼:“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石壕吏”的老家是朱家集。说起来是个比罗坎还小的村子。他心眼小,雄心大。心眼小表现在:自从跟他结婚以后,不但我的男朋友被他吓得不敢再来找我玩了,连我的女朋友也不敢来找我玩了。雄心大表现在:他不会平视说话,要么仰着头说奉承话,要么眼睛朝下教训人。这样他就总是处在向上爬的过程中。那天罗清浏戴着眼镜,两个眼睛一样大了,且穿着军装,不像罗坎村当地的农民,“石壕吏”一时不能决定该如何对待他。吼过之后就停住了。而我因为被小朋友在一种丑陋的状态下认出,很有点难为情。我们两个人的战争告停。
        在罗坎的三天里,“石壕吏”对罗清浏一直戒备着。还说我到罗坎,原来就是要见这个男人。罗清浏当时刚结婚。后来,我们到罗家,罗清浏的母亲误把我当作罗清浏的新媳妇,“石壕吏”当堂就认定我七岁的时候和罗清浏有过一划子。
        罗清浏的母亲在灶堂里煮了冰糖鸡蛋拿出来,叫我们吃吃吃,罗清浏告诉他妈:他媳妇有采访不能回来,而我是以前猪场先生家的丫头。他妈大为放松,一件又一件把身上穿的毛衣脱下来。脱了四件之后,手腕上露出一个大手表。罗坎村的人富裕要摆在脸上,这样没人敢欺负。在九十年代初,罗坎人富裕的象征是毛衣和手表。比七十年代空得一门城里亲戚实在多了。罗清浏他妈说:媳妇是个军官的女儿,不敢轻慢了人家,把家里的毛衣全都穿上了。就是穿这么多毛衣烧火,实在太热。
        罗清浏他妈这句话里提到“军官”,使“石壕吏”改变了对罗清浏的看法。我说:“七岁的时候,我和罗清浏一起看过猪交配。”他居然还有了一点笑脸。我知道他是装笑。就跟罗坎村的妇女用毛衣来装门 面一样,想当官的文人都会用谦和的笑脸来装门面。笑也可以有好几层,根据对方与他自己的相对位置决定给多给少。那回他像洒花粉一样洒了一点笑。并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祠堂后”猪场看看。
        罗清浏他妈说:“你家猪场改成幼儿园了。娃娃们讨个灵气好考大学。”
        把“祠堂后”变成幼儿园,是罗坎结构在新时代的重大变动。其意义比当年猪场参政还伟大。以前,大人下水田插秧,小孩子就在田埂上抓田鸡,玩泥巴,到天晚,小泥手牵着父母空了的水稻担子,迎着金盏花一样的落日走回家吃饭。清浏河一湾阳光,金币一样闪,今天流走了明天又流来,转来转去离不开家乡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农民孩子也进幼儿园,罗坎人想着把孩子往土地之外送了。金盏花要长得像金元宝,金币要能看又能用。他们能如此抬举我们那个猪场,这在我意料之外。这是农民发财梦里的天真浪漫。不管怎么说,把孩子都送进猪场,这是“老家”对我幼年的一个肯定。我们猪场的传奇应该是能够流传下去了。
        往猪场去的路上,过去的石板路还是光溜溜地泛着水色,两根青青地狗尾巴草在墙根上恭谦地弯着须子,有小狗从我们脚边嗤溜穿过去,鸡屎味儿和糯米糕的清香同时从竹篱笆里冒出来,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嗷嗷叫着在街口互相挥着拳头。罗坎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都还在。只是不见有一大群邻居从各自的土门楼里冲出来拉架。碰巧这两个男人打到我身边来,我便一把揪住一个大汉的后衣领把他往后拖,嘴里叫道:“回家,回家。”罗清浏便把那第二个男人也往他自家推。“石壕吏”把手插进兜里,以拔手枪的姿势,去拉他那张“中央牌”。
        罗坎的两个男人并不恋战,似乎就等着有人出来推他们回家。没等“石壕吏”的武器出手,战事就以罗坎的传统方式结束了:两个男人各自站在自家的土门楼里喘着粗气说:“明天走着瞧。”一个坐在自家门洞里蒸梅花糕的老太太叹气道:“人都走光了,不归家了,拉架的人都没有了。”
        等我真看到“祠堂后”改成的幼儿园,我又担心起罗坎判案子、断是非的事情,不知哪个机构司掌公平问题了。我把这个问题向罗清浏提出来。罗清浏在军校读书多年,因为要出国留学才回家道别。脑袋里想得全是世界上的大事,对罗坎的公平问题不怎么上心。倒是铁了心要在中国干的“石壕吏”说了话。他说:“现在市场经济了,又不要那么多平均分配,公平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那时候,“经济杠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脑袋里想着的是一根金箍棒,金光闪闪,被尖嘴猴腮的“市场”拿在手里滴溜转,把罗坎农民甩出了土地的磁场,成了一片一片零星的小铁片,自由鸟一般在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巡视,哪个枝头有金果子就落到哪里去。按照“石壕吏”的理论推下去:既是四海为家了,“村核心”、“祠堂后”本来也就可以废了。谁家的猪要是再踩断人家的胳膊,撞掉人家的牙,放到“经济杠杆”上一称,赔他几个金果子就是了。用钱来计算是非,不像用礼数那么麻烦,单位为“元”,清清楚楚。这也挺好,若用礼数,是非对错都在前人的框架子里定,反倒说不清今人的公平不公平。不老不死的只有“钱”。
        旧时司掌罗坎“公正”问题的机构废了,但奇怪的是“业华祠堂”的香火却前所未有地旺盛,门匾上“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刚重新描过,发出威仪庄重的亮光。进进出出的老人儿童,个个敬香敬果,求祖宗保佑他们在外打工的亲人发财致富。罗清浏在路过罗家祠堂的时候有了一些感慨,他说:“等有了儿子要带回来拜拜。祖宗保佑起子孙来,想必比菩萨还卖力。”
        我说:“你小时候说离开罗坎再也不回来了。”罗清浏就憨厚地笑:“这就要出国了,真不能回来了,想法倒变了。有些事儿身不由己。家总归是家。”在对罗坎村的态度上,我从来没有罗清浏那种“一去不复还”的偏见。他是土生土长,却没有我这个外来人家乡情节重,我永远喜欢绿莹莹的水稻田和白糯香甜的梅花糕。看到祠堂后幼儿园里,儿童蹦蹦跳跳,过得还是我小时候的好日子。我真有点儿后悔:要是嫁给罗清浏,也许能混到“罗业华”他老人家的恩荫之下,也生几个罗子罗孙。可惜我年幼无知,心大了一点,要找一个有文化且上进的,却不知道文人上进就是入仕求官,结果错嫁了“石壕吏”,明明学的是“流体力学”,整天想着的却是“平衡权力学”。我看着都累。
        就在这时,“石壕吏”拍着罗清浏的肩,说:“你们罗坎和我江西老家朱家集是一种风格,像。我祖上是朱熹的后人。你们罗家能沾上罗吒吧,托塔李天王的后代。”
        当然,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嫁给谁都是英雄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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