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文化：那顾城有没有受到这种热情？他不是说要反对诗人的个人崇拜。
唐晓渡：反对个人崇拜呢，我觉得是当地特定的语境当中。我不知道如果是大家那样弄顾城，把顾城抬起来往天上扔是什么感觉，也可能顾城本能的会抗拒这个东西，也可能，因为毕竟没有出现这个情节，大家抬的是叶文福也没抬北岛，但是那个场子是要爆棚的感觉，窗子上面站的全是人，那个朗诵的气氛是热气腾腾，台上台下温度非常高。只是说顾城可能觉得对这种方式怎么对待，因为这种方式对于经过文革的人来说确实会造成一种反感，另一方面可能是一种失落感吧，觉得凭什么这么大的好事落到叶文福头上，然后就喊反对个人崇拜，躺在地上。
我的青春期是80年代度过的 北岛他们曾离我很遥远
凤凰网文化：能谈一谈您自己在80年代的青春吗？
唐晓渡：80年代那个时候回头去想，由于诗歌本身的一种热度，我觉得对我来说80年代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我说的是你对诗歌的那种感情，诗人之间彼此的感情、人际关系，然后文化生态，你自己的那种状态，这当然不孤立。比如说在《诗刊》，那个时候编辑部工作方法、工作态度、工作氛围和后来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有很严格的一些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大家对诗歌，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都有评刊会，大家都要对这个杂志的问题包括对彼此之间的诗歌倾向、诗歌质量、问题还有技术上的标点符号都会一一的来评点，那个时候整个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好像我的青春期是80年代度过的，现在回头看，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热情，白天要工作，然后晚上基本上都是--当然很多时候是一个人读书，--但是很多是朋友在一起，烟雾缭绕、酒臭扑鼻，然后搞音乐，高谈阔论，很多晚上就像过节一样。我觉得内部的那种成长，它是在这种方式当中--比如说你可以有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也可以比较喧嚣的、比较嘈杂的、众声喧哗的、比较杂乱的，它有特殊的魅力。
因为我来北京，当时到编辑部，从我个人来说当时给自己的对未来的设计，我也很矛盾--因为我一方面自己写诗，一方面我自己喜欢哲学喜欢理论，这是我个人的两个倾向，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选择哪条路。来《诗刊》本身是有很多偶然性，恰好《诗刊》当时的主编严成和南京大学--我是南京大学1977级的--他和我们系主任陈白尘，他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做了，但是他们是当年在延安鲁艺的朋友、同事，所以他就给他（陈白尘）写了封信，就说我现在需要进一个人，这个人需要既写诗又懂理论，后来我们系里面就说是我了，所以是动员我来，否则我是留校的。我那时候是准备考研再回去，继续做我的美学研究，可是我到了北京，一旦转入了这种热流当中，我突然就觉得那种学院式的生活，还有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那些东西一文不值，突然变得非常暗淡、乏味、枯燥，当时大量的新鲜的--当然这个过程不是说我来《诗刊》以后才开始的，实际上是1979年--国外的这些哲学、文学、诗歌都被译介进来了，里面特别有代表性的，如像《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六卷），包括像很多古典的音乐、美术，哲学上弗洛伊德、西方马克思主义、荣格、存在主义等等，在诗歌里面《今天》的出现。我是乘着这股潮流过来的，但是那个时候不在其中，你是做一个读者，就是说它对你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到了北京以后，就是成天和这些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很遥远的人，而且带有某种不可思议色彩的人--比如说当时我第一次读到北岛的这个《回答》、芒克的《天空》，我就觉得他们怎么能这样写诗呢，我们那个时候写诗最有突破性的就是写成马雅可夫斯基那种楼梯诗，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按郭小川贺敬之半格律体的，四行一节，然后各行押韵，都是这样写的，突然你看到这样的诗，觉得这人挺不可思议的。一看后面的落款，像《回答》是1976年，《天空》1973年，1973年我在干吗呢，我在工厂，我从农村进了工厂，我每天学习《格达纲领批判》，就是在读书班搞批判，有点怀疑，但是自己很快就把它压抑掉，写诗还是写古典诗词呢，如果写了新诗就是写那些豪言壮语，那些政治正确一点诗味都没有的东西，他们怎么就这样写了呢？你是不是觉得这人很神秘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这些人用这样的方式写诗确实有，我们这些在外省或者是你不在这个圈子，他们能接触我们接触不到的。
顾城出名跟他的父亲顾工有很大的关系
凤凰网文化：像你们80年代，正是文化新潮，那顾城他父亲顾工也是写诗的，但他是文革那一代，在您的印象中家长方面会给你们这种活动支持吗？
唐晓渡：顾城写作在这方面，相对于他父亲是离经叛道的，我没有直接观察过他们父子的关系，我倒是听芒克、老江河说过，在诗歌观念上，后面父子两个是完全没有什么任何共同的语言，但是顾工还是很帮顾城的。其实顾城跟北岛他们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北京，我是1982年2月来北京的，我听芒克说，1980年顾城去《今天》投稿，就是那个第二期用“古城”的署名发的，他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带了一摞诗稿，怯生生的，说是《今天》编辑部吗，我来投稿。当时芒克他正好在那儿值班，他就说拿来看看吧，拿来一看说这不行，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觉得写得很浅薄，后来他说你丢这儿吧，后来是北岛看了他的稿子以后留了两首短诗。
顾城他出名跟顾工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崇文区文化馆有一个报纸，当时顾工请公刘--一个老诗人，他们是同时代的，都是军队的诗人，我们大家很尊敬他，就是说儿子写的诗跟他完全不一样，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个父子关系，我觉得顾工还有这么一个胸怀--就是说我是没法评价，你看看，能不能作为前辈发表一点看法。这样公刘写了一篇评论，然后连顾城的几首诗一起发出来，在那个崇文区文化馆的报纸上。因为公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作为最重要的归来派的一个诗人，他是比较有分量的，他当然对年轻人是探索还是鼓励的，顾城在他面前算小辈，他其实和朦胧诗和《今天》上持续的发表、《诗刊》的转载然后引起了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他和这条线一开始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等于合流起来了，就是说有一种风格的诗，这个风格会让人读不懂。也是一个军队的老诗人叫章明，他写了一个《令人气闷的朦胧》发在《诗刊》上，顾城也被包括在这个读不懂的范围内。我记得章明好像举到这个“我一会看看你，一会看看天，我看天时很近，看你时很远”这样的句子，或者是弧线的几个意向并列的写法，他说完全读不懂，当然他也举了很多其他人的例子，这样顾城就被作为朦胧诗的代表性的诗人。
不过当时，在这种争论当中很奇怪的就是芒克被慢慢地排除了，出版社1984年出了一本《五人诗选》，当时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朦胧诗人推出来的有北岛、舒婷、江河、杨炼、顾城，没有多多、没有芒克，这个历史当然是很偶然的，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开拓局面的意义上芒克是很重要的诗人。多多当时可能没有来得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在1990年代他的诗歌一下子引起非常大的影响。
与顾城最后一面他请我吃饭 谁知真的永远吃不到他的饭了
凤凰网文化：您跟顾城的最后一面是在什么时候？
唐晓渡：我跟顾城见的最后一面是1987年的春天，我去五四书店，沙滩红楼那儿，我们喜欢到那儿去买书，旁边有一个小饭馆，叫上海饭馆，专门卖粽子、蛋炒饭这一类的东西。我去买书，进去以后看见有一个人掘着屁股，好多书堆在那儿的，他在那儿挑书，我觉得这个人像顾城，走在他侧面一看确实是顾城。我就问顾城你签证办下来了吗，他说快了，因为我们一直知道他在办签证要去新西兰，但是挺困难的，所以他说也就一两个月之内就办下来了，我说好。他突然说晓渡我请你吃中饭吧，我就笑起来了，我说你请我吃饭？我说这话他肯定也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因为在我们圈子里面没人吃过顾城的饭，一方面他比较困难、他比较小，另一方面他比较抠门，顾城在经济上是有一种病态的。然后他看我笑得不怀好意，有点生气，说我真的请你吃饭，也没好东西请你吃，咱们就去隔壁的那个上海饭馆我请你吃蛋炒饭。我说谢谢，今天就不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孩子在家呢，我得回去管孩子，我也就是抽空出来到书店转一转，我还得赶回去做饭。他说我告诉你晓渡，我这个人是不轻易请人吃饭的--我说我知道，我又开始不怀好意地笑--他说你今天要不吃我的饭，你可能就永远吃不到我的饭了。这应该是他跟我说的--当然最后我们还说了几句--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今天要不吃我这个饭，你可能永远都不吃不到我的饭”。当时我说不会，这日子长着呢，后来就分手了。所以顾乡打来那个电话，我突然就很感伤，中间其实顾城是回来过一次的，但是他都没有见我们，他偷偷地回来又偷偷地走了，我们都没有见着他，我说我真的永远吃不到顾城的饭了，这也是一语成谶。
所以顾城他性格里面，他的极端和他整个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极端表现在各方面。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大家在一起，谁也没有吃过顾城的饭。顾城他非常穷困、窘迫的时候，那段时间顾城东西也不太发得出来，拿不到稿费，他跟谢烨两个人因为没有钱，谢家也不很赞成，顾家也不赞成，谢烨跟我说过，他们都是每天趁菜市场收摊之前去扫荡，就是买那些最后剩下的菜，她说有的时候没有成棵的菜，他们就买菜棒子，回来熬，顾城会做罗宋汤，就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一起熬一锅汤大家喝，骗骗自己肚子就算了。所以顾城对饥饿有一种特殊的恐惧，以至于如果有可能他会把自己吃得昏天黑地，你不可思议的。这是舒婷给我讲，她说他去美国参加诗会，住酒店，早饭是酒店免费的，中饭一般是不管的，晚上可能会有企业、赞助者或者是什么朋友请客，所以中饭是没有的，一般是自理。她说顾城一般是早上大吃一顿，有一次一盘蛋糕，可能不吃的都堆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在说话，顾城就问你们还吃吗，所有人都说不吃了，他说那就归我了，他就把那盘蛋糕都吃掉了，这个还不吓人，他一边吃还一边解嘲说中饭就不吃了，他说一般我就不吃中饭了，早上吃一个大饱中午就不吃了，这个还可以理解。
然后有一次艾青在美国的女儿请客，当时她跟老江河好，然后吃桌餐，吃得很正规的一个饭，吃到最后大家都没有再吃的那个欲望，就在说话，这会儿顾城就说你们都不吃了吗，都不吃了，然后他就把所有菜倒在一个大盆里面，就把它全吃了。舒婷说我就完全傻了，怎么可能。我当时我也听傻了，我说多大一个盆，她说有这么大一个盆，几乎是一盆，我说他吃哪儿去了呢，总要有那么大的肚子来盛它啊，她说我们就是觉得很奇怪，他居然全部吃掉了。他就是有一种对饥饿的恐惧的记忆，所以他会出现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其实是一种病态的情况。比如说购物，舒婷说那一天她和顾城谢烨三个人逛超市，然后那一天是木耳的生日，到了超市以后，顾城说你们俩进去，我对逛超市没兴趣，我在门口等你们，他们俩个就进去了。舒婷买了一点这个、买了一点那儿，谢烨什么都没有买，舒婷就说那你来逛什么啊，她说就是陪你逛逛呗。她（谢烨）突然想起来今天是木耳的生日，说我给木耳买个礼物吧，然后就左挑右拣，买了一个发条的荷花--这个你们都没有玩过，她一说我就知道了，就是那种上劲的，它是用手推的，里面是发条，你推进去一松那个荷花就打开了--一美元一个。她买了以后就出来了，高高兴兴，一出门顾城就盯上了，说你这个什么意思，她说这是木耳的生日，我买给木耳的，顾城说你没有和我商量，你送回去，我们木耳不要这个。谢烨当然知道他是舍不得花钱，说这个才一美元，就做一个生日礼物嘛。不行，顾城他是非常固执的，送回去，不送回去我们就不走。舒婷说他最后就坐在地上不走，撒泼耍赖的，就是必须送回去。舒婷说我看不下去了，说这样这个算我买来给木耳的，她拿了一美元递给谢烨，这时候顾城才从地上站起来，欢天喜地地走了。我想这个东西虽然不宜写，但是对分析顾城包括他诗里面的纯美的东西是有用的，最形而下的东西是通着那个最形而上的东西，它是用极端的一根管道可以连起来。他性格里面确实有很多非常极端的东西，我相信顾城在生活当中，他乱归乱他一定是有洁癖的，当然我们没有过那种在一起生活过，我也没去过顾城家。
顾城不是一个对抗性的人 他在撤退时出了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