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发布: 2009-1-30 08:49 | 作者: 张春光
这辆车的主人叫刘雅梅，是妈妈教过的学生，跟我还是同年级，妈妈是一班的班主任，我在二班。找到这辆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她面熟，也没加理会，只闪了一个念头，认为这是故乡人的缘故，她一开始就笑呵呵地看着我们俩，我问：“我们要去水库，十块钱走吗？”她笑着答道：“行啊，上来吧，我送你们去。”我们坐上了她的车，车刚启动，她就问我：“你是春成吧？”我心里一惊，转头看着她，她还是笑吟吟地：“你认不出来啦？你小学是在建新读的吧？你妈教我，我叫刘雅梅。”“哎呀，雅梅，我看着像嘛，怎么在这儿碰上你啦？”“我上五年级时候咱家就搬这边来了，我爸厂里分的房。”她对我妈妈保有着非常清晰的记忆，我也记得我妈妈当她班主任那会儿我晚上经常跑她家去看动画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让我很快把她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到了水库，她热情地提出：“我陪你们一起走吧，你们来这么晚，有车还方便点儿，能多玩一会儿。”这当然是个贴心的提议。那会儿，我恍惚觉得自己本来就是和朋友来旅游的。
我们不停地聊天，无论是在车里还是走路。我给她讲了很多演艺圈里的事情，讲我见到的明星，有哪些长相普通，根本不像电影和电视剧里的模样，哪些瘦得皮包骨，哪些确实是天生丽质，哪些耍打牌，导演在他面前都唯唯诺诺，这些事情对她来说很新鲜，她听得津津有味。
我也得知了她的一些情况，她五年前结的婚，丈夫在市里做服装生意，两年前离的婚，没有孩子，一个人独住，这辆车是她用离婚分得的财产买的一辆二手车。
当然，我们共同的话题还是读小学的那些事儿，我们越谈兴致越高。我们讲到小学时代的文艺汇演，各自班上的大合唱，我们班唱《社会主义好》，而妈妈给他们排演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歌颂老师的歌曲：“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窗前彻夜明亮，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明亮的灯光照亮我心房……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她还提到妈妈给她们排演的小话剧，他们都扮成来华访问的日本人，穿着背带裤，大格裙子，打扮得挺洋气，抹了红嘴唇，我说：“雅梅，那次我的印象挺深的，你的红脸蛋儿抹得太靠上，看上去跟哭过似的。”雅梅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这些事儿你还记得呐？”我说：“怎么不记得，我还记得一年级时，有一天下午上自习课，我溜到你们班教室里淘气，你像个小大人似的站在前边维持纪律，我走到你跟前笑嘻嘻地说：‘你挺厉害呀，我妈说你长得像古兰丹姆。’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你也红着脸笑着看我。我妈过后知道这事，把我打了一顿。”她更加开心地笑起来。
孩子们的害羞，孩子们的不经意，使得少年时的生活回想起来总显得那样懵懵懂懂，意犹未尽。
雅梅感叹道：“建新小学真不错，操场那么大。”我就说：“你从小体育也挺好，运动会总是报好几项。”她说：“你妈让我报的，我是班长，得带头儿。”她跑出的步子显得方方正正，那时候，她是班上的高个儿，我当时都比她矮。我又向她讲了一些她转学后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比如我的班主任老师家煤气中毒，体育老师的儿子因为非法制造火药枪行凶伤人被判死刑，等等等等。我们不知疲倦地让谈话充满了整个旅程。
她惊讶于我对从前的那么多事情有着清楚的记忆，我也对她的记忆暗暗吃惊，并因此觉得与她更加亲近。短短的一个下午，我们竟成了推心置腹的知交，我甚至想把眼下的景况也如实讲出来，但是我没有勇气破坏眼前的一切，我不忍心让她感到不安和惊异。
顺境中的人不大想着过去，而困境中的人时时回头。
我一直以为，从回到老家，我所熟悉的环境让我回想起那么多少年时的故事是因为我负案在逃的缘故，可是在跟雅梅的聊天中我发现，过去的日子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都留有深深的烙印，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就像山泉一样汩汩流淌。后来我们走累了，就在元帅林台阶旁的亭子里坐下来，边抽烟边喝水地聊着天，望着远处屏风般兀立于水中的幽深的铁背山，在这片见证了萨尔浒大战的翠绿山峦间消磨了凉风习习的黄昏时光。我必须承认，每当这种时候，我的心头都会掠过阵阵悔意，人也因而陷于沮丧，如果那一切不曾发生过，美好的生活原本并不是遥不可及啊！
离开元帅林的时候，天色已晚，雅梅问：“你们回哪儿？我送你们回去吧。”我就讲，我们原本是要去丹东的，路过抚顺，想顺便回家看看，不曾想父亲被姑姑、姑父接到大连去住，我连家门都没进去。她爽快地说：“那你们就住我家吧，明天从这儿走也方便，我还能送你们一段儿。”
这一邀请对我们来说求之不得，我们随她返回了市区，她在楼群中的一个自行车棚边上停好了车，还跟坐在守卫室门口的一位老师傅打了声招呼。我们请她吃晚饭，一起到路口的饭店，她指着路过的一幢楼说：“我就住这儿。”
九点钟刚过，我们就来到了雅梅家里，这是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屋里布置得素雅整洁，我笑着说：“这屋里布置得挺雅致，跟你的名字似的。” “我算懒人了，我妈总说我不收拾家。” 她笑笑说，“我把热水器打开，你们晚上可以洗澡。”她还烧了开水，我们很快坐下来边看电视边喝着浓浓的香茶。
小毕洗过澡之后，和我们坐在一起说了一会儿话就躺下休息了。那天晚上，电影频道演《勇敢的心》，中间插播了很长的广告，我们边看边聊，我给她讲扮演华莱士的“美得令人心痛的”梅尔·吉布森和姿色绝伦的苏菲·玛索，讲他们演过的《叛舰喋血记》和007电影。跟她在一起，我是那么愿意讲话，那么愿意袒露我内心的柔软。她令我兴奋着迷，而我也能觉出她对我充满了好感。
在这个日新月异地变化着的社会中，我们似乎都感到迷茫和缺少依靠，而这样的倾心长谈怎么会不让我们觉得相见恨晚呢？如果不是杀了人，老实讲，我倒真想认认真真地和她谈恋爱。她是一个多么理想的爱人啊！我在少年时竟毫无察觉。她肢体匀称，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略微鬈曲，鼻子微翘，额角高高的，她的腰枝细而柔韧，臀部宽大饱满。
我们在一起坐到很晚，末了，我站起身来看着她，她轻声说：“你去和他一起睡吧，早点休息。”我退到厅里，见小毕已经呼呼大睡。我知道，我眼下提出的任何要求她都不会拒绝。
第二天，我和小毕还没起床，雅梅就已经买回了油条和豆腐脑，我们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雅梅开车把我们送到路边分手的时候，我几乎恋恋不舍。她是我熟悉的城市和人群中延伸出来的让我感到亲近的最后一个人。我坐在她身边，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一时无语。雅梅笑着对我讲：“办完事情回抚顺一定想着找我。”她把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都给了我，我对她说：“街面上乱，出车的时候别打扮那么精神，不安全。”雅梅苦笑了一下：“精神什么，都老了，没人要了。”我们又聊了几句闲话，因为我实在不愿分别，我想雅梅也是如此。可是世间哪里有回头的路呢？我们终于说出了道别的话，下了车，站在路边。小毕格外多看了我两眼。雅梅把车子调了头，鸣了两下喇叭，很快消失在远处。
我们俩这次都没再提抢车的事儿，就规规矩矩地一直站在路边的树荫下等车，看着远处的大烟囱和大罐向空中排放着袅袅烟气。雅梅做出的安排我不想去破坏。
我们搭了一辆大客车到的丹东市区，发现街里交警挺多，我和小毕坐在车后排座位上小声商量，决定不在市区停留，直接到下面县里去看看。车停在了客运站的后院，我们去了趟人满为患的厕所，都没出客运站，就在大院里又换乘了一辆热热闹闹的中巴继续赶路，我们坐在司机身后铺着座垫的木箱上，满以为今天会风平浪静。
可是，车子开出去还不到半个小时，速度刚刚提起来，一辆警车就从后面呼啸而至，别住我们的这辆车，用喇叭喊话，示意我们停车，我和小毕大惊失色，立刻站起身拉开车门，从正在减速的中巴车上纵身跃下，小毕在前，我在后，他落地时重重摔了一跤，胳膊肘出了血，粘了很多土，跳起来之后跑得依然比平时敏捷得多，我们冲下斜坡，跃过一条小河沟，向路边庄稼地里没命地跑。也许是大片的玉米地救了我，也许是小毕救了我，他实在是矮小瘦弱些，看上去更容易被捉住。
我听见可以令人倒地的枪响和小毕的一声长号，我们就此分道扬镳。
六
我已经懒得再往远逃了，况且我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如果落得个身无分文，处境会更加艰难。
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比小毕晚半个多月落网，是因为我更热爱表演，影响我一生的妈妈过早去世，命运念在这些，对我有着更多的同情与宽容。
我东躲西藏，辗转来到丹东的一个县城，当天就在一家小饭馆里找到了工作，这家饭馆在沿街的两扇大窗户上都贴着招配菜，我想老板一定是急于招人，也应该挺实在，我于是在这里落了脚，老板说好，一个月给我五百块钱工资。
我的手艺比厨师应该好些，我对此并不介意，我对于自己在不感兴趣的行业里比别人强毫不在乎，我从不与人争斗，我只有爱好，也只按自己的爱好行事。不然，像我这样干了八、九年群众演员的早能当个戏头什么的。如果我心有旁骛，我可以召集别人，利用别的群众演员，从中牟利，可那根本不符合我的想法。我背井离乡，苦苦挣扎，不甘后退，不是为了这些，我忠于自己的理想，或者说是爱好，我并不计较那些。眼下也是这样，反正有吃有住，我甘心拿厨师一半的工资。厨师对我挺和气，特别是在后厨只有我们俩的时候，他偶尔向我讲一些他家庭的窘况，只要不是黑了心的人，都不会揭穿他的二级厨师证是假的。
这间饭馆开了有两年多，生意还说得过去，每天中午都挺忙，晚上也还可以，我在这里并不累，或者说我感觉不到累。我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想法，我只需要看着眼前的这点东西，过一天算一天，我感觉我的心在这个没有亲人的海滨小城里加速着干枯和死亡。我没再尝试着去做任何改变，就像在持续的旱季里，一只求生无望的鳄鱼躲在树荫下，静静地等待末日的到来。
果然，我在这里才呆了半个多月，这一天就降临了。
那天中午，店里客人正多着呢，我见两个警察从后院冲进来，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我操起立在案板上的两把刀，几乎像西部片里的快枪手一样，警察似乎还没有看见我，我已经把生命看得很轻，也许我会被击毙在这个潮湿肮脏的厨房里或是院子里，也许我能再次侥幸逃脱，隐身于另一座茫茫的城市。
唉，我既已混到如此地步，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东躲西藏地苟且偷生又是什么长久的办法呢？这样的一天迟早还是会来，想到这儿，我把两把菜刀甩手丢进了汤锅里，溅起不小的水花。
一部摄像机在跟踪拍摄，看来，我终于要在一个什么节目里扮演一回主角了，而且，这很有可能是我这辈子的谢幕演出。我很讨厌警察扭住我的肩膀，狠命按住我的脖子，这一切本可以来得更从容。他们问我的名字，我大声重复了两次“李春成”，他们才听清楚。
这个名字在二十年前少年宫的歌咏比赛中得过一等奖，这个名字也曾在学校运动会上让他的同学感到荣耀，如果甘于平静的生活，这个名字也应该是正正常常、安安稳稳的名字，可当这名字被警察不客气地说出来的时候，他几乎走到了尽头，他的一生竟是一场巨大的失望。他将终于荒郊野外，不再有任何知觉。
很多年前，小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妈妈站在讲台边给我提示歌词，我唱着歌，时不时地停下来，对着缠着红绸布的麦克风问妈妈：“什么词儿了？”满操场坐着小板凳的同学和站在他们身后牧羊人一样的老师都听得见，笑得前仰后合，为我伴奏的姑姑也从风琴后面探出身来微笑着鼓励我。那一幕是我生命中永不消逝的记忆。
我断断续续地唱着南斯拉夫影片《桥》的插曲：
“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请把我埋在那山岗上……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我要见到您啦，妈妈！我会见到您吗，我的妈妈？我要带上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像您一样，永久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