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搭乘的中巴车行驶在河堤路上，我终于进入了这座我从小生活的熟悉亲切的城市，我在穷途末路之际潜回故乡，往事象争宠一样窜到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仿佛放映着一部谁也拍不出来的高明的电影。
河堤路的北面就是使它得名的浑河，拍《玉观音》的佟大为成名后出了一本写真集，名字叫《赫图阿拉》，指的就是这条河流上游努尔哈赤发轫的一座都城。浑河流经市区前就已分为两股，被人习惯地称为一道河、二道河。一道河略窄，因受了沿途企业的严重污染而变得水流混浊，颜色像现在的小孩子喝的黑芝麻糊，河底和岸边都是黑色的淤泥，很多人以为浑河是因此而得名的，其实，浑河的得名缘于三百多年前精悍的努尔哈赤在大战前为震慑明军有意在这条河流的上游丢弃草料和踏混了河水，使得敌军未战胆寒。二道河的河水清澈宽阔，可以看见伏在河底的蟾蜍。每年短暂的汛期，上游的大伙房水库开大闸放水，两道河才会难得地汇在一起，形成一条河面上鼓出水花的沉稳的巨流，而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两股河流泾渭分明，互不干涉。两股河流之间夹着带状的开阔河滩和沙洲，生长出很多绿色的植被，盛产蚂蚱和蜻蜓，每个夏天，沙地里总会有三、五处池塘的水清澈如蓝，与两道河流的颜色迥然不同，吸引南岸的人们嬉戏祛暑，甚而洗浴，但见全身打满肥皂的大人或孩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再浮出水面的时候，全身已是干干净净，头发就像水獭毛一样妥妥帖帖地泛着乌亮的光泽。
我在熟悉的路边下了车。往南就是十一道街，我少年时代的那片平房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七、八层的楼房，街道看上去并没比以前宽出多少，一层的门脸房多数做了饭店，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路口的小集贸市场，顽强地存活下来，可是规模小了很多，也再见不到多年前的喧闹。
我站在河堤上，望见少年时就无限神往的沙洲里的碧蓝池塘，我突发奇想，趁我还能自由地行动，，趁我有着一份异样平静的心，我要靠近这一切。我对小毕说：“走，听我的吧，我们找个池塘，痛痛快快洗个澡，游一会儿。”我们下了一段土坡，从架在一道河上的一座运沙的简易铁桥上走过去，来到略远一些岸边长满低矮杂草的池塘边，在这个灼热的午后，周围空寂无声，我们能看到手指大小的泥鳅灵活地在水中游动，一整午的阳光把池水照得暖洋洋的，我和小毕脱的一丝不挂，在蓝幽幽的池水中静静地游着，有如少年时代无忧无虑。我甚至能感觉到隐藏在身体里的脆弱和忏悔也都钻出来晒太阳了，如果此刻警察到来，我们会安然就范，这样安详而平静的终结会让我们死得其所。
一朵朵白得发亮的云悠闲地点缀着湛蓝的天空，那么多不知名的昆虫在这片无人喝彩的野外欢快的歌唱，我怎么会不觉得这一切对我而言，来得太迟了呢？
回忆往事常常令人伤感，所以进入故乡之后，我见到那么多熟悉的街道、学校和铁路，心情也逐渐蒙上了一层灰色，我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但是，能在生命的关口潜回故乡，毕竟是不平凡的经历，一个来日不多的人能故地重游，可以说是难得的幸福了，至少我这么认为，我比小毕要幸运。
对于我内心的百感交集，小毕当然无从体察，可是对于他朋友家乡的这一切，他应该也不会觉得索然无味吧。
我知道十一道街对我们会是个既安全又舒适的地方，我初中毕业之后，家才从这里搬走，搬到望花区靠近望花大街花鸟市场的一幢旧楼里。那个时候，就有消息说十一道街很快要动迁，所以有人找到爸爸用略大的楼房把爸爸住的平房换走了。但是真正的拆迁几乎是在整整十年后。我对望花的那处房子没什么感情，我在那里住的时间断断续续不过几个月。我对这个城市的大部分记忆都来自于十一道街。
果然，我们刚从一家冷面店里吃了饭走出来，就在街口遇见了有点近视的张质彬，他站在六、七米远的马路边扭头眯着眼认出了我，然后走上前来，在我肩上捶了一拳，一见如故。质彬是我初中同学，家住十二道街，就是我上小学的那片街区。
当晚，在质彬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决定到他家中借住一宿。质彬的父亲已经退休，每晚都去给一所中学当守卫，在传达室里睡一觉，他母亲今晚又去姥姥家和姐妹们玩麻将，都不在家，这让我们觉得很自在。我们三人在夜里十一点多到他家楼下的一个露天大排档喝啤酒。
质彬上初中时热爱绘画，也爱热闹，家里有很多小人书和带木头棋盘的大号象棋，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在很远的砖厂上班，这使得他家成为我们很多同学聚会玩耍的理想场所。他妈妈叫他“儿子”时声音轻柔而富有弹性，像是在叫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这使得他和他妈妈都显得有些幼稚可笑。他的父母热情好客，这一传统看来至今未变。电视剧《霍元甲》播出没多久，他家里就有了《霍元甲》的小人书，他还照着小人书画了几幅素描，不过画得不像，把霍元甲画成了个小下巴小脸儿的洋葱头儿，衣服的轮廓倒还说得过去，一簇一簇的，这是他的风格，英语老师曾在课堂上取笑他的字母写得像“豆芽儿菜”，其实他的汉字也有那种倾向，有月牙儿的感觉。
我们坐在路边吃着肉串儿、烤肠、毛豆和黄瓜，桌上和脚边的空瓶越来越多。
质彬写过一部“武侠小说”，光看人名就知道内容高明不了，什么“朱五”、“杨六”、“马七”、“侯八”，他喜欢津津有味的鼓捣这些东西，他无论做什么，他妈妈都乐呵呵地看着，认为这是儿子有出息的表现，质彬还曾用针线和马粪纸装订了一部《武穆遗书》，从左边翻开的那种。质彬初中毕业考上了化工技校，毕业后成了乙烯厂的工人，在厂里还曾短期借调到宣传处工作，出过板报，搞过征文比赛，还和几个同事出差去过一次上海，专门跑去看了看电视剧《上海滩》里提到过的闸北，他说：“那也有快十年啦，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样，反正当时就是路边有楼，往里边走还是显得挺破旧的。” 质彬依旧独来独往，没有成家，常站在路边看江湖棋手们博弈，他说出自己的择偶标准：“对我妈要好，我现在工资一个月一千一百多，怎么也得找个六百以上的。”
质彬还提到了工农兵电影院拆迁的事儿，据说拆迁是被一个小工头以三万元的价格承包下来的，“我那天路过还碰巧儿和那个人聊了几句，” 质彬说，“他蹲在一个小土堆儿上抽烟，也不干活，一看就知道情绪不高，原本以为小日本儿的东西盖的结实，钢筋肯定少不了，没想到墙一面面地推倒了之后，全是摔酥了的砖头子，敢情也是个豆腐渣工程。”小毕笑道：“妈的，小日本儿还挺有远见，知道呆不长，几十年以后还坑中国人。”
质彬在跟经过的一个骑车人打了招呼之后，话锋一转问我：“看见他哥我才想起来，你知道吗？小邱死了，就在去年。”我心头一震，质彬接着讲道：“小邱在西一路打仗砍死一个人，后来还杀了个警察。在外头躲了一年多，刚回抚顺就在家门口拒捕被打死了。”
小邱和我们不是同班同学，在年级里因为淘气被老师们传成了名人，我第一次留意小邱，是一次下午放学去大河游泳，我和天骥在沙地上吃力地推着自行车来到池塘边，见到玩兴正浓的他，他穿一条红色泳裤，还戴着别人很少戴的泳帽，正在抓鱼，他在两个玻璃罐头瓶里放上捏碎的馒头渣儿，侧放在池塘的浅滩，然后游上一会儿，走过去把瓶子提出水面，里面就有了很多条小鱼，他把它们全部倒入岸边的一个铁桶里，然后再捏上一些馒头渣儿，走回池塘，放好瓶子，这样不断重复，刷着白油漆的铁皮桶里很快就黑麻麻地挤满了小鱼。天骥走上去殷勤地说：“小邱，抓了这么多鱼，帮咱个忙呗。”小邱问：“啥事儿?”天骥凑得更近了：“二宝明天下午又要跟我借车，你跟他说说别借了呗，你就说你要用。上次车圈都给整瓢了，我爸差点儿揍我。”小邱答道：“妈的，这事儿也找我，让他精心点儿呗。” 那是我第一次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这么近地看见他，他的身高在同龄人中略微偏矮，眼睛大而明亮，右颧骨处有一块明显的伤疤，那一块的肤色也略黑些，鼻孔是三角形的，鼻翼总是张得鼓鼓的，显得精神十足。
小邱是个机灵鬼，嗓音不坏，初二上学期，我们一同被选入学校合唱队，那次选人是在摆着一架旧钢琴的阶梯教室进行的，各班都派去不少学生，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老师让我们一个一个地站到教室前面跟着她的琴唱几个音，小邱唱完之后，老师惋惜地说：“嗓音不错，有点儿喊坏了。”可还是留下了他。很快，我们这批人又成了学校腰鼓队的成员，但是我们真正的用场只限于一个多月后学校秋季运动会的开幕式，我们站在同一排，头上扎着三角形的红绸布，走两步跳一步地敲着小鼓从主席台前经过。
小邱脑子确实不笨，还代表班级参加过数学竞赛，代数老师就说过：“邱士明不管多少天没来上课，当堂课的内容都听得懂，也做得出题来，这小子脑瓜儿白瞎了。”小邱逃课大都是在跟班主任老师吵上一架后出现的，我们挨班，在下午自习课上常能听见他和老师在走廊里高声喊话，偶尔他会哭着离开，多数时候他都是不屑地走掉。气得他班主任老师跟在后面尖着嗓子说：“你有本事永远别来上课。”他会在消失多日后，突然出现在体育课的队伍中，还会和我热烈地拥抱：“春成，春成，我真想你呀！”压得我耳朵都疼。
小邱被击毙的那天晚上，潜回家中呆了还不到二十分钟就被警察包围了，等他刚一走出家门，警察喊了一声“小邱”，他掉头就向门洞里跑，警察于是开枪射击，将他击中，他像一个正在飞奔的淘气小子被石头绊了一跤重重地仆倒在地，当场毙命，手里还握着枪。
质彬说，警察多亏果断，如果让他进了大门洞，就那片二层楼，想抓住他可比抓住一条泥鳅还难。据说，小邱潜逃期间还去过泰国。
我说，你还记得小邱唱歌吗，初一初二那会儿，搞元旦联欢会，各班都把教室布置得花花绿绿，他还到我们班唱张明敏的那首“我要轻拨喑哑的老吉他，我能道出心中许多话……”
我们聊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才回去睡觉，夜里总是有人起来上厕所。
这么容易遇到熟人让我和小毕都觉得还是该尽快离开这里，容易遇到熟人的地方让我们感到不安全。第二天刚过正午，我们在一个棋摊儿前和质彬分了手，决定离开抚顺。
现在，抢车的事儿在我们的思想里跟借车区别已经不大了，我们认为那不过是在为自己找一个方便而已。我们只是考虑到不被熟人看见就行，于是决定到东边的露天区去实施这一计划，然后一直向东走，到丹东躲起来，看还能过多久安生日子。但是这次的抢劫极为巧合，它根本称不上什么抢，准确地说，是让我感到愉快的一次邂逅，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缕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