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老人在高音处戛然而止。小毕后来说：“我正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呢，声音就突然停了，屋子里异常安静，我正纳闷呢，她姐姐惊叫了声爸，仿佛她老爸中弹倒地了一样。我抬头一看，她爸爸咧着嘴哭了起来。她爸爸哭的样子很有意思，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仰着脸哭，就像一个被抢了玩具的孩子一样。两个女儿都哭着扑上前去，一个坐在旁边替父亲擦眼泪，一个蹲在父亲膝下，大声叫爸，扎了红头绳儿就能演喜儿那出了。她爸爸眼泪异常丰富，在脸上尽情流淌，下巴颏上都形成了水滴，比老丈母娘在女儿婚礼上的眼泪还多。”
她妈妈一开始还想表现出若无其事，可是没劝上两句，也走了音，全家哭作一团。小毕手足无措，简直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小娟的父亲后来情绪平稳了一些，一直有人哄着，一会儿吃西瓜，一会儿吃火龙果，当小毕不存在一样。夜里，小毕独自睡在一间屋，小娟整晚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叫他洗漱。
小毕将就了一宿，第二天就回了北京。小娟跟他一起回的，可是路上两人很少讲话。
“小娟一家这样认认真真地对待生活，让我对小娟的印象产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他们生活得是那么精心，那么有计划，我甚至也厌恶小娟了，看着她蹲在地上煮面条或是煎鸡蛋，我怎么都觉得像个一心想着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家庭妇女。”
“我提出的分手，她挺舍不得我。她甚至瞒着我哭哭啼啼地给我父母打电话，把做人工流产的事儿都讲给他们听，这让我对她彻底冷了下来。我再不理她了，她也没再来找过我，可能那么痛快地做了一番控诉之后，她也觉得很没趣儿。”
小毕比我小六岁，身材不高，白白净净，老家在山西，家里条件不错，有两辆农用车。小毕的父亲是村支书，很喜欢张罗事儿，这辈子张罗的最大一件错事儿就是总把放映队请到村子里来在自家大门口的空场上放露天电影，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这让小毕对电影的痴迷根深蒂固，日后给家里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小毕眼里的电影是有魔力的：“十里八村儿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看，那阵势比大集还热闹。”他父亲发现这一苗头并试图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小毕已经树立了为电影事业献身的志向，背着一大袋子电影杂志离开了家。
可是他在北京的这几年，过得挺苦。最不济的时候，还被人领着去卖过血。家里几乎把他当成半个精神病，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碰上的倒霉事儿讲给家里人听。他刚到北京，就向一家经纪人公司交了三千二百块钱的培训费和签约费，经纪人公司安排了一个喜欢抚摸小姑娘的老师给他们上了一次小品课，就宣布大家毕业了，“很不负责任”。他也会兴致颇高地向家里人说：“我演死尸跟别人不一样……”为此，他爸爸郑重宣布：“如果肯回来，说明你好了，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看上哪个姑娘，家里一定想法儿满足，否则，一分钱不给，不能花钱供着你给家里丢脸。”
我知道小毕的精神没有问题，他也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喜欢周星驰的人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和小毕都特别喜欢看《喜剧之王》，那部片子我们看了好几遍，它既能鼓励我们，又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落泪，觉得周星驰比金·凯利高明得多，他几年之间从一个群众演员成为大明星，他是我们的偶像，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很多时候，他让我想到自己也总有出头之日。有一次，小毕在电视里看到采访周星驰，回来跟我讲：“女主持人看着周星驰，不停地在那儿笑，跟挑逗谁似的，简直像个坐台小姐，而周星驰礼貌地报以微笑，显得憨憨地，我觉得自己当时特想去抽那个女主持人，他妈的品位那么低，凭什么风风光光在那儿现世，这世道真是不太公平。”
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也是我的代表作——其实这样说一点都不准确——是《霸王别姬》，我是坐在台下给虞姬鼓掌的解放军战士，批斗虞姬的那场戏，我演一个走在最前排的红卫兵，陈凯歌导演拍戏很认真，那场戏把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可是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离艺术很近了，我跟着这个剧组拍了一个多月的戏，尽管台词并不多。那段时间，我的内心充满喜悦。
一位好心的老师对我说：“你条件不错，运气好，会有机会的。”我对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安慰话充满感激，认为这位老师理解我，认为我还是有实力，而只是运气欠佳。可是过了一年又一年，我身边的群众演员换了一拨又一拨，我把年轻的时光几乎用尽，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在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里演过男二号，我演得非常投入，可是那部剧根本就没播出过，以后我也再没见过那个导演和那帮人，说好八百块钱一集的片酬我也只拿到了一小部分。我还以男主角的身份拍过一部电视电影，据说已经送到电影频道，可后来也是石沉大海。我始终没有进入真正有戏份的，能拿固定片酬，跟剧组踏踏实实忙上三两个月的演员的阶层。我见过一个导演拍他那部二十来集的古装电视剧，骂群众演员是猪少说也有二百来次，他的形容很准确，我感觉自己就是这样，每次奋力地跳起来，抓到的都只是一根弱不禁风的稻草，很快又掉回猪圈里，所以我比一般的群众演员内心受到的折磨更大，但我还是不得不跟这群人一起蹲在路边像西红柿一样等着人来挑拣。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我是行的，我看了那么多电影和电视剧，认真琢磨过表演，悟出了不少东西，我从人家坐在屁股底下的一张报纸上看到克拉克·盖博连上楼梯都经过专门的训练，所以我也留意过各种动作和举止，练了很多小花活儿。群众演员里没几个人知道弗拉明戈舞，我的恰恰和探戈跳得也很不差，可一直派不上用场，多数时间我像根木头一样立着，或是像鸭子一样被赶来赶去。有一次，我和小毕扮太监，间歇那会儿，我们只是互相使了个眼色，笑了笑，就被路过的剧务骂了一顿。
那次在北普陀拍一部戏，男演员实在是水，我瞅准了机会，冲上前去大声向导演推荐自己，我的这手儿印象中是阿兰·德龙用过的，可是我显然没有他的那份儿运气，结果被人像对待疯子一样推开。随后在拍戏中，我被两个人抬起来狠狠地往地上摔，他们大概真把我当傻子了，我认为自己也快出问题了。
我拿到一百块钱，神情恍惚地返回北影厂，找了一处地下室住下来，然后到大院北头找我的行李，结果发现那片房子已经拆了。以前我在那儿藏过很多次行李，一个楼道里靠墙摆着落满尘土的锁着的铁柜，它的背后是空的，这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我想，除非房子拆了，否则东西绝不会丢，我居然不幸言中。我在前门买的一套一百多块钱的还没上过几回身儿的西装连同毛衣、毛裤都弄没了，只见一片废墟和穿得比我还寒碜的工人正低头寻摸着什么，我问他们看见我的衣服了吗，他们象看怪物一样打量我。
我返回地下室，一头倒在床上，隔壁传来遥远的春节晚会上的歌声：“……多年飘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自从背井离乡已过了多少三百六十五日……三百六十五里路呦，从故乡到异乡，三百六十五里路呦，从少年到白头，三百六十五里长路，饮尽那份孤独。” 听着这首我从前参加区文化馆歌咏比赛唱过的歌，想着自己吃过的那么多苦头，年复一年，我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却一点看不到希望。想着这些，我关好房门，在屋子里大哭了一场。
整个下午，我不断地放声大哭，心灰意冷。
那段时间，本来应该是活儿挺多的时候，可是北影厂门口很萧条，群众演员也少了很多，就连平时睡小树林、衣服搭树杈的那些群众演员都收拾东西，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小毕得到消息，跟我商量：“成哥，听说他们都到怀柔去了，那边正拍着好几部大戏，群演过去吃香得很，没台词的一天都拿四五十，我们也过去看看呗，正好这个月房租也到期了。中介今天还有车过那边呢。”
我们去了怀柔，住进一个小院。我忽视了小毕只上过一堂表演课的那次经历，掉进了一个陷阱。
我和小毕在那儿住了两个半月，一分钱没拿到，倒把身上带的钱交出去不少，什么住宿费、管理费、介绍费的，每人还给管院儿的交了四百块钱的道具押金，看样子也不大可能要回来。一天下午，我们趁管院儿的出去玩麻将，打伤了用铁链拴着堵在门口的狗，偷偷逃了出来。因为怕被追回去，我们准备先打上一段儿车，再搭乘公交车返回市里，而正是这次打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