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教过的学生小宝子回来的时候也和我们走到了一起，当时他刚买了一部砖头大小的收录机，带到电影院里录歌，妈妈问他录没录罗西临终前写给老婆婆的那封信，小宝子说歌基本上都录了，那封信“实在是没想起来”，妈妈还嗔怪道：“那可太遗憾了，那封信多感人啊。”小宝子连连点头自责。我们刚回到家里，妈妈就扑到炕上呜呜地哭起来，我对这种轰然的仆倒和不明来由的痛哭感到非常惊恐，爸爸带着笑意尽量显得轻松地劝她：“干啥呀，不怕孩子笑话呀？别这样，咱以后不去看电影了啊。一场电影，这成什么了，至于吗？”过了好一会儿，妈妈才站起来擦眼泪：“太感人了，妈看了心里难受。”
妈妈是个热情开朗的人，小时候家里做被褥或是缝棉裤之类的针线活，都是由妈妈操刀的，妈妈长时间地盘腿坐在炕上，干着这些枯燥的活计，嘴里总是不停地唱着：“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妈妈唱这首歌的时候非常动情，每回唱到这儿，我都担心她真的会哭，所以总去阻止她，妈妈会推开我的手，稍微中断一下说：“别拦着妈唱歌儿，妈干活儿就得唱歌儿，要不妈干不了活儿。” 其实妈妈是在非常快乐地歌唱。有时妈妈会看着我和姐姐更起劲地唱：“阿哥阿妹的情谊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啊，永远在我身旁……”
但是妈妈的歌唱终于成为绝响。
我上小学三年级，准确地说，是我八岁那年，那天上午，学校包场看《少林寺》，我在电影院里得到妈妈去世的噩耗，我被一个老师领着一路哭着跑到医院，也没见到能说话的妈妈。妈妈死于脑溢血，我和姐姐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在家里搂着妈妈的相片哭，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伤心。
没有妈妈的孩子是可耻的。演出的时候，我依然卖力地唱，赢得一些掌声，可是我发现，人们很快就忘了我的表演，这让我对日后的登台感到非常羞怯。
妈妈的离去让家庭产生了巨大的落差。由于父母的婚姻当初受到姥姥、姥爷全家人的集体反对，所以母亲去世后，我们家与多数的亲属完全断绝了往来，三口人孤零零地生活。我们不但很少去看电影了，很少再买新的小人书，甚至我也很少再跑到综合商店里花上一毛五二两粮票买饼干回来和姐姐分享或是到路口花五分钱买小豆冰棍儿。有一回，我去六道街姥姥那儿，回家后被父亲知道，暴打了一顿，他吼道：“如果他们是亲人，你妈就不会死，都他妈是混蛋！”他把姥姥给我的关东糖隔着院墙用一个投掷的动作丢到街上去了。姐姐吓得直哭。
父亲的工厂效益一直不好，从我十岁那年开始，父亲就不再去上班，做起了贩卖观赏鱼的小生意。他常去鞍山进鱼苗，等把它们养大一些再转手卖出去，我们自家的鱼也会繁殖出很多小鱼，爸爸在家时常常手上拿着小网精心地侍弄它们，有的鱼缸上方还挂一个小灯泡，我家里炕上、地上摆满了他亲手做的大大小小十多个鱼缸。
父亲卖出过很多鱼，刚刚四十出头，就显老了，我偶尔去鱼市，远远地就能看见头发花白、皱着眉头的父亲。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单一而稳固的，但是我也见到过他的的狼狈和卑微。那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午后，父亲卖鱼的第五个年头，一位邻居跑来告诉我和姐姐，爸爸在市场出事儿了，有个女的“说你爸耍流氓，你爸被抓到派出所了”。我和姐姐急急忙忙跑去。派出所外面围了很多人，有个小伙儿还摇头晃脑嬉皮笑脸地起着哄：“看一看，看一看喽，老流氓调戏老妇女喽。”我们费劲地从人群中挤进去，见到站在爸爸对面的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正情绪激动地比划着说：“他用手拉我胳膊，就这么拉，还摸我的脸，这不是耍流氓么？”父亲看了一眼我和姐姐，像不认识一样，脸色铁青地申辩着：“她买了我十多条鱼，还要了一个缸，说身上没带够钱，家就在市场头儿上住，让我给她送去，我说：‘你一会儿把钱给我捎来就行。’她偏说拿的东西太多，让我帮着送一下，结果到了她家，她就这样。”值班民警十分平静地听着，只偶尔点点头，并不时询问一句。我和姐姐站在旁边，感到十分羞愧，我仿佛在做梦一样，觉得屋子都在晃，尽管我们不相信父亲真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姐姐哭着抱住那个中年妇女的手哀求着：“大姨，你放过我爸吧，我爸是好人，我们从小没妈，我爸拉扯我们。”妇女态度强横地甩开姐姐的胳膊：“你也会拉拉扯扯，跟你爸学的？给我松开。”派出所外面围的人越来越多，幸灾乐祸地像看电影一样瞧着热闹，这阵势我前所未见，也不知该如何插手，只是呆呆地站在一边。我很感激那位民警，他注意到外面的情况，及时地走到门口，让众人散去。
经过这位好心民警的耐心调解，这件事总算平息了。父亲要给民警装几条鱼，他拍了拍父亲的肩膀，笑着回绝了。那天，我们出了派出所，返回鱼摊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一个人经过我们这儿站了一下，爸爸盯着问了一句：“看鱼？”那人轻蔑地笑了一声走过去。平日里，我看见摊床前围着很多人和爸爸有说有笑还觉得洋洋得意，而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是个低人一等的营生。那天，我们提前收了摊儿，我和姐姐一起推着小车往家走，爸爸默默地跟在后面。
父亲这件不光彩的事儿传到我的学校里，我似乎一夜之间也成了一个不光彩的人，成了一个被取笑的对象，所以初中的后半段时间，我经常逃学，根本没怎么好好读书，倒是认认真真的打过几次架，在家里结结实实挨了几顿揍。
那段时间，我迷上了课外书，特别是武侠小说，什么《侠客行》、《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七剑下天山》、《倚天屠龙记》，还有《十万个为什么》和宇宙奥秘之类的书，把我的心看野了。我经常从学校跑出去看录像、游野泳或是在市场里闲荡。我去看录像的福民茶社就在热闹的市场路口，有两、三间教室那么大，里面有一尺多高的小舞台，台下摆的全是没靠背的长条凳，昏暗的大屋子里总是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儿。我在那里看过很多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猛龙过江》、《唐山大兄》、《醉拳》、《蛇形刁手》什么的，还有007系列片。偶尔，不知哪儿来的小剧团会在这里演上几场，门口的小黑板上就会写出《打渔杀家》、《李逵探母》、《杨乃武与小白菜》、《王二姐思夫》之类的剧目，还把演员的艺名也落上，什么“大金牙”、“马大脑袋”，比学校里的外号还难听，想必，师父当初对他们的学艺没抱多大指望。这帮人住的很简陋，晚上就在舞台上打开铺盖睡。他们的演出却是最招人的，经常是里边热热闹闹，风情万种，叫好声不断，检票员忙不迭地烧水沏茶，门口围着一大堆免费的听众。
有一次，我在福民茶社检票员的椅子上看到一本《喜剧六种》，觉得书名挺奇怪，就拿起来翻，竟发现我家里有它的小人书，叫《吝啬鬼》，封皮画着一个白头发老头儿趴在地上满脸堆笑地数钱，我就随手翻了翻，得知这个叫莫里哀的作家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年轻的时候抛掉荣华富贵跟着一个小剧团走南闯北，我就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丢掉眼前的一切，到远方寻找理想。
我这样自由散漫地过了一年多。
初中毕业，我连技校都没考上，父亲花了不少钱，安排我上了外地的一所烹饪学校 。我还没来得及细琢磨就被爸爸带过去报到了，再说，当时我缺乏沟通的勇气，也根本没什么底气，本来没好好念书，回头别人给安排，自己还那么大挑拣吗？可是，我很快就感到，这里也缺少让我安安心心待下来的氛围，学校地处偏僻的西郊，门口就是大片的菜地和一条不知通到哪儿去的铁路，一所烹饪学校伙食还这么差简直有点儿说不过去。学生中间有的胡子拉碴岁数挺大，闲下来就吆五喝六地打扑克，我住下铺，他们似乎从来不管你休息不休息，踏踏实实该怎么玩儿怎么玩儿，好像这辈子已经有人给他们养老了似的。这伙人上厕所，根本不往里走，就站门口往里滋，厕所里都刺眼睛。我把这些情况写信跟姐姐沟通过，姐姐回信说这里“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生的一个终点站”，我发现作文写得很好的姐姐确实善于总结，这里的人似乎真的快到终点站了，脑子里都没什么想法，他们甚至不会像小学生和中学生那样说自己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当工程师。这里的模子只出厨子，他们不用有理想，他们谋生的手段是炒菜。当时我想，我要当厨师吗？厨师是一个太遥远的我根本不愿意让它靠近我的头衔儿和职业，它让我的生活变得这么残酷和无趣儿，所以我不但没有认真学，甚至都没有坚持到毕业，就在一年级结束，带着爸爸给的六百块钱学杂费和生活费不辞而别，去了北京，开始了我的艰辛闯荡。那一年，姐姐考上了大学，去桂林医学院就读，平平稳稳地一直在那里生活着，毕业分配到当地的一家大医院。一年后，和她大学的壮族同学结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