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落花如斩首：是这个生锈且疲劳的帝国给人的终极印象。
除此之外，还有充电的微风，云集在电车中沈睡的公司职员，头发和皮靴千篇一律的现代少女，呼啸而过的轿车，布满各处的墓园、神社、酒鬼、老人、偶尔飞过头顶的自卫队军用直升机、明治时代的楼、被异化的汉字和千年礼教的变形。这一切在一年一度樱花泛滥的光辉中闪耀，展现着国家、禅、以及近代资本主义交叉混淆的美。同时也使人感到：古典的远东真的已一去不复返了。
曾经纯粹过的民族，今天已不过在浑浑然地混日子而已。
诞生过山本常朝和紫式部的太平洋极端岛国，似乎再也难以从刀刃与胭脂中抬起头来。浮世绘退化成漫画，民族英雄退化成暴力团，歌舞伎町退化成红灯区，茶道、剑道、弓道这些从汉族文明中脱胎的国术，也退化成欣赏品，失去了真实及尚武的意义。人们不再用灵魂去学习，而是有“兴趣”而已。在人烟稠密的色情区里，现代基督徒们高举着“基督之血能洗清罪恶”的黄旗站在街边，与上野公园旁在樱花树下飞驰的右翼黑车分庭抗礼，从不同的方向撕扯着这个岛屿。在“日本民族精神”与“经济萧条期”之间，几乎没有为大和本身留下任何纯洁的位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从1868年以来，其实日本从来就没有能恢复它古典的美丽和光辉。它早已黯然失色了……
一切都是徒劳的。
蓬莱仙岛与超级大国：都像是一场空想。
二
我于世纪末来到这里。在颓废的太阳下注视着这个与中国有着千年之仇的民族。我是从仇恨的教育中来的异乡人。外国人。我的话不被任何人所倾听。我来自一个伟大的陌生，或对一本书的真正理解：走向行动。记忆中：蝴蝶夫人、鲁迅、同盟会、汉奸、伊豆的舞女、倭寇、鉴真、甲午海战……一直到累昏在体力劳动中的中国临时工。这一切都象围绕在曼佗罗图中的花边一样，朝向一个神秘的中心。历史的指挥也许在那里才会形成一朵恐怖而深奥的并蒂莲：中华帝国与日本帝国。
一个自觉是世界的中央之精华。另一个则夸耀说：这里是太阳之巢。
然而对于地球那一边的人来说，这两者都被称为“远东”。如果把这远东比喻成一只亚洲之手，则这是一只有六指的手，中华是五指，日本正是从汉族文明中枝生出去的骈枝，莫名的一根指头，独立存在，又难以完全分割，并使其余的五指充满烦恼。这朵一大一小的，五千年和二千年的古怪并蒂莲，自从出现在我面前以来，就以其含毒而又幽深的芳香刺激着我，使我眩晕、恶心、沈思。
三
“如果自己在实现目的时有了障碍，那就把神也打倒”。这是武士道元典《叶隐闻书》中的一段话。这也正是近代日本的行为，选择和悲哀。是胜利，也是罪。是单纯的恶德，是英武的暴怒，也是废弃了“叶隐”的叶隐精神。
四
自从遣隋使从中国回到这里，一千四百多个春天过去了。太平洋战争和两颗原子弹没有能摧毁龙安寺和汤岛神社，佛教和儒教，北海道的雪和镰仓的落日，充满禅意的溪花与剑道……。甚至可以说：这个十分乖僻十分尖锐的极端民族身上，至今还残存着在中国都已绝迹了的中华上古春秋精神。侵略的罪犹如一团难愈的疮，使日本的近代溃烂，但似乎一直未能触及它的精髓。这精髓便是从中国上古士大夫和武士们“尊皇攘夷”和儒家人生观（甚至朱熹与王阳明的行动学）的传统演变而来的——叶隐精神。
千年前对汉族的模仿，和千年后欧洲文明的冲击，以及美国军舰入主冲绳，这一切对日本人的心理扭曲是残酷的。1936年的2·26事件，1970年的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包括1995年的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严格地说：都是某种变形的复古主义事件。的确，日本很难忘记它那幽雅的过去……很难忘记它的庭院、和服与英雄。
譬如三岛由纪夫，他的自杀就让我想起中国东周时代一个小诸侯国的士大夫：泓演。泓演的国君惨死疆场，被敌人乱刀斩为肉泥，惟有一块肝脏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维护君王尸骨的尊严，泓演于是剖腹，将肝脏塞入自己腹腔，以流血的肉体权且充当君王的棺材，并随君死去。二千多年前的纯汉族皇权精神，连中国人自己都忘记，明治维新后几乎绝迹的武士道忠君仪式，似乎到了1970年才在一个文学家身上真正结束。
有人觉得三岛并不能代表日本，真正代表日本灵魂的作家是谷崎润一郎。
无疑这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一个传统：即由清少纳言《枕草子》与紫式部《源氏物语》所构成的女性的，淡妆艳情的传统。尽管谷崎的书其实很浓郁繁杂。而日本还有另一个传统，即《叶隐闻书》——这是日本男性的绝对美，三岛的骨子里并非一个简单的，王尔德或萨德式的唯美主义者，而是有着强烈历史倾向和民族意识形态的现代吉田松荫。三岛有很多作品其邪恶之美都可与《纹身》媲美，但谷崎绝对写不出《叶隐入门》、《奔马》或《太阳与铁》。
五
和服也叫吴服，是春秋时从江南吴国传到日本的。后来，当我在东京神田川河畔的电车站，看到一个穿着丹青相间和服的美貌女子时，我首先的感觉不是日本，而是东方。
于是，我越来越关注和留心于纯古代东方残存在这个现代资本主义强国里的断金碎玉：浅草寺院中被计算机围绕的僧侣，新干线旁放一张小木台，点一支小蜡烛用“周易”算命的卖卦人，背着竹刀木剑上学的中学生，象唐朝武士般肥胖的相扑运动员，从一千日圆纸币上的夏目漱石像，直到以老子“上善若水”的成语而命名的清酒，从日语中密集的古代汉语，直到京都深处庭院中一棵未曾见过的树……。
我几乎相信我能有一种惊人的发现和相遇。
伴随着地震，台风和梅雨的发现和相遇。
比刀，折扇和茶更深的……相遇。
六
然而我失望了。
其实，东瀛已废，毋庸置疑。
日本人的生活是很空虚而疲劳的。人们什么也不关心。当国家处境、历史问题与人文思潮等对一个人的私生活再也不发生一点影响时，当天皇，神教或民主革命都蜕变成一个学术名词时，社会气氛就会特别无聊。
从行为变成研究，从维新变成等待——日本人的确已今非昔比。这就象他们对山水的认识上一样：永远不能超越庭院。过去，在葛饰北斋，小林一茶，千利休，日莲，芥川龙之介等一代代人身上，山水还是人生上的。而现在，整个日本都象一片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放大了的庭院。就算走到北海道也少见那种只有真正的原始森林才有的暴烈，野性和混乱美。所以，当我后来在工作中看见一位客人爬在刚擦洗完的地板上，到处寻觅一粒肉眼看不见的渣滓时，我深深感到了这个民族今天的脆弱。
也许，一星灰尘就足以惹得他们“愤怒”。
有一天下午，才5点锺左右，我刚打完工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扇居酒屋的门突然猛地开了，一个过早喝醉了的老工人被一位女招待满脸厌恶地推到出门外，栽倒在地。老工人不停地叫喊着，咒骂着，但酒店的人再也不让他进去。我看着他孤独地拿着一瓶酒摇摇晃晃地走远。当时我想：难道这就是所谓“战后再出发”的奇迹——疲劳？！
“人民”疲劳过度，是今日帝国财富的代价。
疲劳带来的最终精神危机不是色情，就是恐怖。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所以有了神户少年杀人事件，所以有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所以有了众多的酒鬼和痴汉（色情狂），包括在日外国人变态暴力事件……。日本脱离了中国文明而独辟西洋维新之蹊径，可以说一利一弊：避免了儒教的陈腐，但扭曲了东方的纯洁。
后者给亚洲带来了战争，乱，以及后工业文明的白血病。
日本象一个唯美的凶手，在横扫东方时，自己也受到重创，并始终处于失血的苍白之中。二战的失败使他们必须变成工作狂，用美国式经济体系输血，以维持日本社会的生命和荣誉。血当然是可以转换的。中国式的血老了，那就换欧洲的，欧洲老了换美国的。就象将O型血输入A型血的病人一样，仍然可以活着，只是不知哪里总觉得有一种神秘的不舒服……。
著名的“尊血主义”军国，变成了“输血主义”。
一切都要进口。外来语辞典居然和国语辞典一样厚。
谁都不去朝拜天皇，但又都不想正面承认：天皇是一个废帝。
七
日本不得不进入用技术指导思想的时代。
全球资本主义化，冷战，以及泡沫经济，摧毁了昭和政治家们的理想。机器的密集使日本再也不可能诞生象谷崎润一郎或泉镜花这样的作家，也永远不能再象黑泽明在电影中那样，对古代武士的刀与现代工业的枪之间的矛盾，作如此深刻的反省与比较。我们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两种作家的作品身上看到的，也正是两种时代的日本背景：美与压力。
在东京时，我曾特别着急我再也看不到那个旧日的，朴素的日本。
一个身着歌舞伎戏服，站在新宿复杂的电线、广告牌和灯光下人流中的优伶，偶然闯入了我的眼中，使我若有所悟。他好象在等人，但通过他的装束和周围的高楼，大屏幕电视，电车等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他脸上的疲倦，无助，我越发意识到“用技术指导思想”为什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忌——因为正如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这叫“钢（刚）多气少”！
东京不是我心中的蓬莱，帝国，或妻子的故乡。
体力工作的疲劳也不时让我沮丧。
接下来是一段完全机械化的生活。失望的黑暗一直延续到后来——我终于见到了镰仓，太平洋的日出和京都的光辉。
八
体力工作曾使我真正体验到了肉体的意义。纯肉体的疲劳是清晰的。其实，肉体的一切都是清晰的。相比之下，一种精神如果不附诸于行动，那么这种精神就反而没有意义，很模糊。
行动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宗教。
无论是抄袭文明，军国圣战还是经济激进，日本人的行动美都走在理论美之前。在原子弹留下的废墟上，一个外国人（无论他是否仇视日本）如果说完全不被它的行动主义和今天国家实力的奇迹感动，那是撒谎。日本人的勤劳，细腻，坚毅和形式主义唯美都是一流的。而且，那些曾体现在古代日本人如武田信玄、一休禅师或吉田松荫身上的优点，那些曾体现在太平洋战争或左翼学生运动中的勇气，照样体现在现代日本人普通的日常劳作里。
正是这种看似死板，好象茶道和相扑中的规则一样一丝不苟的精神，使他们挽救了一个战败国的元气和灾难。从军国怪兽到经济动物，日本的复苏有时似乎意味着：呆板、单纯和规矩，并非坏事。
用得好，照样是了不起的行动。
唯行动创造历史。
譬如我曾看见我所在公司的社长连夜一人睡在工具车里，甚或24小时循环工作（并非为钱，常常是习惯），我有所触动。这个大块头老板是一个说话稀里胡涂，但城府极深，而表面十分皮实的日本工人。二十多年的体力工作，每天的重机械搬运和擦洗大楼的高空作业，使他有了一副抗疲劳的身体。他看上去很粗，但在一次谈话后，却借给我一大堆书：《方丈记》、《讲孟剳记》、《联合赤军回想录》、《日本的右翼》等等……。
我说：“社长也喜欢藏书？”
他回答道：“不，都是家传的”。
我渐渐明白了，梁启超与周作人当年为什么特别欣赏日本人的行动主义和唯美主义，渐渐明白了三岛由纪夫为什么要写《行动学入门》，三十年代中国为什么败得被占去一大半江山，孟子为什么比孔子更受日本人的关注，为什么只有谭嗣同、北一辉、希特勒、甘地、洛克菲勒、毛泽东、毕加索、以至永山则夫或麻原彰晃这样的行动论者（无论善恶），才会让他们钦佩和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