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来无事，重读一遍梁启超写的小册子《陶渊明》。这是一本旧书，出版于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者是商务印书馆著名的王岫庐。这是那时所谓“国学小丛书”中的一本。梁启超写过不少人的小传，最有名的当数《李鸿章》《墨子学案》和《陶渊明》这几本。其实说是小传，不如说是一篇条理清晰的论文。因书中梁启超对陶渊明的时代、家族、诗、文、年谱、种田、当官、辞官、酒、琴乃至虎溪三笑和日常生活等，都作了详尽分析。陶渊明当然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人。他的诗可以说是魏晋文学的巅峰。如果说每个朝代只能例举一个诗人作为代表的话，那么魏晋就是陶潜，甚至连曹操、嵇康、庾信、陆机、谢眺或鲍照等人也都得让他三分。他那伟大的《桃花源记》之盛名，甚至让很多后人也学写了不少志怪小说，作为对他的模仿或致敬，如无名氏托“陶潜”之名所撰的《搜神后记》。该书中只有《桃花源记》一篇为陶渊明所写，其余皆是伪作。
说到《桃花源记》，记得前年某日，我曾写过一段感触：
今天走在大街上，我似乎明白了陶潜在《桃花源记》中的写作真意：那夹岸数百步的桃花理想国，那不知有汉魏、遗忘了时间的乌托邦，实际上是对我们少年时代对未知世界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比喻。而人生一旦失去早年的抱负和追求，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场误导。你进去了一些情境，你被感动了，影响了。你的生活甚至灵魂都发生了改变。但是你却不能退却，不能回头。因为你如果按照原路再走出来的话，那将连误导中的那片福地都会找不到了。你会既怀疑困境，又怀疑解脱；既不相信过去的美好，也不相信未来的方向。剩下的全是迷惘。
你还敢走下去吗？对着哪边走？
你是迎风狂啸，还是干脆给自己来上一刀？
如何是境中安心人？——桃花海中一猛虎，戈壁滩头三千鹤。
可悲的是，我们往往不得不退出来。
对于莫名世界或理想状态的追求，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神学本能。用罗素的概念来说，这种本能支持着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对爱情的渴望，甚至支持着我们对人类苦难的不可抑制的同情。
无独有偶，美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写的那本《失去的地平线》，也荒诞地叙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乌托邦事件。作者虚构了在上世纪30年代初，英国领事馆领事康威、副领事马林逊、美国人巴纳德和传教士布琳克洛小姐等几人，乘坐一架小型飞机欲飞往巴基斯但的白夏瓦。途中，他们发现飞机离开了原定航线，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由西向东偏北方向飞行。飞行员也不是平时那个，而是个带武器的陌生人。原来飞机被劫持了。然后，一天夜里，飞机降落在一座狭长的山谷口，是中国的藏区。据说那里有一座叫香格里拉（Shangri一la）的喇嘛寺，他们只有到那里才能找到食宿。于是他们爬山攀岩，几乎走了一天，最后穿过云雾缭绕的林海，到达喇嘛寺，即香格里拉的中心。这里有数千居民，居民的信仰和习俗不相同，有儒、道、佛等教派，但彼此团结友爱，幸福安康。因为这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恪守着“适度”的美德。香格里拉社会是原始理想国的标本。这部书被称为是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的《桃花源记》。1944年，好莱坞还将这本小说搬上了银幕。香格里拉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幻象之地。而且一旦离开了也就再也找不到入口。电影《失去的地平线》影响了一代一代西方人对西藏的看法。据最近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他的《谁在谋杀中国经济》一书中的分析，去年汶川大地震时，美国女星莎朗·斯通之所以信口开河地说中国地震是“因果报应”的原因，就是由于她像过去很多西方人一样，受到过这部电影或书的影响。他们并不理解为何这样一句话，竟然会引起中国人那么大的愤怒。他们对西藏或中国的关系，以及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大多来自这部电影或书中的一些描述。
说白了，就是他们都是下意识地用神学在看东方问题。而这神学又是被小说通俗化的。
东方问题，并非全都是神学，更多的是具体的苦难和现实困境。如《桃花源记》和《失去的地平线》这一短一长两篇作品，看起来似乎很类似，其实本质上大有区别。后者的目的表面上是揭示东方神学，而骨子里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或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书，都有着很明显的内在关系，是一种对空想社会主义与宗教哲学的嫁接作品。而陶渊明的诗或文与人生，乃至他对“桃花源”生活的描写，则表达的是传统中国社会和魏晋时期读书人对大自然与农业生活的向往，根本上只是人学。梁启超说得好，陶渊明写的一切都是为了“自然”和“劳作”。陶其实是无神学的。虽然他和当时正在东林结社的释慧远等佛教人物有所来往，虽然梁启超说他的一两句诗，就堪比全部《大藏经》云云。但是，陶的思想还远谈不到神学。梁启超写道：
渊明一世的生活，真算得最单调的了。老实说，他不过庐山下一位赤贫的农民，耕田便是他唯一的事业。他这种生活，虽是从少年已定下志趣，但中间也还经过一两回波折。因为他实在穷得可怜，所以也曾转念头想做官混饭吃。但精神上很经过一番交战，结果觉得做官混饭吃的苦痛，比挨饿的苦痛还厉害，他才决然弃彼取此。
杜甫为什么写过“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这样的诗句呢？也许就是他也认识到，陶潜的本质就是个农民，而不是什么别的。
陶潜也许正是在辞官那个时期，写下了《桃花源记》的。因为这里包含了他对归隐和逃避的最大渴望。甚至比他那著名的《归去来辞》或《读山海经》等都更彻底。不过这只是一种对朴素生活和农业宁静的渴望，其中包涵着对专制和官本位文化的厌倦，包涵着对山水、音乐、植物和花朵的最大的爱，但仅此而已。陶渊明并不曾思考过造物的神性根源和一切苦难的终极起始点。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不存在。他的诗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心”。而心还不是灵魂。起码陶渊明的心还是现世的，所谓“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而人的灵魂则是永古且始终会运动的。在中国就是境界最高的那些古人，都缺乏灵魂生活。因为心只是一个桃花源：你可以偶尔遭遇，或者在意外的时刻突然进入，看见那些“仿佛若有光”的灵感和意象，并对其中的美景和生活流连忘返……但是你若有灵魂，就绝不会允许你就此作罢。生活是人学。心是文学。而一旦肉体毁灭，心和生活也就都卸甲归田了。幻想也就结束了。最后能带着我们穿越存在与时间、穿越思想与死、穿越爱、孤独和遗忘，将我们真正带向永恒不灭的那个东西，必需是灵魂。
这就是一切人学、文学与神学的差距。
2009-7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