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之死
我怀念的是那个可以写信的年代。
我怀念那个不用提前联系，就可以一脚踢开朋友门的年代。怀念从不预约就和一群人云集喝酒的年代。怀念从不解释什么，就可以随意在信中挥洒性情，编故事、谈遭遇、写诗、恋爱、表达对人与生活之批判的年代。我怀念那在大街上逐渐风化的邮局，以及那个靠发黄的信笺纸、8分钱邮票和浆糊就能维系深厚情感的年代……的确，我怀念的是那个可以写信的年代。
当然，你现在也可以写信。但这太不一样了。
那时候写信似乎是一种祷告。祷告什么？不清楚。
在过去，总有一种莫名的语言冲动，会从我们每个人心中发源。每个人都曾写过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曾有过准文学的表达。信，是一种不必出版就一定拥有起码一个读者的书。在古代中国，信被称为尺牍。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阅读《秋水轩尺牍》和《小仓山房尺牍》时的惊讶。原来母语中还有这么亲切的文字。而从《报任安书》到《与吕长悌绝交书》，从《与韩荆州书》《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到《傅雷家书》等，则为我打开了另外一种准文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文学史上更有太多的书信大家：如契诃夫、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茨威格、卢梭或纪德等等。像卡夫卡那种作家，甚至可以说就是从写信和记日记才开始进入纯粹写作的。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书信体”作品中，也不乏无数伟大的典籍，譬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或里尔克的《慕佐书简》等，更不要提过去那曾一度风靡在读书人中间的《亲爱的提奥》《维特》或《紫色》……
好了，例子举够了，到此为止。我要说的毕竟还不是这些。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书信时代和写信的意义。
我大约从15岁左右开始热衷于写信，那是八十年代的夏天。
那时候经常去邮局。而那时的邮局还总是人满为患，去了就得排队。有寄信的、寄包裹或取包裹的、寄挂号信的、汇款的、打长途的、订杂志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邮局就跟人民医院、菜市场与火车站一样，从来不缺人。那时，邮递员的服务态度再恶劣，也不会引起什么公愤。每天早晨，当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将要从胡同里经过时，家家户户的人都会视其为“使者”，翘首以待。因为在他们冷漠的脸背后，似乎掌握着我们那些远方书信的生杀大权。
写信最美好的意义，除了叙述，还在于等待。
过去写一封信，去邮局，买邮票寄。然后回家等待回信，这期间大约是四天到一周的时间。市内来回是三天，而外地则是六到八天以上。若是寄到海外的信就更长了，一两个月也未必有动静。有些信甚至石沉大海，永远消失在写信人的期待之中。而，也许就是在这些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写信人的心灵与收信人之间也在秘密地交谈。信不像日记。它虽具有隐私性，但又对某一个人是公开的。当两个人在面对面时难以启齿或无法言说的时候，书信就成了第三条语言途径。这是一条“准独白”的途径。你似乎是虚拟了一个远方的人或神。你在对他述说。你知道你的述说一定会被听到，于是就滔滔不绝起来。然后，你会带着信走上大街，熟视无睹地走过阳光、树、汽车和人群，心里还在咀嚼刚才在信中写到的什么词语，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到你把信投进邮筒。
这时，你会如释重负，仿佛生活被刷新了一次。
仿佛一封信，就带走了你生活中的全部问题。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它带着答案再回来。
我个人记忆中有几个人的信，颇具标本性。第一自然是家书，如母亲的信和舅舅的信，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而我父亲的信则像字条，往往只有几句话，交代完事就行。其次，就是诗人子午给我的那些信。他的信语感幽默、学识广博而意象复杂，我往往要多看几遍才能透彻。还有小说家费声的信、翻译家林克的信、诗人柏桦的信或一个早年的挚友M的信。有些人的信是冷静分析、文学和关爱的交叉表达，有些人的信是随便敷衍，有些人的信是装腔作势，还有些人的信则荒谬绝伦。有一年我去广州居住了数月，忽然收到了一封超级厚而笨重的信，就是M从北京给我写的信。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一大堆资料的汇编：除了十多页手写的信外，还有手抄的一些名著段落、诗、画片、还有成打的撕下来的日历（台历），每一篇台历的背后都写满了字。关键是，那日历上还带着本身的内容，譬如当日的天气、生活小知识、美食、治病诀窍、谜语、节气、民俗或阴历黄道吉日等等。M故弄玄虚地还在这些密集而荒诞的印刷文字边上，都加上了一些批注、笑话和各种胡说八道，就好像是当面在跟我聊天那样随意。而仔细一看，那日历的日期，正是从我们分别的日子开始的，一直到他写信的那天为止。
这是我曾看到过的最愉快的一封信，看得我狂笑不止。
友谊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正如古人说的：“不见常忆君，相对亦忘言”。真正的朋友在一起时，未必有多少话说。而一旦分开，却又总是想见面。而随着时代与年龄的更迭，友情也就淡漠了。说到这个M，倒的确是个话题。M是北方人，有八分之一满族血统，父母都是铁路工人，但从小让他学音乐。他也曾一度以诗人自居。我们十几岁时就认识，几乎每天在一起。那时，我们都迷恋写作、崇拜女性美、也爱侃大山，听着音乐彻夜争论一些无聊的“大问题”……M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总是笑话不断。我们经常促膝谈心，抵足而眠。我们一起在大街上表达对世俗的鄙视和嘲笑，像两个疯狂的少年。M虽没读过几本书，却又总爱谈文学，于是往往成为一些聚会的中心。他会临时编小故事，让八十年代的女生听得流泪。他也喜欢恶作剧地把刚从某本书里看来的诗，说成是自己的，然后享受大家的赞誉，过很多天也假装不知道这是剽窃。他总是提到他的初恋，那姑娘是附中校长的女儿，弹钢琴的。但因为家庭的“阶级差异”，校长禁止他们来往。但他们却抗住压力拼命在一起。可后来，却由于对方的出轨，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这件事被M不断地重复叙述、演绎、添枝加叶，描绘为一个口头禅式的爱情悲剧，最后甚至变成了他的宿疾和人生痛苦的坐标。
因为他太爱说话了，是一个典型的话痨。M的嘴唇很厚，往外撅着，我们往往笑他：“人还没进屋，嘴先进来了”。
当年M也写诗，但都写得很难让人说好。为此他很气馁。
大约八十年代末，一个腐朽的中年诗人看过他的诗后，对他说：“你还是别写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具备诗人的心灵”。也许此事对M的打击很大。自那以后，他再也不写了。我们也曾一起参加过游行。M在广场，把一些老歌的歌词修改后变成了新歌，然后指挥静坐的人大合唱。在暴风雨、鲜血和戒严的日子里，我们度过了最后的“理想主义和友谊的时代”。我们一起愤怒。我们一起哭泣。接着我们也一起背道而驰，走向了相反的人生。虽然后来，我们还一起参与纪录片制作，一起搞策划、去外地拍摄、撰稿和编导……但这些似乎都没有让M找到感觉。尤其是：他太穷了。但是，在那些年，在那些用典雅优美的词语修饰过的夏夜，隆冬和秋日，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啊。激情在纯粹中燃烧，对知识的探索与对爱情的怀疑，让我们无话不谈。从电影、音乐、书、绘画、往事、家庭一直到对1989年事件的深入思索，都是我们交流的闪电。
我知道，M也爱写信。他刚到北京时，就和一个中学同学始终保持通信，还竟然把对方的信贴在宿舍墙上，以表达想念。失恋时，他给对方写长信。我到远方时，也会和我写长信。M是个孝子，还不时会给家里写信。据他说，他母亲曾在那个生他的冬天，独自行走，不慎摔倒在东北的一条铁路上。当时天下大雪，正好还有一列火车路过。结果他母亲躲闪不及，两只手的手指被车轮碾碎，成了残疾。所以M说他一定要赡养他的父母。怎么赡养，显然靠艺术或音乐是不行的。靠毕业分配的单位那点死工资更不行。九十年代，随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崩溃，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也混乱不堪。到处都是各种不择手段的商业行为和乌烟瘴气的圈子：摇滚乐、气功热、新兴伪宗教、化妆品传销、电脑普及、走私和盗版……人们迷失在经济生活漩涡之中。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M开始在与另一些朋友的合作中出现问题，于是谎言、争夺和背叛接踵而至。嗨，一个字，都是为了钱。
写信的时代渐渐结束了。写合同的时代来临了。
到了1998年前后，M娶了一个与他过去的艺术理想可谓风马牛不相及的妻子，然后为图生计，通过其妻，又进入到了一家著名的传销公司。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竟然把他身边可能的朋友，他的家人，父母、兄弟甚至女儿等等也全都变成了所谓“下线”。他用自己的口才获得好感，开始搞讲座、开老鼠会、推销产品、发展人脉，并疏远了所有过去朋友之间的联系。也正因为传销的无孔不入，大多数朋友不太想再跟他联系。于是他悄悄从众人的视线中隐退了。当然，谁都有不得已，谁都有家人，谁都有谋生的压力。选择职业是每个人的自由，为了生存，哪怕是进了黑社会也无可厚非。无巧不成书：2000年左右，多年不见的我们居然又鬼使神差地买房子买到了同一个小区里。于是，我们终于有一天在地铁口碰上了。我隔着很远就看见他了。我主动叫M。但他看见我后，突然显得神情非常尴尬，古怪，似乎恨不得赶快回避……我告诉了他我的地址，但他却意外地不愿留下电话，只说没带电话，还忘了号码。他脸上那种介乎于惭愧和勉强的表情，让我们互相都只能从此真的视同陌路，扬长而去了。
这一次是与这场长达十几年之友谊永远地告别了。
也许正是M的这种反应，让我确信了我自己的定力和正确。我看到了当一个人不能面对自己真实灵魂时的可悲和羞愧。
但是，就在前不久，我竟偶然看到了M的演讲录像。残酷往事重新浮上心头。我惊讶时间和生活居然能如此改变一个人，变得让你永远也别想回头，且越走越远，滑向虚无。我看见，当初那个满含眼泪的青年诗人M，如今已一个人站在台上，就像在玩一场“疯狂英语”的主讲人，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对“成功学”和商业的理解。他在上千人的会场上用更多的谎言，在讲述着一些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的细节。他陶醉在传销者的掌声中。哦，只有那神态、语感和目光，与早年是多么的相似！只是内容不同了。过去他大谈艺术，现在则大谈生意经。只有他那夸张的姿势和嘶哑的嗓音，能泄露出他还是M。而他的目的和话题，则完全让他在我眼里蜕变成一个传销世界里的“超级骗子”。在他那世界的人眼里可能他真算得上是个人物。而在我眼里，M只不过就是从八十年代蜕变而来的、那成千上万具“文学的尸体”中的一具罢了。类似的人物在中国社会不胜枚举。他也再也不是什么早年的挚友，只留给我一个词：恐怖。
该怎么说这种恐怖的感觉呢？
是的，一个人的变化简直就是最大的恐怖。生活的压力或利益驱动，的确可以把人变成基督山伯爵，过去是一个人，后来是另外一个人。是的，M，为了这种痛楚的恐怖，我真想再给你写一封信。可惜，我没有你的地址。
如今，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再次翻出M当年写的信，不禁感叹命运对人的捉弄，也为一种友谊的失落而无限伤感。而且，只有我才有权利伤感。信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哪怕写信的人自己早已忘了。好在这信还在。它足以驳倒一个人后来的一切改变和伪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