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60年代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报告文学和散文
Mapping the Third World:
Chinese Reportag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1950s and 1960s
Charles A. Laughlin（罗福林：弗吉尼亚大学）
韩松译，马兰校
19世纪的中国，盖因诸多朝廷要员获得机会游历西方国家，现代中国游记得以兴起，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循旅行散文和山水诗的古老传统。文化上的好奇心是这类游历背后的动机，并持续贯穿于20世纪的类似举动（在1930年代对苏联表露出特别的兴趣）中，尽管后者的兴趣更在于新闻报道，而非文学。与此同时，严肃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五四运动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对其穿越现代东亚时间与空间的位移进行文字重构，从中看到新的潜质，来探寻个人与集体的身份认同。
20世纪的国际旅行，无论是去苏联、北美或欧洲，甚至在中国大众读者中鲜为人知的亚洲地域，所呈现的效果通常是仪式性的政治姿态。这一点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若干出色的作家，诸如司马文森、冰心、周而复，及杨朔等的作品，新政权确定自己在战后世界中的地缘政治定位，并部分地藉此定义自己的身份认同。晚清的游记作者们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找寻模式，而这些后代作家在游历东亚和东南亚、南美和中美、东欧，非洲、以及中东时，则有意识地采用与自己的晚清前辈们不同的视野。当时的中国在同发展中国家接触时，或许带有大哥的态度，推动并支持反对“帝国主义”——亦即现在通常所说的国际市场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然而，尽管战后的中国游记表露出新近找回的自信，但（与此前的同类作品相比），其中还是有出人意料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跨文化比较中的沙文主义心态，表现为连篇累牍地讲述自己伟大民族的光荣。
中国传统旅行写作
中国现代旅行写作与传统游记或旅行文学遥相呼应。自亘古始，关于真实的和想象中的旅行的记载即见于正统的和次要的文学经典中。从架构上看，《山海经》分明就是讲述关于在已知世界外的旅行，屈原的《离骚》也可视为一场漫长的宇宙旅行。中古时的山水田园诗，如谢灵运（385 – 443）的作品，突出特征就是其中的旅行元素；在《西游记》中，旅行则成为一种显著的中国式叙事方式。《西游记》部分地基于7世纪高僧玄奘（596 – 664）前往印度求取大乘佛教经典的真实旅程。作为一种专业行为，旅游散文将写作实践同旅行经历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宋代诗人范成大（1126 – 1191）的旅行日记。
上述和其他类似作家确立了旅行写作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帝国晚期演化为一种纯文学（belles-lettres）形式，强调闲适审美情趣。对这类作家及其后继者而言，写作旅行题材是一种精深的审美欣赏形式，涵盖在一系列文人阶层的休闲活动之内，这类活动还包括古玩品鉴、书法、绘画，以及诗歌创作。传统旅行散文中所描绘的当地景观或处所，要么成为被动的手卷，由作者在其上绘制自己高雅的、并受过高度训练的情感表达，要么成为各种新奇事物与异域情调的集成，作为一种余兴节目供读者消遣。旅行写作为传统文人阶层的社交互动提供丰富的语境，除此之外，还要达到片刻的审美超越与灵性复苏。
另一种旅行写作在帝国末期兴起。晚明时的徐霞客（1586 – 1641）是帝国末期最著名、也毫无疑问是最多产的旅行作家之一，他投入大部分精力复兴了旅行散文的传统。同前辈相比，徐霞客更加关注通过旅行和观察所积累的精确的实证知识，特别是地理文化知识。他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关于地域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在本质上同考证学的解释性修正主义相连通。显然，徐霞客对制造“纯文学”并无兴趣，他的作品百科全书般渊博。然而，徐霞客有一项重要品质同现代中国旅行作家相同，即对实情表现出的执迷，并以精确的记述消解关于地点、人物和环境的以讹传讹的流行神话与幻想，而此类消解偶尔不那么令人舒服。
明清之交的顾炎武（1613 – 1682）的旅行散文是其对思想史的一大贡献，但不幸被文学史家所忽视。更甚于徐霞客，顾炎武的文化危机感同后世甚至直至今日的旅行作家息息相通。顾炎武感到，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儒学，特别是其意识形态束缚，忽视了实践和社会问题。徐中约（Immanuel Hsu）指出，顾炎武“广泛游历中国北方，并研究地理、边防、农业和贸易方面的实际问题。从其地理调查中，顾炎武草拟了两部基于实际应用的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很少有人像徐中约这样将顾炎武对文本研究的重视同其旅游散文中的实证精神联系起来。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看到，顾炎武将文本（儒家经典）与地貌（为文化所浸润的中国疆土）联系起来，以及他对于这二者均强调要积极探寻，并以实证证据支撑其思想立场。
在晚清，西方列强在中国及整个亚洲日益强势，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关于境外旅行的文字记述开始出现。此类记述通常由使节和政府官员所写，到19世纪晚期，可谓汗牛充栋。帝国末期的旅行写作同欧洲作家的作品有更多相似之处，即作者的旅程缘起于对知识，以及关于世界的概念或知识的激情或需求，这一概念或知识通过个人观察到的、真实的状态展现出来，充当一种具有解放性的历史力量。旅行作家对文化比较的兴趣贯穿始终，这一兴趣促使他们审视旅途中的每一处细节，从作者本人认为具备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直至象征着文化差异的最不起眼的细微观察。这些观察通常在一种评估式的语境中表达出来，作者也承担着责任，代表中国接受或拒绝其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此意义而言，晚清旅行写作的寓言维度，以个人的真实的旅行象征着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旅途，观察不同的文化，并事无巨细地接受或拒绝。帝国晚期的游记同现代旅行写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中国的危机感，以及面对19世纪西方国家持续不断的经济、宗教及军事渗透所造成的痛苦和难题，忧心忡忡地为为中国寻找出路。在很多人看来，针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在走出中国的旅途上，实实在在地走出去，去国外旅行和学习。因此，此类文字最富盛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恰好也最为积极地投身于当时最激进的文化革命中去。
传统中国旅行写作与该体裁后来的发展，其间的差异在于它们所投射出的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到19世纪末，中国旅行写作显然以变为文化批评的一个载体。尽管有一定数量的现代作品依然应被划分为“游记文学”，更多表现闲适审美，而非报告审美，早期现代外交使节和知识分子的旅行，在梁启超的作品中达到高峰，可被视为现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直接、正式和主题性的前身。
民国时期的游记
现代中国的海外旅行散文作者们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一样，始终关注外国社会、政治体系，甚至解决日常实际问题的方法，以资为中国镜鉴。这些作家所探寻的不是性灵的启蒙，也非高雅的享受，他们的海外之旅，特别是关于海外之旅的写作和发表，紧密地同他们充任中国耳目的自觉意识相关联。换言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旅行写作的特征在于，作者将自己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与贡献者。在此过程中，像其他类报告文学作家一样，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述的，首要的并非个人的自觉，而是文化的和集体的自觉。
此时，国际旅行具备了新的重大意义，相比于信息收集以及比较不同文化的优势与劣势，其叙事更多成为象征中国崛起于现代世界的寓言之旅。瞿秋白于1921 – 1922年乘火车穿越中亚，抵达年轻的苏联，其关于此次旅程的划时代叙事，将这次旅行描绘为一程将会帮助中国赢得新生的心灵之旅，这种角度突出了这一寓言性。瞿秋白从佛教徒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嬗变另有描述，但还是值得在此语境下重述一遍：瞿秋白的这种顿悟，亦即其本人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应该发生在洲际旅行中。此外，瞿秋白使用延展的叙事，在描述真实的事件和人物时，带有强烈主观、抒情的元素，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这是一种创新，瞿秋白本人意识到这一点。瞿秋白相信，通过实实在在的投入、观察和行动，他的这种观察模式尽可能镜鉴了共产主义苏联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旅苏游记成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一种时尚，其原因既源于知识分子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奇心，也在于其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动向。以符合苏维埃当局希望的方式细致描述苏联社会生活新架构的作品中，胡愈之1932年的《莫斯科印象记》或许是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这部作品也确立了一种修辞模式，在中国左翼作家对他们所感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胜利的狂想与滥情的颂赞中，这一修辞模式大行其道。例如茅盾在其1948年的《苏联见闻录》中，对这一亚传统也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并未得到太多探讨。
1930年代早期，出版人邹韬奋已经为自己确立了和蔼可亲、兴致勃勃的新闻声音与“新青年”一代之友的地位，其时他开始了一程长达两年的欧洲、苏联和美洲之旅，游记合集名为《萍踪寄语》。类似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邹韬奋的旅程也将自己的主题定位为一个智识和文化问题，即在中国通向现代性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一条政治经济道路对邹韬奋而言，这一问题简化为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即苏联所象征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邹韬奋认为，已走到历史尽头，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所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所取代。邹韬奋旅行到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替代方案的地方，以这种形式来孕育自己的答案，这一点同他19世纪晚期的先辈们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之处。在游历若干欧洲国家后，邹韬奋来到苏联，在那里，他的观察介于瞿秋白的痛苦批判与胡愈之的玫瑰色乌托邦之间。邹韬奋的旅程的终点是美国，在那里，他通过美国共青团的视角，对美国吹毛求疵。
最后，再说萧乾。1940年代早期，萧乾是一位旅欧青年记者，他不仅为中国读者带回奇风异俗与社会经济观察，也带回了关于处在崩溃边缘的西方文化的第一手报道。萧乾在国内时受到诸如斯诺（Edgar Snow）等西方人的训练，后又在剑桥留学，因此，他对于他所观察到的域外民族的普遍人性有更自觉的认识，以此，他将战争更多视为一场人性的灾难，而不是敌对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力量间的巅峰对决。虽然萧乾也是位短篇小说作家，但从这时起他很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新闻记者，将自己的创作能量投入到探寻让人无法抗拒的故事中。对他来说，这些故事展示了他所描绘的人们的人性与共同性。因此，在萧乾的旅行写作中，无论文化差异还是地理差异都不再具备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无论何处，他所探寻的是人类的戏剧和灾难。
构图第三世界
语境和组织
20世纪早期的作品，特别是关于苏联的，在1949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记写作的范本。从《中国报告文学丛书》中收录的作品和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原版出版物衡量，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早期之间，中国大陆作家有记载的国际旅行的数量出乎寻常。此外，这些旅行相当大数量以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为对象，以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主题。此种现象或许同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办的亚非会议有关。周恩来率中国政治代表团及记者和作家参会。本次会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亚洲、中东和非洲发展中国家展示实力和团结，强调文化交流。会议的一项重大成果是1950年代晚期到1960年代早期间的一系列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主要在非洲成员国举办。
亚非会议后不到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其第二次理事会议中通过1956到1967年七点工作纲要，其中一点是关于“国际文学交流”的。此项议题的细则包括增加翻译，研究世界文学趋势，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学，拓展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间的交流。具体说来，中国作家要同苏联之类的“兄弟”国家的相应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并选派新锐作家赴苏联高尔基文学院接受文学训练。这些互动公开同中国作家参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即支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关于与世界文学界的研究与互动，除苏联外，特别列出的感兴趣的国家有“各民族的民主国家，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国家，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缅甸、泰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作家团体建立联系，有计划地派遣作家出国访问，考察各国文学发展情况；同时有计划地邀请作家来我国访问。帮助外国作家创作表现中国人民生活的作品；推动中国作家创作表现外国人民生活的作品。”
亚非会议也许同翌年召开的作协会议并无直接关系，但它们的确都赞同，被压迫民族的作家们应该访问彼此的国家，互相交流经验，互相翻译对方的作品，并以原创文学作品的形式，记录这些旅行的经历。中国作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成中国作家访问非洲、中南美、中东和东南亚各国，而此前，这些地域和文化并未吸引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兴趣。
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策与新举措下因运而生的其他组织同作协有所重叠。中印友协（著名五四剧作家丁西林出任主席）、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代表委员会、作协对外关系委员会为作家们的旅行提供理由和资助。现有材料暗示，在特定时间专门针对特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司马文森）、印度（冰心）和锡兰（杨朔）在1950年代末期，但随后的十年的早期则是非洲（韩北屏）、中东（峻青）和拉丁美洲（周而复）。对此，如果不参照其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很难确定，而且旅行似乎比写作更多。
中国作家与第三世界
很多情形中，文本自身就能告诉我们，即便非常短暂，作者在某个特定国家在做什么，通常是参加同上书文化交流议题相关的会议。冰心撰文，她作为中印友协成员访问印度。韩北屏《非洲夜会》中收录的关于赤道非洲的文章可能创作于1958年在开罗举办的亚非人民会议更为显著。杨朔则是出席1963年坦噶尼咯莫希市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当时写作的非洲游记后来收入《生命泉》中。此外，1950年代末和1960年初发表的游记中，几乎所有所描绘的国家，在此期间内，都是亚非人民团结会议的成员国，包括阿尔及利亚、锡兰、埃及、加纳、几内亚、伊拉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
写游记的中国作者通常是某个代表团的成员，而代表团中只有一部分人是作家。作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观察这个国家，同当地人互动，从而产生写作素材。简言之，这种任务同战争年代解放区文工团的工作并无二致，只是在外国，而非中国农村。尽管有些作家满足于对自己所经历的做事实性记述，如冰心、周而复，另一些作家则痴迷于旅行的象征和寓言意义，并尽可能地以艺术性的方式呈现他们的经历（司马文森、杨朔、峻青）。通常，这些作家会有当地导游或旅伴，这些人貌似也是还算有名望的当地作家，因为作者会不厌其烦地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我们很难从中文译名中辨识这些当地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此外，一位更加平民的当地人也会出现在文本中，通常作为首要东道主的助理。实际上，这些更加正常的人们构成了此类作品中若干最有力的形象，因为无法逾越的语言障碍使得这些人在感官上更加引人入胜，也缘由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作为这些作品所展现的国际经济和社会力量受害者的身份更具示范性。
如前所述，访问本身通常是高度礼仪性，庆祝被访问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在冰心的《印度之行》（连载于《新观察》1954年第12-14期）中，我们看到对共产主义中国（毛主席的天堂）这一身份的特别强调。司马文森的《班芝兰》描绘雅加达的唐人街全副共产主义式的“欢迎中国老大哥”的奢华。杨朔的《海市》包括有关作者在1958年伊拉克推翻国王后不久访问该国的记述。《巴格达条约》（显然从未签订）象征旧秩序，违背“亚洲和非洲民族的团结”。《春雷一声》中，作者访问了旧日的王宫，观看国王及其头号将军的卧室，在此语境中，简略描述了政变。军事政变头目的故事讲述了逃命的皇族和首相如何尊严扫地，但终不免被弑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