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文本：司马文森和杨朔
文本本身主要并不是描述旅游或观光的行为，尽管这类叙述可能被容纳其中。此类文本的艺术包含在发生在异国环境中的场景、事件和剧情，而外国环境对中国作家的重要意义则来自它们的社会历史情境。正是在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中，这些作家可以开始走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试验跨民族、跨文化模式的身份认同与团结。尽管此类团结在整个中国左派的历史中得到大量口惠而实不至的颂扬，但这些海外旅行让作家有机会通过实实在在的体验将自己的抽象认同落实在被压迫民族身上，并同读者分享这种来自体验的认同。对于历史和政治主题的情感投入同自身的感官体验结合在一起，因此，这些作品超越了空洞的宣传，上升到艺术的地位。
司马文森
多数情况，战后中国游记的使命是将反帝国主义（通过殖民或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斗争戏剧化。这类题材开启了比喻和寓言的可能性，因此，这类游记在本质上也明显更具艺术性。例如，司马文森的苏门答腊“日里”烟草种植园，就是全球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一个缩影。通过自己的访问，也通过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奴隶制历史的个人联系，司马文森得以令这一主题栩栩如生。
这篇文章将国际旅行元素融合进来，从叙事者飞跃苏门答腊岛北部和马六甲海峡开始。本文探讨的很多作者都讲到透过飞机舷窗凝视目的地的地理特征。此类体验对于战后旅行的趣味增添良多，鲜明地有别于民国时代的旅行。但真正重要的是北苏门答腊与整个印度尼西亚的重大历史局面：昔日的殖民者撤离，国家赢得“独立”，但其人民并未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的剥削。这一困境在作者们所探讨的各国中普遍存在，并形成作者们修辞与叙事努力的主要焦点。日里种植园的情形让司马文森回顾自己幼年时代听到的中国南方的奴隶（“猪仔”）被贩卖到东印度群岛种植园的故事，或许还有他本人年轻时在菲律宾做劳工的经历，由此，《在日里农园中》比很多类似作品更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他通过一位年届七旬的中国劳工的证言，并参考一部印度尼西亚小说或短篇小说描述情况，最后聚焦于他本人对种植园的访问，这次访问促使他“真正体会到了外国农园势力的庞大。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整个苏门答腊，又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印度尼西亚人民肩上”。
《天堂鸟之歌》描绘作者在雅加达偶遇亲印度尼西亚的伊里安运动分子，借此展现西伊里安摆脱荷兰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天堂鸟是某种伊里安国鸟，充满青春活力的伊里安文化鼓动分子（艺术团体情侣及其社区）在雅加达鼓动伊里安独立，与之相比拟，天堂鸟得以实现其文学象征作用。在某个露天咖啡馆里的伊里安社交活动及翌日的艺术/戏剧表演，作者邂逅了这些象征维度。咖啡馆及其花里胡哨的老板娘既是被压迫民族间关系的缩影，也为中国观察者营造了一个轻松休闲的社交互动氛围：
“在一个草地花园里，有五六附藤椅桌，分散在花丛间，桌上都摆着螺壳灯，发出缤纷五彩的光，越发使这个规模不大的聚会，增添一番亲切气氛。客人已来了不少，都采自由结合形式，没有外交礼节，没有致词， 也不干杯，大家高兴交谈什么就谈什么，高兴找谁谈就找谁谈。女主人穿着马鲁姑圆领宽袖的民族服装，殷勤地周旋在客人中，如百花丛中的彩蝶，她说“弟兄们，在这没有酒，只有咖啡。你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友好交谈，是吗？”说着，好先自笑了，大家为好风趣的谈话鼓掌。一会她到我面前，把我从穆青身边引开，引到一对年轻夫妇面前：‘从天堂鸟的故乡来的’。我和那两个年轻人都笑了，女主人吃惊地问“你们认识的？”我说，“就在今天早上。”女的说“我们给他带来天堂鸟。”女主人问我，“它和我们这位年轻女主人一样漂亮，是吗？”我们放声大笑。
接着，叙述者被介绍给一位同情伊里安独立运动的澳大利亚记者，女主人为他们演唱了一首伊里安爱国歌曲。女主人同年轻夫妇同属一个剧团，第二天，他们在中央广场上为独立运动上演了一出大戏。叙述者也为澳大利亚记者深沉与诚挚的感情所打动，这位记者关于西伊里安局势的评论足足占了一页有余。但显然，在这烛光花园中，西伊里安运动分子间友好、亲密、坦诚的跨文化交流更令叙述者着迷。仿佛对司马文森而言，这样一个共同政治信念与文化肯定的活力充沛的空间，是对更为正式的外交接触的替代。
杨朔
司马文森对印尼之旅的处理方式与其他人——例如杨朔（抗战期间，在大陆已是知名作家）——关于日本、印度、锡兰和众多非洲国家的作品惊人地相似。他不止一次作为参加亚非文化活动和聚会的中国代表前往非洲。《蚁山》描述杨朔出席（最有可能是作为观察员）在加纳阿克拉举办的泛非大会的相关事件。作家在酒店邂逅一位美国记者，产生一段非常生动的经历：
“我一到加纳，对每个美国人都特别留意。我不能不留意，他们是我正在暗中角斗的主要敌手。请想想，我带着中国人民海样深的情谊，飞越高山大海，到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来参加全非人民大会。不曾想在会场悬挂的旗子当中，右边挂着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而在左边，竟吊着两面蒋匪帮的旗子。四面旗子遥遥相对，明明是故意布置好的“两个中国”的阴谋。”
同杨朔的艺术散文中所常见的一样，天然的形象被上升为象征某种人性的东西。这位美国记者被勾画为一个视非州人民如蝼蚁且是令人作呕的、娘娘腔的恶棍（事后证明是个间谍）。文本的中心故事将美国人的邪恶诡计同开头部分介绍的蚁山的形象相联系。这个美国人偷偷走到作者的本地朋友、酒店门童巴考身后，当巴考正在向作者讲述其过去的斗争时，拧巴考头发里插着的铅笔，让巴考给他叫车。这美国人对非非洲人低三下四，同他邪恶的心灵形成反差，这一点在他走上汽车时得到证明。一队蚂蚁在他面前横穿，挡住他的路。“几只黑蚂蚁，还能挡住我的路啦！”，一边说着一边残忍地用脚将蚂蚁碾死。杨朔接着讲述了他自己的胜利：他在非洲大会的朋友经过斗争，成功地将台湾的旗帜从会议中心取下（杨朔毫不犹豫地将台湾旗帜的出现归咎于在场的美国人），美国人也因刺探国会秘密会议被加纳警方带走。从所有这些中，杨朔感悟到，非洲蚁群的集体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它们全身心地投入于建设自己的社会，并从整个非洲大陆消除殖民帝国主义的痕迹。
在关于他访问科纳克里（几内亚港口，第二节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举办地）附近的一个本地人经营的菠萝园的文章中，一开头，杨朔将非洲想象为一个巨大的人体：
“莽莽苍苍的西非洲大陆又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这不是大陆，简直是个望不见头脚的巨人，黑凛凛的，横躺在大西洋边上。瞧那肥壮的黑土，不就是巨人浑身疙疙瘩瘩的怪肉？那绿森森的密林丛莽就是浑身的毛发，而那纵横的急流大河正是一些隆起的血管，里面流着掀腾翻滚的热血。谁知道在那漆黑发亮的皮肤下，潜藏着多么旺盛的生命。”
在《菠萝园》中，叙事者穿过野生芒果林前往菠萝园，而菠萝园则象征着民族进步和几内亚人民同大自然的斗争。身体？象征主义是规则，特别关注人民的鲜血，以及人们劳动的比喻性的、集体的鲜血。工人们背上背着中国制造的喷雾器施放成长添加剂，象征经济合作及中国对发展的贡献。另一个值得引用之处是，叙事者品尝菠萝，并描述其味道与食用感受——他笑了，他身边的工人也笑了，叙事者思考笑声的重要意义，及其同菠萝的美味的关系。
杨朔更著名的《赤道雪》和《生命泉》让人想起司马文森关于日里种植园、象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文章。《赤道雪》围绕游历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噶尼咯，即今天的坦桑尼亚）展开。杨朔通过暗示性的对偶句构建其对于山、周边景色及人的体验：“历史应当重写/道路正在草创”。叙事者将当地人的神话作为证据，说乞力马扎罗山不是德国人“发现”的，而是由当地人发现。叙事者还分享了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轶事：维多利亚女王如何将乞力马扎罗山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威廉皇帝。当地神话同中国文学典故及东非丰富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记录相比较或互补，由此引出文化暗示。还讲了几则逸闻轶事来展示当地各部落人民诚实、和善的品质。
由于没有足够时间登顶，叙事者只能同一位叫伊萨的印度尼西亚朋友一道乘车游览，但即便行程短暂，他们还是包揽了自然风光：
“一路上尽是荒野，土地肥得要流出油来，渴望着生育，就生育着长林丰草，一眼望不见边。丛莽稀疏的地方，有时露出圆筒形的小屋，上头戴着尖顶草帽模样的草盖，本地人叫做‘板塔’。”
《赤道雪》的第二部分来自上述对偶句的下半部分“道路正在草创”。这部分关注的问题是，尽管国家已经独立，但工人们依旧受到外国农业公司的剥削，并以达累斯萨拉姆为引子，讲述坦噶尼咯非洲人的成就。在《生命泉》中，作者和一位阿拉伯朋友一道驱车前往肯尼亚的一处旅游胜地某绿洲。作者看到各种野生动物在这口泉或井边聚集，于是将这个地方视为非洲大地滋养万物的象征。他注意到，周边沙漠所有的动物被它聚拢到一起，正如反抗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斗争将所有国度的原住民聚集在一起，赋予他们力量，使他们站起来，对抗严峻的全球氛围。在自然中找到人类真理，这一姿态不禁逆转了拟人化的机制，更使得他所积极观察的环境与他所阐述的历史题材体系相契合。
诸多此类文本隐藏了文化中介，仿佛作者无需协助即可同当地人完美沟通，抑或应用绝对不能使用语言沟通作为主题，反衬普世理解（通过肢体语言、行为等）。《孤儿行》回忆同塞得港的一位孤儿男孩间的亲密关系及再度邂逅，在彼此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能够充分交流。作者关注并同情孤儿的困苦，以及孤儿童稚的乐观信念——坚信自己的父亲终将从战场上返回。另一方面，《赤道雪》充分利用作者对当地语言的熟悉，将许多词汇直译为汉语，并解释其文化含义。由此，尽管多数情况下微不足道，沟通水平可以依照作者的主题目的加以操纵。
在《生命泉》附记中，杨朔解释了他的旅行散文为何柔性，而不具思辨性：
“这几十篇文章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写的。这两年，国际反帝斗争更加复杂尖锐，我又经常奔跑在亚非两州，参加斗争，常常是在斗争间歇当中，抓起笔来，写一些自己的见闻感想。写得仓促，自然显得零碎。
读者也许会怪我，从这本集子里，看不出斗争的尖锐化。说得对。但是，或许你能从字里行间，稍微听到一声儿响吧？但愿有一天，写作条件能允许我弥补这种缺陷。暂时，恕我只能献出这本单薄的东西。
“杨朔，1963年初冬，地中海上”
杨朔的自辩在我们听来有些怪，特别是如果我们不熟悉1960年代的中国文坛。那时的文艺界中，作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制造纯粹的宣传材料，文学形象的力量和重要性即在于此。杨朔的自辩足堪证明这一现象。更为重要，这也是作者在强调自己的信念，即应用明白无误的文学方式（象征、比喻、抒情）来传递甚至是所真实经历的真相，无需被怀疑为在政治上自相矛盾。
结论
这些作品均表现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一侧面以前几乎未被强调。谈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学，我们一般关注其在创作中所遭受的局限，对其性质与质量的探讨通常更多基于政策判断，而非基于对文本的仔细审视。我们意料到这些作品要歌颂祖国，其叙事者要同祖国和人民打成一片，要促进团结反帝斗争，要使用匿名的人物来象征其民族苦难，不管作者是否真的遇到过这些人。然而，对于作者为达到这些效果和更为现实的文学目的所使用的特定的个人经历、形象和社会空间，我们却不太在意。实际上，关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问题，在这些文本中并没有公开地表述出来。中国是老大哥，成功的革命，国际资本主义的自信的敌人，这些只能在字里行间及文字之外感受出来。公开呈现的是敌人（通常是美国）历史上的罪恶行径，以及对于人性遭遇和帝国主义剥削的人性代价的描述（如果可能，要触目惊心，令人肝肠寸断）。从好处看，这些作家的国际经历的架构使得他们能够试验新的身份认同形式：同病相怜，反抗帝国主义的造反者，世界工人阶级的捍卫者（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令人振奋的新类别，跨域民族与文化疆界。从坏处说，对于这些姊妹民族文化的呈现，让我们想起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宣传，以及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
此处的文学问题并非在什么情景中写了些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对题材的选择看来是明显的，但如何描述全球上的剥削的人性的面容，叙事者怎么样想象自己和他与当地的友人，成为创造的真正的媒介。
对照帝国晚期及现代中国的游记传统，1950和1960年代的这些作品读来不那么执迷于中国，并超越了旧的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所谓西方就是发达的欧美国家或帝国），因此显得清新。对第三世界的构图是认知性的，其中，作者将自己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同战后世界的大框架结合起来。用这种方式，这些作家可以说为“第三世界”这个词创造了新的可能含义：“既非中国，又非发达的西方。”
1998年10月
2012年6月修订
注释：
1我所使用的“第三世界”这一术语是泛指。据《韦氏字典》，“第三世界”这已成为最早是1963年由法语“tiers monde”翻译而来，指代“同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国家均不结盟的一组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这一说法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的确如此，但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对于本文中所探讨的作者而言，这些国家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及“被压迫民族”。
2过去几个世纪的中国游记有代表性的翻译，可参见宣立敦（Strassberg，Richard E. ）等《镂刻的山水：中华帝国时代的旅行写作》（Inscribed Landscape: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4）。标准中文合集，参见叶幼明、贝远辰的《历代游记选》（长沙，1980）。研究综述和编辑，参见何瞻（James Hargett）《游记文学》（You-chi wen-hsueh），倪豪士（Nienhauser, Jr., William H.）《印第安纳传统中国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6）。
3针对与玄奘法师的旅行相关的文字与口头传承的简明探讨，可参见夏志清（C. T. Hsia）《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115-25
4参见何瞻（Hargett, James M.）《中国十二世纪的路上：范成大的旅游日记》[One the Road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The Travel Diaries of Fan Chengda (1126-1193),,《慕尼黑东亚研究》（Mu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Bd. 52 （斯图加特：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1989）。
5丁文江的《徐霞客（1568-1641）：探险家和地理学家》【On Hsu Hsia-ko (1568-1641): Explorer and Geographer，《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 3.5 1921： 225-337】是描述徐霞客卷帙浩繁的游记的一部少见的文献。另可参见何瞻（James Hargett）《游记文学》（Yu-chi wen-hsueh），936-39，及宣立敦（Strassberg，Richard E. ）《镂刻的山水》（Inscribed Landscape），317-34.
6徐中约（Hsu, Immanuel C.Y.）《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另可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Intellectual Trend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徐中约译（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29-32。在此鸣谢陆冬远（Richard Lufrano）提醒笔者关注顾炎武。
7顾炎武游记的节译可徐中约（Hsu, Immanuel C.Y.）《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另可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Intellectual Trend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徐中约译（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29-32。在此鸣谢陆冬远（Richard Lufrano）提醒笔者关注顾炎武。顾炎武游记的节译可参见宣立敦（Strassberg）《镂刻的山水》（Inscribed Landscape），353-60.
8参见钟书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From East to West: Chinese Travelers Before 1911，长沙，岳麓书社，1980-1986）。丛书广泛收录此类作品，包括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和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感谢萧乾向笔者推荐这套丛书。 瞿秋白《饿乡纪程》（Journey to the Land of Hunger，长海：商务印书馆，1922）；《赤都心史》（Personal History in the Red Capital，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9瞿秋白《饿乡纪程》（Journey to the Land of Hunger，长海：商务印书馆，1922）；《赤都心史》（Personal History in the Red Capital，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10上海：新生命，1932。在1933年，该书已是第六次印刷，其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11上海：开明书店，1948
12上海：生活书店，1934-5
13黄钢、华山、理由主编《中国报告文学从事》（Compendium of Chinese reportage literature，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93），第三辑第六册。以下简称《丛书》。
14除了关于亚洲和非洲的旅行，我还发现描绘东欧和拉美国家的游记，同亚非游记有颇多相同之处。其中较为突出的作品包括骏青1956年的《欧行书简》（Letters from a European Journey），描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及周而复1961年的《火炬》（Torch），主要描写在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古巴）的旅行，但也有关于欧洲的内容。这两部作品同上述关于亚洲和非洲的作品相比，其差异（至少是引起我注意的）在于，骏青的东欧游记大体上是记录令人敬畏的观光之旅，作者并无意图为自己的体验赋予历史性；而周而复的作品则在本质上具备高度的新闻性，基本不适用任何文学意象或象征。
15《万隆会议真相》（The Facts of Bandung Conference），澳大利亚Glebe：自由出版社（Liberty Press），1955
16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北京：人民文学，1956），104
17《印度之行》，《新观察》1954年第12、13、14期，《丛书》：219
18天津：百花文艺，1964
19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
20我们几乎可以将“第三世界”定义为该组织成员国，因为这一说法即源于其成员身份，反映了后殖民国家间团结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正是“第三世界”这一说法所意味的。需要注意，至迟至1984年，会议还在继续举办，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即终止派代表参会，而且在后毛泽东时代似乎也没有继续下去。近年来，中非关系再次引起大量关注，但此类关系的前提与行动同20世纪中叶时相比有显著差异：今天，中国在同非洲经济体接触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快速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以及投资者、雇主和资源消费者。
21《巴格达即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收入《丛书》167-70
22《在日里农园中——苏门答腊之行之一》，《丛书》56-69
23《天堂鸟之歌——雅加达的故事》，《人民文学》，1963：5。收入《丛书》109-117。西伊里安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到的西半部，人口多为巴布亚人，是居住在该岛和周边岛屿的一个独特的原住民民族。此处所谓“独立”实质从荷兰统治中获得解放并同印度尼西亚统一。这一目标于1964年完成，但直至今天，该地区仍存在暴力和动荡。印度尼西亚当局称该地区为伊里安查亚，也许因为它仍然没有真正“独立”。
24《人民日报》1960年5月15日，收入《丛书》171-76。据作者本人，会议于1958年召开，距在开罗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会议后仅数月。
25《菠萝园》，《生命泉》（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收入《丛书》，183-85
26《赤道雪》，《生命泉》。收入《丛书》，186-94。
27《孤儿行》，《生命泉》，36-41。
28《附记》，《生命泉》，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