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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希望在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场景中、在决定命运的房间里，装上一只洞察一切的摄像头，或者把自己的耳朵紧紧贴在地板上，聆听来自久远年代的一声叹息，聆听颤抖的钢笔尖在纸上划出遗书的声音，也聆听那无言的漫长寂静。是的，历史上的英雄，或者受难者，或者阴差阳错被卷入一场重大事件的无名之辈们，我们渴望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声音盛满岁月的箴言。你们发出的神奇电波，将向我们展开真相的长卷，为我们解释所有人身处其中的纷纭时空，刺痛我们，传达困惑和悲伤，也带给我们若有若无的希望。
不过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在生命的最后十七年里，常常心情不佳，他没有闲情逸致为我们这些喜欢偷窥的历史爱好者安装摄像头和窃听器。他确实写日记，但他的日记笔墨悭吝，而且今天已经不知下落（八十年代由考古所发还给他的太太赵萝蕤教授，赵萝蕤去世后，家中所存书籍、资料星散）。他没有子女。太太在“反右”运动中受刺激得了精神病。他也缺少满天下的桃李为他树碑立传。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是否能够再次接近陈梦家最后十几年的生活现场呢？
今天我手捧厚达十卷的《夏鼐日记》，终于感到陈梦家的不幸经历——尽管仍然不够清晰，但总算被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时间在日记里排成队列，为我们送上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
日记的主人——夏鼐，文革前作为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一直是考古所事实上的一把手，也是陈梦家的顶头上司。（所长郑振铎身兼数职，基本放权。先后担任第一副所长的梁思永、尹达也因为健康、兼职等原因很少到所办公）。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使这部日记具有非同寻常的多方面意义。但我最关心的是，《夏鼐日记》对于揭示陈梦家被打成右派以及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这两段历史，都提供了哪些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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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论陈梦家的历史，我们可以先从他那两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开始。第一句是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记录的，“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这是一九五一年底或五二年初的事情，当时陈梦家还未调到考古所，尚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书。
第二句是他决定自杀前说的。当时文革才刚刚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
这两句话，简洁而情绪化，前后呼应，把守着陈梦家最后十七年生活的入口和出口。其中，前一句话显然意义更为重大，这一声抱怨，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陈梦家整个十七年的命运轨迹。这句话通过对奥威尔著名的政治寓言《一九八四》的联想，阐明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话语中显示出他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对社会变革如此迅速感到的惊讶，同时也流露出他对集权政治的怀疑和不满。这条怀疑和不满的道路笔直地延伸下去，直通向陈梦家毁灭的终点。第二句话则顺理成章地成为立在终点的墓碑。陈梦家在终点说出这句话时，已经退无可退（有些人还可以一直退下去，无限度地退下去，但是他做不到），他必须维护尊严，做出反抗，他要主动地扭转命运的走向，所以他使用了“不能再”这样的词语。
如果我们把“怀疑”和“尊严”作为描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个关键词，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历次政治风暴中陈梦家都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已经不得不进行了多次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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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继孝的《碎锦零笺》记录了陈梦家写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一份检讨，陈梦家把自己的错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人”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国民党的政治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二、认为新政权只是改朝换代，“中共是中国人，还是一套老办法”，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三、“我们这些个人惯了的个人，要集体起来，总是不大容易的”；四、“对农民只有高高在上的同情，还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持了现状”；第五条不能算是认错，更像是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解放以后，我们知识分子有些看不顺眼的地方，就是有些朋友变得太快，快得不能使人相信”，“我们学习的时候要读文件，有些人认为你文件读得不够熟，一遍不够。我认为读熟与否是一回事，好好地想也是一回事，想过了真的实践起来又是一回事，光是生吞活剥引经据典恐怕不行罢”。这之后，他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检讨……
这种持续数月的反复检讨，对敏感、执拗的诗人来说，猛烈地冲击着他的精神堤坝。他的情绪波动也影响到了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在日记里说“他时而理性清明，时而感情激动，我虽安闲待之，但真正受不了他”，“今天早醒，又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打垮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大骂之后果然稍好，比理性说服强得多”，“早醒，又和梦家做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
赵萝蕤只说对了一半：不能骑高头大马自不必说，想要在摧枯拉朽的政治运动中不吃屎却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屎舔净也未必过得了关。
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最高决策者还无暇把太多精力放在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塑上。社会上所有人也都沉浸在对新政权的热情和憧憬之中。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的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其波及面和严酷性都远不如后来的反右和文革。陈梦家也因此又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
英俊的诗人稿酬丰厚，生活优越。除了忘我地工作，业余时间他还可以看戏，逛古董店，淘明式家具、文玩、版画。
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陈梦家才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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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宏大布局。先“鸣放”，后“反右”。毛泽东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陈梦家的直率性格，使他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引蛇出洞”的陷阱。 《夏鼐日记》大致记录了陈梦家在“鸣放”阶段的表现。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高级研究员座谈会，为响应整风运动也，苏、陈、徐、黄皆提出一些意见。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整风运动开会，有陈梦家、徐旭生、黄文弼、安志敏诸同志发言，我也指出了前年那次院部决定取消考古所、并入历史一所议案手续方面的错误。
六月一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运动座谈会，陈梦家、徐旭生、苏秉琦、黄文弼诸人提意见。”
在夏鼐列举的这份名单里，徐旭生、黄文弼都是陈梦家的长辈、苏秉琦年龄也比陈梦家大。夏鼐却在每篇日记里都把陈梦家的名字放在前面，可见他说的最多，言辞最激烈，谈的内容也最让人印象深刻。《文汇报》在这一年的五月六日刊登了陈梦家欢呼鸣放的文章《两点希望》，陈梦家在文章里说“我从西安回北京后，纷纷然闻听‘鸣’‘放’之音，好不热闹。这正是花开时节，欢迎红五月的到来，真是一番好气象啊！毛主席两次有关‘鸣’‘放’的谈话，是这几十年中关系了中国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划时代的一炮，它是即将到来的文化革命大进军前鼓励的号角。我个人深深感觉到，一种新的健康而持久的风气已经开始。”陈梦家错误地把鸣放当做知识界春天来临的前兆。他满怀热情地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时，完全没有想到形势会在片刻之间发生逆转，灭顶之灾正向自己袭来。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全国军民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无情的反击。整风运动正式进入反右阶段。到了这个时候，各单位领导考虑的已不是本单位有没有右派分子的问题，而是到底哪个是右派的问题。陈梦家因此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考古所的头号目标。
那么右派人选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呢？关于这一点，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回忆录《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里这样写道“右派当然是领导定的，人人都有被划为右派的危险”，他又说“当时，每个教研室内，都有一些领导比较中意的党员积极分子，这些人就是“打手”，他们尤其是政治“晴雨表”。如果他们和你有说有笑，表明你政治风险还可能不大；但如果他们和你疏而远之，你的政治风险就很可怕了。”
“领导”和“积极分子”，是确定右派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角色。上级把反右的任务布置下来以后，这两个角色紧密配合，决定了右派的人选。《夏鼐日记》印证了这一程序：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运动座谈会，自19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正式发表后，整风运动又进入一新阶段。
七月八日 星期一
靳主任谈反右派问题如何进行。
七月九日 星期二
下午参加院部积极分子动员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作动员报告。
七月十日 星期三
与靳主任谈反右派运动问题。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运动大会，主要对象为陈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