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中的陈梦家
发布: 2012-5-17 22:04 | 作者: 高卧东山
靳主任即当时考古所的办公室主任靳尚谦，他同时又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上级指示的主要执行者。从《夏鼐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是由他来规划反右运动进行的策略和方针，然后召集积极分子，动员他们配合运动的开展。积极分子这个角色在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性，往往被我们忽略。我们容易把他们的行动误认为是自发的，随机的。而实质上，他们的步调是上级意志的反映，不仅有组织，还有严密的计划。他们披上民意的外衣，和上级领导一道形成高压力量，一唱一和，启发诱导，制造声势。他们的作用类似春节晚会上带头鼓掌，带头笑的人。他们既是斗争的先头部队，又是核心力量。他们一表示愤怒，群众就跟着怒不可遏。他们一发笑，也将引发哄堂大笑。有了积极分子带头，扭扭捏捏的专家、学者们就可以放下心理包袱，轻装上阵，依样画葫芦地作出严厉的声讨了。
在最高领袖——单位领导——积极分子——右派分子这一生态链条里，最高领袖永远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由于跟受害者之间隔着几个环节，因此他事后可以巧妙地把责任转嫁到两个中间环节去，并且利用他不容置疑的权威使大家深信事实的确如此。他自己则隐藏在事件的云雾之外，使我们一叶障目。只要他一发力，这个生态链条的各个环节一绷紧，运动就展开了。
当考古所里的一切都布置、安排停当之后，陈梦家的噩运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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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禁不住要提出疑问，为什么考古所把陈梦家定为右派？为什么不是别人？让我们暂时扮演一下所里年轻的积极分子，穿上中山装，别起两只钢笔，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右派的标准是什么。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里是这样规定的：(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根据此项通知，我们可以展开丰富的联想，深入陈梦家言行的缝隙，提炼出一个大致的批判提纲：
一、社会关系和生活经历。陈梦家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他本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年轻时曾是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新月派”诗人。岳父赵紫宸是基督教活动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他和妻子赵萝蕤四十年代都曾在美国学习、工作。以上这些生活背景，对于陈梦家的政治形象，全是负面因素。每一项都使他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派，成为群众的对立面和深度挖掘的对象。
二、个性孤高，口无遮拦。陈梦家这种爱憎分明、丝毫不加掩饰的诗人气质，很容易遭人忌恨。一九四七年春在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会中，曾举行过一次国际东方学术会议，内容分社会科学与艺术考古两类。这次会议曾于事先请陈梦家去筹划并布置一铜器展览，陈梦家因与当事者意见冲突，认为当事者对自己傲慢无礼，拒绝出席并作演讲。后经此人再三道歉，他才改变了主意。他评价自己“在阶级敌对的形势中，常常以个人的利害，个人的自尊心来作去取的标准”。
对于师长，他常常显得不够谦虚，意气用事，甚至狂妄。《夏鼐日记》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记载“上午赴所至马市大街，晤及陈梦家君，为了昨天郑所长拒绝让他到洛阳去，而大生其气”。他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曾当面质问所里的一把手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反右中有人揭发，他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还攻击自己的老师，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一九七八年夏鼐出访意大利时，同行的钱钟书告诉夏鼐“闻一多先生曾对他说起陈梦家在《平民》上发表文章，开头说：‘请教于闻师一多，师曰……，余以为非也。’批判老师，抬高自己，拿老师的未成熟的口头意见，作为靶子来攻，深致不满，此与偷窃老师见解作为己见，为另一种利用老师的方法。”
对待同事和一般群众，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难以接近的“名士”气。他自己曾检讨说“抗战期间我住在农村，一般同事瞧不起农民，我也瞧不起这些同事，自以为我总高他们一头。……我们的态度与根本轻视农民的，也没有很大不同，都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夏鼐日记》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记载在北京召开的考古工作会议“晚间汇报，并讨论分别负责起早决议、筹备下次会议及预备总结，知下午陈梦家的发言得罪了长沙的代表。”同年六月十三日又有“下午周永珍同志来谈其投考研究生计划，陈梦家同志来，不赞成其考研究生，加以申斥。”
三、收入高，易引发“仇富”心理。陈梦家除了工资以外，稿酬也相当优厚，他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一般的同事。在以“无产”为荣的时代，这很容易招来非议。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梦家家中已经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一九五六年他斥资买下钱粮胡同的十八间平房后，大家更是议论纷纷，一时之间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除此之外，他还有闲钱搜罗明式家具，逛琉璃厂的旧书店。
四、简化字问题。陈梦家反对推行简化字，这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简化字和繁体字孰优孰劣，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对错。但与领袖的主张不一致，这就从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到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立场问题。这也因此成为他的同行们，容庚、唐兰等声讨他的口实。
至此，把陈梦家定为右派的依据已经足够充分了。一个无论于公于私都跟时代精神如此格格不入，“个人英雄主义，作风恶劣”的人，看来没有理由不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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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教授说“中国的政治批判，一般说来是分四步走：揭露、批判、斗争、认罪。”“首先是揭露。要揭露的彻底，你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查，你的档案、你的日记、你向组织写的汇报、交心材料都要查，你的历史、你的家庭出身也都要联系起来，揭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上述各种资料中的蛛丝马迹，来证明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人，一直要揭露到你‘原形毕露’。……其次是批判。要批判的体无完肤，上纲上线。……再者就是斗争。面对面的斗争会，斗争会是“刺刀见红的”，任何人在斗争会上，都要亮出自己的‘立场’，能不能划清政治立场，这是组织是否信任你的关键。……最后当然是认罪，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自己一遍，这就是低头认罪，这就是态度好。如果你敢于反驳的话，那斗争会不仅要升级，而且要无期限地延续下去，直至你哑口无言、“低头认罪”时为止！”
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一遍，对于陈梦家来说，也许太难了。所以他的检讨总是很难令人满意。
对他的批判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两三个月。在此期间，斗争的温度是逐日升高的。
在八月九日的日记中，夏鼐写道“下午开始大会，郑所长亦来，陈梦家做自我检讨，然后由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同志发言。”日记里提到的三个发言人，当时还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其中王世民一九五六年才刚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卷本《夏鼐日记》，王世民和王仲殊就出力甚多。王世民参与了誊抄、录入，并由他汇总通读，核对原件。文革后曾任考古所所长的王仲殊则为此书撰写了开篇的《夏鼐先生传略》。石兴邦学术成果累累，如今也已被称为考古学界的泰斗。可见当年科研院所反右大会上义愤填膺的进步青年，实在都是一代人中的精英。但在领袖的运筹帷幄的股掌之间，在绵延千年的忠君报国思想笼罩之下，他们只能糊里糊涂地做一名过河卒子，一路向前。事实上，这三个年轻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文化大革命中，王世民、王仲殊都成了考古所里的牛鬼蛇神。陈梦家自杀之前，发生在考古所的那次戴纸帽示众游行，二人也都在列。
这篇日记里的“郑所长”，就是郑振铎。当时他还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恰好，郑振铎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次针对陈梦家的大会，他是这样写的“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
郑振铎有文学家气质。如果说夏鼐的日记枯瘦如柴，那么他的日记就可以说是血肉丰满的。他给陈梦家的检讨，王世民的揭发，石兴邦的驳斥都加上了相应的形容词，有了这些形容词，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就面目清晰了。三个当事人特有的气质也被郑部长一语中的。陈梦家的检讨“琐碎”、“全无内容”（仍然不肯“吃屎”，不肯“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一遍”）；王世民的揭发“详细”（王世民后来在考古所掌管图书、资料，做事一定是条理非常清晰的）；而石兴邦的驳斥则是“根本”的（石兴邦年轻时就表现出勇于任事的精神，《夏鼐日记》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载“石兴邦君似有单干作风，想在宝鸡立功”）。
作为部级官员，尤其是考虑到郑振铎还是陈梦家的朋友，此时此刻，他对陈的处境是否感到同情？我想，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从建国到反右，郑振铎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大大小小的思想讨论会，早已见怪不怪了。他自己也曾在这样的讨论会上被人批得体无完肤。如《夏鼐日记》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所记“上午所中开会，先对郑所长提意见，先由东区郭宝钧、苏秉琦二人，其次为西区尚爱松、曹联璞、徐旭老三人，西区意见颇尖锐，近代史所荣孟源提意见，语言所罗所长亦对郑攻击，接着吴晓铃提意见，并提及燕京大学于1934年冬驱逐郑先生事，此时郑感情冲动，近代史漆侠提意见，郑已停笔下泪，主席刘桂五即宣布休息，郑凄然离席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