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本来和陈梦家关系是不错的。他们都爱好收藏。郑振铎每次到考古所，总要找陈梦家聊一聊，有时还结伴去看画展，逛琉璃厂或者隆福寺，他也到陈梦家家里吃过饭。《郑振铎日记》有多处记载了二人的交往。例如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郑振铎还“到考古所，陈梦家云：琉璃厂藻玉堂近得书不少。即偕之赴该肆，果有新至之书数十箱。其中，仅张君所选的劳校数种及明刊《三谢集》为佳耳。但无意中，却得到某人托售的《弁而钗》一部。此“不登大雅”之物也，却索价绝为昂贵。予以久未收小说，且前仅有半部，故仍收之。”
但五七年八月九日的这场反右大会，显然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关系。因为从这一天起，陈梦家这个名字彻底从郑振铎日记里消失了。他们再无来往。成为右派的人，从政治上说是人民的敌人。一般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身为右派者，自然要识相点，少给别人惹麻烦。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回忆录里写自己成为右派以后：“组织上作了处理之后，组织上对我的讲话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次年陈梦家的太太赵萝蕤女士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被送入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欲将其转到精神病院。陈梦家想托郑振铎设法，使太太能留在协和。但此时他已经不敢直接去找郑振铎，只能托夏鼐居中传话。夏鼐有没有传这个话，郑振铎帮没帮这个忙，已经无从考证了。（有可能没帮，因为几天后陈梦家又找了一次夏鼐“谓其爱人神经病仍未痊，可能由协和转神经病院”）这年十月，郑振铎乘坐的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坠毁，两个人再也没有机会一起逛琉璃厂了。
陈梦家和老上级夏鼐的关系也同样疏远了。两人年龄相仿，夏鼐爱才，对陈梦家很器重，陈梦家对所长也非常尊敬。以往每逢春节，陈梦家都要到夏鼐府上拜年。有时夏鼐还会请所里要好的同事到家里吃饭，这种时候总会请上陈梦家。当了右派之后，陈梦家不能去了。直到一九六三年一月份陈梦家“右派摘帽”，我们才重新在夏鼐日记里看到陈梦家上门拜年的记录。
被打成右派的人，只剩下一个信念支撑自己，那就是“活下去！”江平说自己当时想的就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无独有偶，陈梦家在给赵萝蕤写的信里也有这句“我们必须活下去，然必得把心放宽一些。”他既是在安慰患病的妻子，又是在安慰自己。
7
一九五八年底，陈梦家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一年多以后，由于夏鼐的关照，考古所把陈梦家派到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刚刚出土的武威汉简。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又重新被调回考古所。右派的帽子摘掉了，陈梦家如释重负，他积极投入工作，脾气也有所收敛。但很快，文革来了。
陈梦家之死是文革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经过被多篇文章反复描述过。但《夏鼐日记》是第一手的史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
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夏鼐日记》第一次提到陈梦家的名字是在六月十六日，这天有人贴了夏鼐的大字报。大字报里批判夏鼐的内容之一是“发表右派陈梦家笔名的文章”。随后就是八月九日：“今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连续广播几次。这是指导性的革命纲领，是当前运动的方向盘。整天街道上有锣鼓声，各单位送喜报，欢迎党中央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纲领。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
在《夏鼐日记》中很少出现对天气的描述。人往往在遭遇变故的时候才会对气候的变化格外敏感。这天晚上夏鼐之所以提到了大雨，恐怕是白天喧闹、混乱的景象触动了他。整座城市都沉浸在天翻地覆的狂欢之中，他和陈梦家等人却被冷落一旁，没有资格参与。在落笔之处皆要特别小心谨慎的年代里，夏鼐日记中的阴晴冷暖不能简单地被当做闲笔来看。相似的，在前文提及的郑振铎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的日记里也谈到了天气“（热，晚上有大雷雨）”。我注意到，郑振铎的日记里对天气的描述也是极为罕见的。作为部级官员的郑振铎应该是立场非常坚定的，不会对陈梦家有太多同情。但显然，白天对陈梦家异常激烈的斗争，也刺激了郑振铎的感官变得格外敏锐起来。中国历代文人，皆身处“避席畏闻文字狱”的社会大环境，借秋雨春风来抒发感情，是千古同一的传统。
最高领袖对气候也非常敏感。我们可以发现，他总是在春天万物复苏之际（这个季节，他的精力也最充沛），酝酿政治斗争的计划，然后在夏天发动“旱季攻势”，把运动推向高潮。无论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都是如此。这样，斗争对象更容易在汗流浃背中惊慌失措，举手投降。
其实文革初期斗争的对象是“当权派”，作为“死老虎”，陈梦家并不是运动的主要目标。应该说，直接导致陈梦家自杀的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年轻人接管基层权力，使政治斗争从精神折磨发展到了肉体折磨。
八月二十三日，考古所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斗争的形势突然升级，《夏鼐日记》中记载，当天下午“3时揪斗：‘反动权威’苏秉琦示众，集中所中全体牛鬼蛇神，戴纸帽游行，绕所中三匝。我打黑旗，牛兆勋、林泽敏打锣，有：反动权威徐旭生……，保皇派王伯洪……，右派分子陈梦家……，以及靳尚谦……等，共计26人。晚间返家，宿舍中红卫兵正在斗争资产阶级分子家庭妇女。”
八月二十四日“中午陈梦家被揪斗，戴‘流氓诗人’纸帽。”就是这天晚上陈梦家不堪受辱，服安眠药自杀。因药量不够，自杀未果。这个意外事件显然也对夏鼐震动极大，因此第二天他补记了陈梦家自杀前后的一些细节“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
这段文字是文革开始后夏鼐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当天半夜，考古所派人到夏鼐住所抄家，日记本被抄走。直到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方才退还。从这天往后几个月间只言片语的记述，都是夏鼐后来从工作日记中转抄过来的。
九月三日“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九月五日“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至此，陈梦家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夏鼐在日记里展示了一名考古学家的素养，在压力之下，他仍然用尽量简洁的笔墨保存了历史事实。我想，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记录的一切将成为后人以资参考的重要史料。同时，他也故意留下了一个需要慢慢破解的谜。
八月二十四日陈梦家被戴帽揪斗。下班之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与考古所近在咫尺的东厂胡同“蔡姓寡妇”家里。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蔡姓寡妇”应该是陈梦家的红颜知己。陈的妻子长期患精神病，已很难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一个红颜知己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他最后留下的那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可能就是对蔡女士讲的。他到蔡女士家，是对蔡女士做人生的诀别。本来蔡女士是丈夫死后被托孤于陈梦家，这个时候，陈梦家可能反倒要托孤于蔡女士了。夏鼐日记里说“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谓群众侮辱他，大概是指红卫兵把陈梦家从蔡女士家中揪出后，对他和蔡女士的关系所作的联想。无论如何，基本可以肯定，蔡女士和陈梦家是非常知心的。她也最了解陈梦家在最后时刻的所思所想，遗憾的是，蔡女士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
但这一天陈梦家的自杀并未成功。一九八〇年夏鼐拿到了陈梦家最后几年的日记，读后他写道“阅陈梦家1961-66年日记手稿，至66年8月24日的‘这是我最后的一天’为止。当晚即他服安眠药自杀，但事实上这仍不是他最后的一天，抢救过来后返家，于9月2日晚悬梁自尽，多活了8天。”
最后的八天，是多余的八天，是不能写诗，不能考古，没有亲人的八天，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八天。但在一个人的生存档案里，却不能因为没有意义而撕去一些日子。你必须忍耐，等待真正的告别，因为这八天漫长无比。
8
我们冷眼旁观陈梦家在《夏鼐日记》中一页一页黯然地向前走去，从第四卷走向第五卷，从第五卷走向第六卷，孤独无依，哑然失声，但建功立业的雄心从未泯灭。我们知道他是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他别无选择，只有一步一步走向一次意外死亡。他在《夏鼐日记》里的每一次欢声笑语，都只是这场惨败中短暂的喘息。在这样的战役里，越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死亡就来得越快。
弹尽粮绝。火焰熄灭。然后硝烟四散。一个灵魂失去居所，在后世的纸张之间徘徊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