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崔。
这当然是别人对他的称呼。姓张的被叫做老张，姓王的被叫做老王，他姓崔，自然就是老崔。但在他人生的许多年里，是没有人叫过他老崔的。
叫他老崔，是1980年以后的事儿。在此之前，尽管他早已年过半百，村里无论什么人——包括那些几岁的娃娃，也都是叫他“崔三儿”的。原因很简单，他排行第三，是地主分子。他老婆也是。而对地主分子，是无须尊称的；如果尊称了，就会让人怀疑阶级立场出了问题。说起来，老崔也不是尊称，只不过是一个彼此平等的称呼，但和地主分子平等相称，显然也是阶级阵线不清的表现。所以，尽管十几岁的孩子之间可以互称老张老王，尽管谁都知道他事实上越来越老，但他却无法享有老崔的称呼。
一
老崔家过去是地主，而且是村里最大的地主。听村里老年人讲，他家最兴盛的时候，村里有庄园，城里有公馆，方圆十几里内都有他家的佃户。我上小学时的学校，就是他家过去的庄园。那时他家的大门已被拆除，只剩下二门。大门和二门之间有一个十几米长的通道。据说过去大门楼上能驻一个班的兵力，曾架过机关枪。二门比大门小一些，但那门砧也有近一立方大。门板上钉满了比核桃还大的铁钉。门上还有两个孔，是防守时的了望孔，也是向外打枪的射击孔。那孔的里面钉有一个和孔差不多大的圆形铁板，打完枪放下来，孔就堵住了。我小时候没少玩了那个了望孔。
由此不难想见他家当时的气象。
老崔兄弟三个不是一母，老大顺昌老二信昌是正房太太生的，老三运昌却是姨太太生的。生母不同，在家里的地位也就不同。老崔从小就养成了在家里逆来顺受、不多言语的特点。
一般情况下，他老爹和他兄弟三个并不直接和佃户们打交道，那是管家们的事！所以，他们父子并没有像黄世仁那样落下“恶霸”的骂名，也没有像村里那些恨家不起的小地主们一样，被街坊们称为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只进不出的“磨盘眼”。
当初，他那精明一世的老爹也很想让他兄弟们争取点儿功名。因为没有功名，家业再大还是“坷垃地主”。“坷拉地主”没有政治地位，各种苛捐杂税就缴纳起来没完。多年来世面又不太平，从闹“长毛”（太平军）开始，什么“捻子”（捻军起义）、义和拳、红枪会，就没消停过。京城里也乱得很，皇帝退位了，是袁世凯当大总统，后来又当洪宪皇帝；袁世凯死了，随后是各路军阀轮流坐庄，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旧军阀落势了，又出来许多新军阀。大家乱成一锅粥，结果让日本鬼子乘虚而入。地方上经常有穿着各种服装的军队经过，往往根本搞不清是哪方面的；大大小小的土匪，什么张胡子、小良子、刘黑七等等，更是胡作非为，防不胜防。虽然家里森严壁垒，防卫不断升级，但也难保万无一失。如果被土匪架了“肉蛋”（绑票），更得要“大出血”。
可是，他兄弟三个哪个读书也没有读出什么名堂：老大读了半辈子书，连个秀才也没有中，却染上了大烟瘾；老二不是读书的料，却成了个败家子，五点儿不干干六点儿，吃喝嫖赌样样在行。老崔上学的时候，据说学得还可以，但那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他老爹让他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因为对新式学堂颇不信任，就没有再上。
听我爷爷说，那时老崔在他三兄弟中虽然算是好一点儿的，但也不是那种当家理财的料儿。年轻时候，他多半时间混在城里，和一帮公子哥们玩乐：不是提笼遛鸟，就是喝酒打牌。如果不是他家当时家道兴旺，他爹老早从曲阜孔家给他娶了个漂亮而又贤德的媳妇，他会变成怎样的下三滥，也很难说。
因为两个哥哥比他还不成器，所以他家的事儿还得靠他跟着老爹下去巡视。后来，老爹更老了，为了不让两个大的把家业败尽，及早给他们兄弟分了家。城里的东西大多分给了老大老二，乡下的土地则多数给了老三。这样，老崔就回来的多了，有时在家里住个月把二十的。再后来，就不大去城里了。
老崔到村里来的时候，在早都是坐着带凉棚的马车。见着村里的老老少少，老崔总是洋溢着满脸的优越感。我爷爷比他大二十多岁，他竟一直是直呼其名，从没叫过大哥。爷爷自然就不高兴：彼此虽不同姓，可做了几辈子的街坊，怎么能这么没大没小的呢？你家地再多，我又没租种你的一亩半分！就知道“仨钱儿的不给俩钱儿的作揖”，那圣贤的书岂不是都白念了？所以，爷爷和他很少说话，有时老远看见他来了，就绕个弯儿走过去。
老崔有时也骑着自行车回来。那时自行车很稀罕，都是国外进口的，被叫做“洋车”。每次骑车回来，老崔在前面骑着走着，后面就跟了一大帮半大小子看奇景儿。不知哪个孩子编了顺口溜，大家便一起大声喊叫起来：
“两个轱辘一架梁，
上面坐了个兔子王；
见了老的不让路，
摁着铃铛乱晃啷…….”
老崔听见，自然着恼，就下来车子，向着后面吼喊几嗓子：“是谁家的狗杂种，这样胡说八道！”
那些孩子便一哄而散。老崔到底也不知道都是谁家的孩子。再说，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老崔的女人出了名的贤德，也出了名的漂亮。因为她的贤德，老崔才没当了汉奸，也才没做出过分的恶事；因为她的漂亮，也曾惹出好大的麻烦。最大的麻烦出在老二身上。
日伪时期，这地方是所谓的“治安模范县”。据说驻在县城的日本鬼子只有一个半人，所谓“半个”是邻县有时过来打替补的。因此，乡下的农民，亲眼见过日本鬼子的并不多。但县区乡保甲伪政权的机构却很完备，力量也很强大。老崔也曾被推举担任伪乡长，但他听了老婆的话，怕落“汉奸”的骂名，又是装病，又是装傻，好歹没有应承。当时还有人骂他是“死狗托不上南墙去”，但后来老崔却暗自侥幸：幸亏听了老婆的话，如果当了汉奸，不可能不替日本人抓人敛钱，那样的话，落骂名不说，不定哪天被游击队或锄奸队盯上，脑袋就搬家了。
1943年，也就是民国32年，鲁西南地区方圆数百里上半年一直没下雨，闹起了旱灾；到了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那漫天的飞蝗和云彩一样，落到哪里，哪里的庄稼就被啃得精光，连秸杆也剩不下。老百姓种的庄稼颗粒无收，更不要说交租了。老崔主动声明免除了当年租粮。实际上就是不免，也是不可能收起来的。
草根、树皮也没有了，没饭吃的灾民靠吃蝗虫填肚子，连点咸盐也没有，许多人身体浮肿，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老崔一家人这年是在城里度过的，城里的大街上也到处是灾民。
灾难过后，老崔带着管家下去跑了一圈，给他种地的一百多家佃户中死了一百五十多人，占到了各家人口的四分之一。还有一些全家逃荒到了外地的，死活就不知道了。秋种的时候，老崔借出种粮，才让大家种上了麦子。
谁都知道，老崔三兄弟里面老二是最不正干的。那家伙特别好色，但老婆却不如老三家漂亮，于是经常打他弟妹的歪主意。但老三家早知他的花花肠子，处处小心防范，所以一直没有得手。
几股原来出没在这里的土匪，这时却打着抗日的旗号，更加活跃起来。他们走到哪里，首先是征粮派款，尤其是大户人家，稍有迟滞，便要“以汉奸论处”、立马枪毙。
有一次，有一伙自称“抗日游击大队”的土匪来到老二家。老二告诉土匪，自家已没有多少资财，现在住的房子也已抵押给人家，自己愿意入伙“抗日”。土匪头子看他有些文化，和城乡的有钱人家又都熟悉，对以后“绑票”抢掠很有用处，便让他当了师爷，对外则称为“参谋长”。
可土匪就是土匪，并不会因为换了旗号就成了好人。他们除了抢过一次日本人的仓库以外，没做过抗日的事儿。
老二当了“参谋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几个匪徒抢劫了老三在村里的家。抢劫财物并不是主要目的，他还想趁机把老三家弄去好好“泻泻火儿”，不料老三家回曲阜娘家去了，这才没有得逞。老三家的浮财大部分在城里，所以损失也不是很大，只拉走了几大车粮食。从那次开始，兄弟俩公开翻了脸。好在一年多后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武装打过来了，老二那伙土匪被消灭，老二也被作为匪首之一枪毙了，老三两口子才算松了口气。
虽然日子过得很不素静，但老崔家作为村里首富、城西大户的地位却一直被很多人艳羡，因为他至少生活上一直锦衣玉食，没有受过难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