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鬼子投降后，国共两党先说是要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但不久又打起了拉锯战。到了1948年，共产党的力量在这里占了上风。各乡村成立了民主政权，并开始减租减息。
老崔看得出来，世道又要变了。如今的世道变，不再是京城里换个人坐天下那样的变，那样的变往往和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谁当政给谁纳粮就是了；而这次是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都在变：今后就是穷人的天下了。他知道，无论是谁，也是不可能挡得住这一巨变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应该以变应变。所以，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总是做出一副积极拥护的姿态，一再说要跟着社会走。
开始减租减息的时候，他爽快地打开仓库，让农会的人把粮食分给了佃农。是按减息后的标准，把最近三年多收的地租退给农民。
那么多的粮食被分走了，谁都认为老崔会心疼得流血，其实并非如此。他觉得，在这样改朝换代的时候，能保住命就是侥幸；仓库里的粮食反正吃不尽，稍微剩一点就够他家几口人吃的，分了省心。
虽然如此，分完粮的这天晚上，老崔心里也不平静，半夜了也没睡着。后来听到大门外杂乱的脚步声，吓得就更睡不着了。
“东家，东家！”有人在喊他，是他家老长工的声音。
“能有什么事儿呢？刚分了粮食，就算有什么新政策，也不会这么快——非得半夜把人叫起来的。”不过，他最终还是起了床、开了门。
门外是一些他家的老佃户，每个人跟前都有一个高矮粗细不一的口袋。他们竟然把白天分回去的粮食又送回来了。
“东家，这粮食我们不能要！种地交租，天经地义。租子高低，是愿打愿挨。这粮食是您的，我们不能要。”那些朴实的农民们恳切地说。
“农会里叫分粮食，我们白天不能不来；现在没人看见，您快收起来吧！”
他的头一下子大起来。
“老少爷们儿！这粮食是你们辛苦种出来的，分给大家又是政府的政策，是你们应该得到的。我不能要，大家还是带回去吧。”
“别人的肉割下来，也贴不到自己身上。”那些人还是不肯。
他咕咚一声跪在地上，把大家吓了一跳。
“老少爷们儿，万万不可。这粮食我绝对不会要！知道的是你们不要，不知道的就会认为是我反攻倒算。你们要是想给我崔某人留一条活路，就把粮食带回去！我求你们了！”
大家面面相觑，后来不得不把粮食带回去了。
不久又开始土改。老崔家兄弟三个都学无所成，又不会经营家计，从抗战开始，家道就不免败落。他爹娘早就没了，三兄弟早已分家，老二家已经没人。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和老大家都是地主成份。实际上，土改前夕，吸大烟成瘾的老大也已经死了。但他的儿子已经成年，接掌了家务，也接替他爹当起了地主分子。他们家里的土地房子和其他财产都被分给了贫雇农。他们则搬进了原来长工们住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分散在村子里各个地方。老大家和他儿子被安排住在村子的最东头，他则被安排住到村子西南角。小屋的周围都是贫雇农，随时可以监视他们。农会里这样安排，看来是担心他们居住在一起互相勾结图谋不轨吧？
老三住的这个地方叫西南园，本来是另一家姓刘的小地主家的房子。正房分给了一家贫农，他住在原来当厨房的小东屋里。城里的公馆早就变卖了，今后属于他的房子就只有这间小东屋了。
他们的土地都分完了，每口人只留下口粮田。看来，今后就只能做自食其力的农民了。这样也好，他想，省得以后为了一些身外之物弄得心惊肉跳的。
他没想到的是，与经济上的剥夺相伴而来的，是政治上的专政。每次开会，地主富农们都要被带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挨批斗。有些恶霸地主则被公审以后枪毙了。他虽然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但也必须陪斗。
其实老崔不知道，他们这地方土改开始晚，斗争还算平和的。在胶东那一带土改开始早的地方，由于犯了“极左”的错误，地主富农都被扫地出门，还有许多人在批斗时活生生被打死的。后来上级发现出了偏差，赶紧下来了文件，才制止了局面进一步恶化。他们这边的土改，就是在纠偏的文件下发之后才开始的。
老崔有两个个女儿。那大女儿据说长得出奇地漂亮。土改以后，地主成了专政的对象，子女自然也低人一等。有漂亮脸蛋却没有政治地位，命运如何，是最难说的。
村里有一个民兵叫刘生，是个风流胚子，还会拉胡琴，偷偷和大闺女谈起了恋爱。那时也不叫恋爱，叫“相好”。有一次，他俩在高粱地里幽会时，被民兵队长撞见，刘生竟二话不说，比兔子还快地溜走了。那民兵队长年过五十，是村里有名的光棍，早就对大闺女心怀鬼胎，这次以为机会难得，竟不管大闺女苦苦哀求，强暴了她。不久事发，大闺女被认定和刘生胡搞、又和队长乱来，是女流氓。那队长被撤了职，刘生也被民兵队里开除了。后来大闺女发现怀了孕，找一个走街串户的野医生打胎，几乎丢了命。从此名声彻底臭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过了半年多以后，原来给他家当过长工的谷子回来了。谷子姓张，是个孤儿，头几年当了兵，看来是发达了，是骑着大马、挎着匣枪回来的。谷子回来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来娶他家的大闺女。原来，他已经迷恋大闺女多年了。可是，地主的闺女要嫁解放军的军官，地主自己是不能做主的，村里也不敢做主。谷子就找到区里，区里领导告诉谷子，此事不妥。一方面，那闺女成份不好；二则，那闺女是名声很臭的“破鞋”，还怀过“私孩子”。谷子不听这一套，说：出身不由她自己，后来的事也肯定是被逼的。回到村里，把大闺女驮在马上，在村里来回跑了三圈，就带着她走了。后来，谷子南下一直到了贵州。“文革”前的时候，听说谷子已经是贵州某地区的水利局长了。那闺女最终沾了长得漂亮的光，嫁给了谷子，当了干部家属，后来还参加了工作。但谷子从那以后，不仅没再和老崔有任何联系，也从来没再回过村里。闺女只来过两封信，一封是刚安顿下来的时候，第二封是两年后参加工作的时候。
老崔的小闺女后来嫁给了一个中农出身的农民。因为害怕沾地主的边儿，女婿从来不到老三家来。只有闺女每年悄悄来上一次，和爹娘见个面儿。老崔两口子知道，闺女有她们的苦衷，再说谁也帮不了谁，所以也从来不责怪闺女和女婿。
分完田地没多久，就一步步搞起了互助组、合作社（分为初级社和高级社）、人民公社，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58年大跃进，那年风调雨顺，地里庄稼长得格外好，可是因为劳动力都忙于大炼钢铁，没有组织好秋收，收起来的一部分粮食交了公粮，剩下的大量粮食都烂在了地里。大家认为集体食堂里的粮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料想转年一开春，食堂里就没有了粮食，一下子闹起了饥荒。
饥荒的程度超过了闹旱灾和蝗灾的民国32年。
不允许逃荒。实际上，就是允许，也找不到能够吃饭的地方。那次的饥荒是全国性的。许多的人被饿死了。
这饥荒一闹就是三年。后来被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又说是苏联大鼻子卡脖子造成的。
可是农民们都清楚，那三年并没有多么严重的自然灾害，说苏联大鼻子卡脖子也很牵强，人家并没到咱锅里来抢饭吃，根源是这几年一大二公，地里的收成和农民吃饭没有直接关系了，农民不仅家里没有了粮缸，连锅灶也没有了。因此不仅种的不积极，造成后来产量低下；而且收得也很马虎，造成了粮食大量损失。
三年里，老崔当然也经常挨饿。但是，贫下中农挨饿可以抱怨、可以骂娘，他却不敢稍微流露任何不满。
后来，国家政策调整，实行三级（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并给社员分配了少量自留地，中国人才逐渐有饭吃了。
1964年，倒真是一个灾害之年。3月18日，邢台闹了地震；秋季，这里又发了洪水。
地里的秋庄稼都被水淹了，许多人家的房屋也倒塌了。眼见得生产队里颗粒无收、社员们生活无着，全县几十万人担心再一次挨饿的时候，上级救灾的物资及时运到了：倒了房子的，上边资助了木材盖起了新屋；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度灾的粮食，有的直接就是加工好的壮馍——每个都有锅盖那么大。要知道，许多十几岁的孩子还是第一次吃上白面呢！
这次灾害，使老崔感触很深：今后中国人遇到困难，看来就得依靠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是值得依靠的！
那时生产队按工分吃饭，老崔两口人挣工分养俩人，倒不会当缺款户。生产队里分配一直不算好，大家都吃不饱饭，老崔当然不会比别人好过。除了要正常参加队里劳动以外，他每年还要出几十个义务工，就是出工不给工分。赶到冬天下雪，他要老早起来，和其他四类分子们一起，按照划分的地段，到街上扫雪。别人扫一份就行了，老崔却要扫两份，另一份是替老婆扫的。
老崔个子不大，五短身材，黑黄面皮，几根黄色的胡子，见了人低眉顺眼。解放前他自然没有参加过劳动，解放后参加劳动也比别人明显的“笨”。但凡有一点技术含量——例如耕耙耩扬的活儿他都干不来。往往只能和妇女们一起参加一些辅助性的劳动。大家说他“当寄生虫当惯了”，他连连点头称是。别的男劳力出一天工挣十分工分，他却只能挣八分，他认为还是合理的。
日子就这样紧紧巴巴地朝前过。
对老崔来说，最难熬的是“文革”那几年。
虽然从62年以后就强调抓阶级斗争，但那时最重视的似乎不是他们这些地富分子，而是历史上干过国民党差事的人、特别是有亲属在台湾和在国外的人，看来是担心他们在蒋介石反攻大陆时里应外合。老崔没少参加批斗会，但那时批斗会还不大打人。
可是“文革”期间就不同了，人们好像突然都疯了一样。“革命群众”分成了两派，每一派都把对阶级敌人能不能动拳脚，看作革命觉悟高不高、革命斗志强不强的主要标志。于是，只要召开批斗会，不管是斗阶级敌人还是当权派，他和其他一些四类分子就要自觉地站到主席台下，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文攻”和“武斗”。他那几年身上挨了多少拳脚，自己也记不清了。最厉害的一次是新当选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委员大亨用棍子打的，使他有好几天从床上爬不起来。那次是大亨让他讲过去都吃过什么奇巧的东西，他好不容易想起来小时候吃过一次“油炸冰棍”。大家很纳闷：冰棍见热就化，怎么能用油炸呢？他说，是把冰棍挂上面糊，用笊篱端着，放入热油里马上就端起来，面糊熟了，也把化了的冰棍包在里面了。他说那不过是厨师为了哄他开心做着玩儿的，并不是真的当做饭菜。大亨恶狠狠地说：“那时候贫下中农都饿得要死，你他妈的大鱼大肉吃腻了，还要吃你娘的什么油炸冰棍！你该死不该死？”他连声说：“我该死，我该死！”“该死我今天就让你死！”大亨举着棍子朝他背上砸下来。他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后来听说，大亨还要打，被别人劝住了。他知道，不是别人劝阻，那个二百五真会把他打死的。
那时斗争地主，一是清算他们过去的罪恶，二是惩治他们现实的罪过。老崔知道，其他四类分子也知道，老老实实才是上策，乱说乱动难逃厄运。所以很难发现他们有什么现实的不法言行，更不要说有什么私藏的“变天账”了。过去的罪恶也早清算清楚了，但却不会有出头之日。他的侄子——老大家的儿子，为了争取摘帽，处处积极表现。那小子和他老兄弟仨不一样，地里场里的所有活计都拿得起放得下，对春种秋收的规律也了如指掌，如果不是成分问题，早就当生产队长了。不能当队长，社员们就推选他为记工员（那时记工员不是干部，只是每个月补贴3个工）。在队里社员们一再要求下，大队曾给上边打过报告想给他摘帽，但上边没批。不仅没批，还暴露出了他当记工员的事。这一来不得了了，侄子的记工员自然被撤职，大队干部也受到了上边的严厉批评，说是“阶级路线不清”、“重用四类分子”，差点儿撤职查办。因为国家领导人说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管开展什么工作，总要先开批斗会，来“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改造好了就“摘帽”？说是那样说，但没有人那样做。如果阶级敌人没有了，阶级斗争还怎么抓？听说邻村前几年有个别的地主分子摘帽了，成了“候补社员”，但成份还是地主，不过多了两个字，成了“摘帽地主”。虽然不挨斗了，但义务工还是要出，而且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在“另册”上。上学、招工、入党、参军之类的事儿，他们的子女仍然被排除在外、连想也不要想的。
他没有儿子，老二家早就绝了。老大家的儿子那边也没再有儿子。他认为，这是上天真要亡他崔家了，偌大一个家族，孙辈竟没有一个男丁。不过他觉得，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未尝不是好事儿。像刘家、陆家那几个地主有儿子的，小伙子虽然长得平头正脸，却连个媳妇也找不上。唯一一个找上的，还是个傻女人。与其那样，还不如没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