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历史之四
2006年9月24日清晨，我与王旭飞往曼谷。叶先生的一位朋友阿比扎开车接我们直达位于曼谷市区的东方饭店。饭店的新楼与曾是东印度公司的旧楼相连，俯瞰湄南河与一座天主教堂。叶先生在12楼订了三个房间。我们在其中一间安顿好后，阿比扎即带我们到隔壁房间敲门。
门开处，一位温和的老者，身着马来特色有着复杂花纹的缎子长袖衬衫，用普通话与我们招呼。这就是陈平！那个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即使在今日，也带有许多神秘色彩的陈平。由于我几日来见到了许多他的照片，所以已经不觉陌生了。相对而言，我们对于他倒是陌生人。
我们请他坐下。他介绍他的服务员小李与我们相识。小李，李国坚，广州人，昨天才从香港赶来，接替前一位服务员来照料陈平。后来伊恩说，李可能是某位陈平战友的后代。以往半个世纪里，有许多马共成员－－他们多半是华人－－的子女是在中国接受教育与长大的。他们对陈平忠心耿耿。陈平也的确需要身边有人。除去他已是82岁高龄长者之外，并不排除仍有被暗杀的可能。
我问陈平，应该怎么称呼您为好，他说，人们都叫我老总，“我一开始说，朱德、陈毅他们才合适叫老总，我不够格。他们说，如今时代变了，公司老板都叫老总，我一想那也是，所以就都叫我老总了。”
陈平当了快60年的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老”而且“总”。我们于是也称呼他“老总”，但又觉得别扭，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吧。我很快改称他“陈总”。
我们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因为“六、四”事件才退党的前中共党员。于是话题自然从“六.四”开始。陈平在自传里明确表示，他对天安门事件之后的邓小平领导是肯定的。陈平没有与我们争论。他只说，他看见他住的复兴路一带，高楼上方的墙与窗有许多弹孔，说明部队是朝天开枪的。王旭说他当时也在北京，就在复兴门一带有些老年离休干部也被打死打伤了。陈平听了沉默不语。我说，其实中共中央失去了一个历史机遇。“六.四”的群众打了红旗，唱着国际歌，只是要求反贪腐，如果中央顺应民心，历史会改观。陈平听了点头。我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因为是闲聊，又扯到了文革。陈平在自传里提到他曾“陷入文革的政治泥沼”，在1969年还要致力于从中摆脱出来。可惜当时我还未及读到那句话，所以没有问他当时的具体经历。但是陈平说了一句对刘少奇的批评。他说刘不该派王光美去搞四清并树为样板。我理解陈平是指高层领袖的妻子不应被委以重任。陈平在这方面是持相反态度的。他的妻子（他们夫妇均从一而终）是老资格战友，但一直从事非常基层的工作，如抚养教育马共在华人员子女。我说刘少奇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第一次被捕，即落入趙恒惕之手时，他的一位党外朋友是老同学，四处奔走终于将他营救出狱。但是镇反时期那位救命恩人被作为恶霸地主被当地公安局逮捕。他以救过刘要求宽大处理。公安局专函刘少奇核实，刘彻底否认此事，其同学遂被处决。作为一个第二号领袖，他完全可以以德报恩。陈平静静地听了。这时小李也加入讨论。小李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中共中央说文革使中国经济面临崩溃，好象有点言过其实，另外现在的中国宪法不如中共十大时的宪法，因为当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我说那只是写在纸面上的。真的去罢工试试！我说其实1975年工人不罢工，而是大规模怠工。我有一位女同学，在她工作的棉纺厂里，全部工人都上班也领工资，但是不工作。全厂只有她一台机器是开动的。
我们好象在很多政治、历史话题上相左，但却一样洋溢在一种同志般的友好气氛中。边说，边下楼去吃午饭。我们这时才发现小李也不小，看着年轻，其实也过五十了。
午饭之后陈平需要小睡一会。我与王旭利用这段时间去皇官广场一带观看政变现场。只见如同嘉年华会一般热闹。脸孔黝黑的士兵很乐意与民众合影。政变乃泰国政治的家常便饭。而与本次政变相关话题之一正是与马共息息相关的泰南分离主义叛乱。就在我们见陈平的这些日子里，合艾便发生攻击平民的爆炸。泰南反政府或者割据势力以前有马共、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与土匪。马共在时最强大，压制了另外两股势力。由于马共奉行“客居”政策，不扰民，对泰军只作自卫还击，所以受到当地百姓欢迎。马共解甲归田之后，另两股势力便日渐猖厥。
下午3点叶先生自欧洲赶回抵饭店，与我们一同再去陈平房间拜见。陈平正式地问叶先生这次计划如何，我们细说了关于马来西亚历史画的构想，并且认为马共反日本占领与反殖民主义的贡献是不应被忽视的组成部分。叶先生问陈平，你认为马共方面应该画上什么人？
陈平认真地想了想答道：“四个人，两个马来人，两个华人。要把杨果画上。”
他没有说另外两个名字。不过我非常清楚，马来人领袖一定是与他参加两次和谈的拉昔迈丁，以及党主席和马来族第十支队创建人阿都拉西地。
在陈平自传里有杨果中学毕业时的照片，一张英俊正直的脸。他与陈平年龄相仿。两人共同揭发了前总书记莱特的真实面目。杨果在五十年代末牺牲。
陈平说完杨果的名字后，沉默了好一会，看着窗外，忽然离开了刚才的话题，说道：
“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到丛林（Jungle）里去。”与叶先生对话时，陈平的普通话夾用英语。
我们都明白这句如同遗嘱般沉重的话背后所包含的全部意思。我们都用沉默来表示尊重，承诺和理解。
下午的主要安排是为陈平画头象写生与拍照。我画了一张正面的。王旭画了一些不同角度的速写。
陈平年轻时，直至22岁受勋与蒙巴顿勋爵握手时的照片上，还是一张娃娃脸。中年开始发胖。现在我所面对时，已是真正的老年人了。不仅几乎秃顶，年轻时的浓眉，也已稀疏花白。眼睛总是温和地藏在眼脸后面。可是他的思维与反应能力显然完全没有退化。后来我检视拍下的他的照片，当他与对谈者讨论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他顿时目光炯炯 ，黑眼珠一下子似乎要夺眶而出。
我问陈平，为什么马共军队的帽子是五个角的。因为明显地他们在模仿中国红军，但却不是八个角。陈平笑笑说，抗战初起时，来了一位东江纵队的中国同志，帽子的式样，敬礼的姿势，全是他按照东江纵队的模式照搬过来的。这倒让我长了见识。以后要去查查东江纵队的服式。马共虽然学中共，但抗日时，帽子上正中前方不是一颗，而是三颗红星，代表马、华、印三大马来亚民族。后来莱特又在前方左、右两角及上衣领上加了四颗星（从照片看大约是黄圆底红星），在帽沿上方加一黄色帽带。而从抗英战事起五角帽上只剩了一颗红星。
马共的敬礼是用拳头举至平眉。这是标准的全球左派敬礼。源自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人民阵线时期(或更早).当时无论共和军，共产党的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还是国际纵队的英美自由主义者，全部互致这样的敬礼。当西班牙的志愿者来到中国抗日战场时，中国人第一次见识这种行礼方式 。白求恩便如此敬礼。我不知是否因此地处广东的东江纵队得风气之先，而又带到了南洋。时至今日，远在非洲南端的南非国大党（一定也包括共产党等左翼盟友）也如此敬礼。隨了曼德拉的出狱，这种敬礼有了新的生命力。它代表一种永远的理想主义激情，使我一直钟情于它。我告诉陈平这一敬礼的来源，他似乎是第一次听说。但也许他早已清楚，只是任我班门弄斧罢了。
咀嚼历史之二
马共与中共的历史渊源，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浓缩到两位领袖人物身上，亦是这份复杂情怀。我发现陈平每提起邓小平，都是这种复杂的心情。1962年在马共决定停止武装斗争，转入政治斗争时，是邓小平代表中共要求马共重新拿起武器；1981年马共决心坚持武装斗争时，又是邓小平要求他们收盘。是谓战亦小平，和亦小平。其实此小平非彼小平也！前一位小平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传声筒。后一位小平才是他自己。君不见毛泽东在1966年批“刘邓路线”不正是“三和一少”吗？“和”者，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解，“少”者，即对革命运动支援要少。这一点陈平心里是清楚的。所以他对毛泽东的错误都早已看在眼里，例如一到中国看见大饥荒时，他便认为大跃进是一个大灾难。但是由于毛泽东对马共的大量财政支援，他与马共一直心怀感激。我一直没有听到他对毛有不敬之词。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东南亚的外交思路截然相反：一个支持当地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推翻那里的现有政府，另一个要当地共产党放下武器，谈判和解，而且靠边站，不要妨碍中国政府与当地政府建立密切政经关系。从陈平本人在《我方的历史》中陈述的思路来看，他一直是马共中央的“主和派”,其实与邓小平有类似的务实精神；但马共在后来的28年里，长期得到中共的财政资助与相当于大后方的有形及无形的支持，而这一援助始自毛泽东的指示。此外毛泽东作为军事策略家与游击大师一直是陈平们精神上的导师，因此陈平内心对毛是尊敬与感激的。反而邓小平终止了这种资助政策，作为马共领袖，陈平当然不会高兴。然而我想陈平在这么多年的思考中，不会不认识到当年毛指示要他们恢复武装斗争其实是害了他的党。因此在我读陈平的书，听陈平讲话时，一直感到陈平存有某种程度的自相矛盾。在他内心似乎有两个不同的陈平在轮流坐庄。他不满邓小平对马共的态度，又不得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不满毛泽东在1961年的指示，又感激毛对马共的支持。唯有对邓小平在1989年的镇压，这种与毛泽东一脉相承的铁腕措施，他予以认可，没有表示谴责。而且对邓小平在“六四”之后的作为，评论道：“我相信今天的中国走对了方向。”他解读这是因为此“乃硕果仅存的共产主义形式。”但是事实上，共产主义只是“硕果仅存”的旗号而已。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不归路。只是在镇压反对派时，才使用了共产党的专政方式。对此陈平或者是不愿意去直面。因为对一个奉献一生给共产主义事业的老战士而言，事实太让人痛心。但在我心里猜想，作为一个党总书记，在他写书时有不少话也是不能直接说的。从他对波尔波特的在柬埔塞所作所为的反应，从他关注柬埔塞华人同胞恐惧与他说话等记载看，他对“六四”镇压的看法其实并未说出来。我一直很后悔没有与他深入地讨论文革，尤其在后来读到他曾“深陷文革泥沼”时。他一定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体会。但以我们这样两天的淺淺交往，就是我问他，他也未必肯说。
马共与中共的特殊关系，还在于它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及占绝对多数的追随者都是华族，与中国人同文同种。这种血缘关系无疑对马共中央在中苏两党决裂时旗帜鲜明地站到中共一边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一边倒”的决策将它与在“文革”前后愈演愈烈的中共“极左”路线及毛泽东一心要充当第三世界革命导师的勃勃野心梱绑在一起，使它沦为中共在东南亚外交政策的一枚棋子。“战”时是马前卒，“和”时撤出棋盘，毫无自主的可能。所以它的悲剧性命运，几乎不可避免。
其最荒唐的例子，无过于1979年必须跟随中共声讨越共“地区霸权主义”。如陈平回忆，马共在1961年恢复武装斗争，是要借越共南下发起解放战争的东风。在1975年越、柬、老三国共产党分别胜利并掌权之际，西方阵营惊恐万状，“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挥之不去的恶梦。不料“其实真正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朱学勤：《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时且不谈中、越、柬的问题。从马共这个弱小政治单元的利益来分析，无论历史渊源还是现实考量，它都宜与中、越、柬、苏几方保持等距的友好关系，如同当年越南同时得中、苏两方援助而致胜一般。从地理角度讲，越南是最可借的力量，然而马共站在中、柬方面，宣布越共是它的首位敌人，“号召全马各族人民要准备随时动员起来‘反侵略’”“马泰边区的抗英民族解放军立即呼应号召，迅速作出越南一旦南下入侵即予以还击的准备。”并进而自认为“站在反抗入侵和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方山: <见证和解与回马>)
然而与此同时，它本身不仅被马来西亚政府军赶出国境，而且正处于被马军空前规模大围剿的困境中。真是极大讽刺。
马共这一站队得到中共的回报是什么呢？是它设在湖南的广播电台被要求撤出中国。
至此在东南亚于越战之后 新一轮大博弈中，马共已被逼至绝境。
当然这一分析是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马共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如前所述，站在全人类利益的视角来看，马共在绝境中找到和解的出口，是值得庆贺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虽然从马共本身而言，和解之后，它在政治上也等于结束了生命，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但这种“牺牲小我”换取了地区和平与发展，符合陈平们早年拿起武器为之奋斗的初衷。陈平可以感到安慰的是，如果马共在1948年没有揭竿而起，马来亚的独立肯定不会在1957年便早早成功。这一个结论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