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嚼历史之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4日后，3月9日上午我，一个5岁中国男孩由母亲陪送去幼儿园，刚进门汽笛声响彻全城，我与母亲，以及周围所有的大人、小孩全体立正垂首，向斯大林致哀。此刻全球的共产党人及其治下的人民均同样立正致哀，只有29岁的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与他的部属例外。他们正遭受澳大利亚皇家空军70架次、3小时之久的猛烈轰炸。他的两名警卫阵亡。如果不是因为澳洲空军误认了目标，夷平了山谷的另一侧，那么马共的历史将改写。
这一个细节除了说明我与陈平同属一个阵营外，它还包含了更多的意义。它明确地划分了两代人。我生长在没有斯大林（而被毛泽东取代）的时代；而陈平是一个在斯大林旗帜下已经战斗了15年的老资格战士。我几乎从生命开始，便生活在共产党经过许多年残酷征战后建立起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制度”）社会里；而陈平终其一生，都挣扎在他的敌人统治的世界里，从未品尝到掌权的滋味（不过奇特地见证了我生活其中的那个由他同族却异国的同志建立的社会，长达28年之久）。最后，反讽地，陈平被迫选择定居泰国，而我已经自愿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而且，我们彼此都享受着只有这样制度的国家可以提供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
在与陈平共进晚餐并畅谈甚欢之时，叶先生忽然用英语问我：“那么你到底是一个共产党人呢还是反共分子呢？”我几乎没有迟疑便回答道：“我是共产党的儿子，但是我要反省父辈的信仰与作为。”
我的父母都是在1950年代中期入党的普通党员。但是我的回答的意思是强调我是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哺育下长大的一代。在1984年整党会议上，我驳斥党支部内一些党员同行开口就是“党是我的母亲，母亲打孩子天经地义，是为了孩子好”的一派谬论，申明共产党只是由一群相同信仰的、互称同志的人集合而成的政治组织。组织与党员之间绝不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但今天我强调我与党的这一种关系，是讨论不同世代的共产党人的差别。而且我这一代共产党人（或者准确地说是前共产党人）恐怕已是生命形式的最后一代共产党人了。
共产党诞生时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新社会。无数的优秀青年，包括陈平，都是被这个目标吸引才加入这个运动以及组织。但是共产党（列宁党）从一开始便置自身于一个悖论之中：为了实施这一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它必须借助暴力革命血腥地建立起本身的政权，然后惯性地使用同样的暴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目标遥遥无期，甚至越来越虚无飘渺，而现实是几代人都生活在一个既有剥削、也有压迫、不自由不平等当然也不民主的社会里，在不同程度或不同方面，甚至比此前的社会还要差些。尤其是与此同时，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其他马克思信徒或者前马克思信徒（社会民主党人），却在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通过参与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式，实现了由早期掠夺型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过渡到比较均富的、消灭了绝对贫困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相对照，共产党人的社会实验被证明完全失败。少数没有被既得利益蒙敝心智的、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包括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在1989年公开承认了这一社会实验的失败，并且解散了自己的组织，或者改组为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在1989年结束。它对人类的贡献是“试错”。微观地说，我们可以也应该追究所有在此运动中犯下的罪行；而宏观地说，它是人类一次代价昂贵的实验，“试错”的结论可以让人类永远放弃这一类实验。
共产主义运动“试错”带给人类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在于它采用暴力作为实施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不过对此的反省与批判亦应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展开。共产党诞生于暴力的时代，而暴力不是共产党所首倡。促成共产党步入历史舞台的是带走了两千万生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一场大战的各方责任者，包括帝王、总统或总理，都不仅不是共产党，而且正是共产党的敌人。暴力远非共产党的专利，而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结束过的现象。甚至在几十个世纪里没有一个世纪没有战争。若说暴力属于野蛮，那末迄今最发达文明也依然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比如在伊拉克。第一代共产党人试图以国内革命结束世界大战。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国家带入和平建设，但是暴力的惯性思维（如果不再加上如斯大林个人的邪恶品格）使他们继续杀戮自己的同志，以及无辜的农民；第二代共产党人，包括陈平，更是被迫直接夺取敌人的武器来反抗入侵的法西斯军队，以这种暴力反抗的正义行为开始了自己的共产党人生涯。我们后人没有半点权利来指责他们为正义与生存权利使用暴力。他们的奋斗开创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新格局。如果没有信仰共产主义的那一部分反法西斯力量的贡献（他们占了二次大战牺牲者的多数，仅苏联便牺牲了四千多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红军军人）至少欧洲的民主国家可能至今仍在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统治下，其中一定包括英国。
共产党的问题在于赶走外族侵略军之后，转而将暴力指向本民族的一部分人民，展开残酷的“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讲，这与纳粹政权反犹的“种族清洗”是完全一样的。
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加上列宁式中央集权制必然导致的个人崇拜极权统治结构，便制造出了一连串的政治迫害与经济灾难。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明并非单纯源于最高领袖的个人品格。
从理论上讲，共产党希望在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里，创造出“共产主义新人”，从而建成那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比如在中国，贪官污吏如蝗虫般地生长出来，而他们都生长在共产党执政以后的年代里，而且被作为党内精英挑选出来进入所谓的“干部队伍”。可见“新人”的理论彻底破产。
其实，少数终生抱持理想主义，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也即符合“新人”标准的人，在全人类任何发展阶段、任何形态社会里都可以找到的。早期的或未执政前的共产党人中，也不乏这样的人，包括陈平本人。但是与此目标相悖的事实却是，凡是在共产党执政之后的国家里一旦这种新人出现，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是下狱或者送入劳改营，即便他们是共青团员或是共产党员。少数例外地进入领导层的如两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与趙紫阳，也不能幸免这种悲惨的下场。其中有侥幸脱离这架吃人专政机器的控制，多义无反顾走上持不同政见之途。更多的人则屍骨无存，甚至姓名都被抹去。留名的少数，其单子也长无尽头。只举一人：遇罗克。在全中国只允许用一个大脑思考政治问题时，他试图发出一点独立的声音，尽管完全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但也立即被扼杀。毛泽东推介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新人”典型：雷锋。雷锋乐于助人，这是任何社会都公认的美德。但除此之外，他只是一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螺丝钉”。只须对照一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新人的描述，便可以知道其间之不同，不可以道里计。
与雷锋相较，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要优秀得多，至少他不是一架只知重复领袖教导的录音机。在我刚刚懂事时，读过一本书叫《把一切献给党》，讲述的是一位中国的保尔式革命战士的生平故事。那是中国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甚至编辑请当时尚未留苏学习的延安出身的画家罗工柳画了水准直追列兹尼钦柯（《钢铁》一书插图作者）的插图，至今令笔者难忘。很多年，近乎半个世纪后，我才知道那本书的执笔者叫何家栋。在我见到陈平几周后，何家栋在北京去世。
何家栋本人也是一名共产党老战士。他比陈平年长一岁。也是在14岁时参加革命，成为抗日游击队员。后来他成为一名编辑与作家。他的作品成为哺育我成长的意识形态中的部分教材。但反讽的是，他对党贡献了一切，却不断被迫害，从“右派分子”到“反党集团”，以至其母、其子均被害死。何家栋在他生命最后的20年里深入地反省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在，成为中共党内与李锐、李慎之等民主斗士齐名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共产党被异化了，刘宾雁等才是“真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几乎与何家栋去世同时，前东德间谍首脑马库斯.沃尔夫也去世了。我是从BBC广播中听到的消息。沃尔夫与何家栋同年生人。同样是反法西斯的老战士。他是少有的在冷战中深受敌方尊敬的人物之一；也因此BBC会关注他的去世。我相信陈平如果与他有机会相识，也会引为知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信念太强，而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斯大林所犯的罪行不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而是对共产主义的践踏。
“对一个现代社会来说，思想和言论自由同我们引以为豪的其他成就一样重要。”
虽然他只负责对外情报工作，但他应该知道他的同事们是如何严密控制自己国民乃至自己党内同志的一举一动的，并且毫不留情地镇压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他引用布莱希特的一句饱含讥讽的话：“一名共产党员头戴的钢盔上弹痕累累。有些是敌人的子弹打的。”
陈平奋斗终生，没有在马来亚夺得政权。是幸还是不幸？作为党的总书记与众望所归的领袖，假若他夺取了政权，他能够避免犯下他异国同志所犯的错误乃至罪行吗？在所有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镇压无辜，迫害百姓的活剧无一幸免地上演，区别只是在“错”与“罪”之间。因此原因不仅仅存在于领导人的个人品格之中，而且是“脚本”的问题。虽然马共没有掌权，但是发生在1969年的内部肃反扩大化惨剧，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性。陈平虽然对此没有直接责任，但至少他无力制止这场惨剧的发生。
我, 一个比陈平小两轮的后辈，却从生下来开始便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这个社会正是陈平毕生奋斗想要建立、而未能建立的。由于身处不同的国家而有了这种颠倒过来的生命经历。我以我的切身体验认识到这个社会的虚伪，与它旗帜上标明的“民主、自由、平等”完全相反。这样一个结论，对于真诚地为这一目标奋斗终生的陈平，是难以接受的，也太残酷。但是，他有过28年之久的目击旁观机会，不会不去思索这个终极意义的问题。陈平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开放胸襟。他说：“在这里，可以交换意见，最终推动世界。交换意见叫我雀跃。你可以对我说：你错了。你可以坦言，我失败了。不过我也会告诉你，它是怎样的以及我怎样尝试过。”
陈平并不是被迫结束武装斗争的。他有明确的认识：“以暴力为基础的革命不适用于现代的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假如人民生活不错又被融入了社会，你怎能叫他们铤而走险？你又何必这么做？
“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我肯定还相信平分财富，虽然那是驴年马月的事。我信仰各尽所能的真理。不过就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我肯定会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施政蓝图的中心概念。”
在这些写在陈平回忆录尾声中的句子里，我注意到他已经用“社会主义者”代替了“共产党人”。而且明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也等于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因此，我明白了陈平也一直孜孜不倦地与我一样在追问自己毕生认同的主义，并且从未为各种教条所框住。
因此他称我为“同志”，而我也引以为荣。
我们都曾参加了那一个堪称为当代巴别塔的“共产主义大厦”建设工程。如今那个工程已经半途而废。巴别塔的故事留在《旧约》。“共产主义大厦”的故事留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里。当年的建筑者如今散布四方。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一个当代巴别塔的前普通砌砖工，能与前建塔队伍中一位支队长兼父辈在地球上某一个点相会，并互称同志，是一件既快乐又感伤的事。
约会历史之六
回到悉尼当日，便接到诺玛的电话，说陈平给我寄来了帽子，嘱我去取。还想听听我们与陈平会面的故事。我们三人再度拜访了这一对陈平的莫逆之交。
帽子是用特快专递寄来的。
出乎我意外，帽子用的是纯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防绿布料制作的，但制作工艺不是工厂式的，显然出自丛林中后勤女兵之手。
帽式竟完全仿自英军在二战时期的样式：船型帽的周围是退化了的帽舌与帽耳，正面有两个布裹的扣子。船型帽在流行盛期有美式、苏式、英式、德式、奥式、意式……而马共选择了英式。这是最后一点殖民地宗主国的影响力吧？
但是在该有帽徽的位置，是一颗用不褪色的丝线，一针针绣出的鲜红鲜红的五角星。
我从未见过军帽上的红五星是人工绣出来的。
也许只有困居泰南森林几十年的马共女兵才能做到这一点。时间是充足的。但是信仰与热情保持几十年而不减，却是匪夷所思的。
陈平在解散自己的队伍时，一共有一千一百八十八位成员。无论成败，这一千一百八十八颗用丝线一针针绣出的五角星，足以让他感到安慰了。
2006年12月31日深夜完稿于
澳大利亚邦定纳听雨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