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麻戴孝的中国当代诗歌

首先声明，我的文化水平很低，关于诗歌的纸上谈兵对于我以及诗歌而言是我叶公好龙了。我苦心经营着的自己娇生惯养的文字支撑起来的篇章正开始惊慌失措。
    关于诗人的标准是没有尺度可以衡量的。而是在文学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至于说我所表明的态度是以诺贝尔文学奖为基准，是不对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文学本身，它只是文学的产物。在诺贝尔文学奖最初的十年是以保守和古典主义为准则在第一年度否决了左拉，第二年度剔除了托尔斯泰，由此都足以让斯德哥尔摩的那帮老头子羞愧了。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因更为明显的政治原因获奖者大多集中于北欧的小国家中立国中，在这一时期评奖委员会的美学趣味由“保守”改朝换代成了大众口味的“通俗”。上述状况直至二战以后才有所改变，一九四八年的艾略特，一九五零年的福克纳，一九六九的贝克特说明了这一点，这时期的评奖基本能够做到公正公平。尽管七十年代以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将对作家终生进行盖棺定论的策略改变为着眼于奖励一部杰作而不是针对作家本身。但这仍然那些二三流作家登堂入室。
    诺贝尔文学奖千变万化的评选标准使其如妓女似的不再忠贞不渝。
    近百年来中国的新诗史是不断向西方诗歌靠拢的历史。中国新诗作者们的调兵遣将只发扬光大了西方诗歌的自由开放形式，它内在的精神实质却始终处于优柔寡段的阶段。
    独特的风格，语言的深邃，意象的深远。要做到三者的荣辱与供确实是不易的。而且诗人要以思想上的超前意识创作出想像力奇崛内蕴饱满的诗句，在阅读的进程中让诗歌以整体的情感弥漫开来。并要摆脱词语的脱轨，让语言有着精准的表达，使之充溢着令人迷醉的阅读效果。但这样瞻前顾后的创作很容易掉入故作深沉不知所云的陷阱中，因此作为一种高度强化的写作状态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养精蓄锐。
在当代和以往的诗人里不缺乏**的直抒胸臆的创作，但仅依靠自我表现在现在看来是难以立足的。就像小说的创作，二十世纪前的狄更斯巴尔扎克们已将传统的小说创作推至顶峰，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们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们另辟奇径推起现代主义这座高峰。诗歌也是一样，需要拓宽视野走向更为广阔的领域。
         

   下面我先放一些东西：


      1、徐乡愁的“垃圾派”诗歌——“屎是米的尸体／尿是水的尸体／屁是屎和尿的气体／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出／屎90公斤／尿2500泡／屁半个立方／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屎的奉献》）

      2、沈浩波的“下半身”诗歌——“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一把好乳》）我爱看她的诗／每次看／都有一种／想操她的冲动／想得厉害／把我的鸡吧／一头扎进去／顶／戳／搅／摇／刺穿她的身体／刺破她的灵魂／／让她／流出血来／／让她／在诗里／继续流血／永远流血／／我舔噬／晕眩／／并且又想操／想得厉害（《女诗人》)
   
      3、赵丽华的“梨花体”诗歌——“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便池／的人 ”（《我坚决不能容忍》）、“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一只蚂蚁》）

   （注：以上诗歌大部分转自涂国文先生文章。并且大部分是我从由木虫先生的文章转载而来）
   

    这些东西让我感到悲哀。
    这些不是诗歌，而是在对诗歌进行图财害命。具有美好愿望的诗歌让他们搞得乌烟障气。原本人强马壮诗歌被第一种人弄的人仰马翻，被第二种人弄的人困马乏，被第三钟人弄的人慌马乱。他们的鱼目混珠使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正在走向死亡，但令人悲哀的是：鱼目天性不会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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