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海 的 诗 意
【戊子年备忘录】
郁 郁
一．“事件”回放
1、《在现代文明的海边——上海诗歌前浪九人集》
编著/海
岸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size=10.5pt]
上海咬文嚼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size=10.5pt]
审阅意见
[size=10.5pt]蒋某某
2008年1月8日
上海“前浪”派诗歌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是80年代“上海先锋诗歌浪潮”中的一股。这群作者：刘漫流、默默、郁郁、陈东东、王寅、海岸、李天靖、许德民、严力，大都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的青年时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地民间各类思想、思潮异常活跃、多元时，造就了一批远离庙堂和主流的“愤怒一代”、“黑暗一代”，直至成为“地下一代”。
总体来说，这些“先锋派诗歌”体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反抗，诗歌里充满了牢骚、不满、怀疑、痛苦、绝望、报复，正如他们自己所宣扬的一样：“以诗为媒介对世界进行最全面地、最直接地介入与反抗，直至走向激愤与绝望。”[size=10.5pt]①
书中的这些诗歌整体调子灰暗，“涉黄涉黑”，涉及敏感的国内国外的政治问题以及宗教问题。诗歌和诗人的政治背景极其复杂。多数诗歌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
“前浪”派的第一次浪潮是伴随当时的“86学潮”而来的。1987年，《海上》、《大陆》、《撒娇》等上海诗歌民刊被停刊。
1989年那次事件，也是其中部分诗歌的重要背景，不少诗歌直接写那次事件，且用词激烈、极端、悲观。例如：
ｐ２７：刘漫流的《向日葵集体》调子灰暗。[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撰稿人注，下同。）建议删去。[size=10.5pt]
ｐ３２：默默的《这黑夜也是黎明》既充满了黑暗色彩又有不少黄色淫秽言语，表达的思想愤激、出格。建议删去。[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
……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整首诗将古今中外的各种人物、国家、事件拼凑在一起，亵渎。
郁郁的诗歌是这批人中最有问题最脏的。建议将此人删去
例如，郁郁的《角度》最后两段尤其出格，[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
《在酒中》：[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
《回家》、《关于古代，关于今天》、《尽量回到重新的岸边》整体都很愤激、阴暗，充满牢骚。
《我已经多次放弃了自己》：[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
《发韧于拒绝之中的选择》：[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
《诗歌、嘴唇和我》写于1989年5月9日，涉及敏感问题，建议删去。
《遗忘》、《男人是河》、《铲除内奸》、《表态：任其自然》、《黑盒》的政治背景相当可疑，是在“86学潮”大环境下写的地下诗。建议删去。
陈东东的诗歌，也有多篇写于1986年，而1989年写的《废园》政治背景有待考查。《解禁书》似乎现在还不能公开出版“解禁”，在诗歌里把黄浦江边的建筑说为“内阴茎广场”：[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
王寅的诗歌中《乌鸦》、《和幽灵在一起的夏日》、《恐惧的尊敬》、《谁是上帝的儿子》、《说多了就是威胁》、《送斧子的人来了》、《炎热的冬天》不明写作年代，但充满了阴暗不满情绪。
海岸的诗歌中《我们受困。而且》、《雨》写于1989年，很阴暗绝望。《挽歌》是长诗，也充斥着不太好的东西。
李天靖的诗歌中《从衣袖里亮出利斧》、《高压电网下墓园的游戏》、《每一朵花在狱中生长》背景可疑。
许德民的抽象诗歌看不懂，估计也不能用看懂看不懂来评价，反正是打破语言规范为目的，和我们《咬文嚼字》的宗旨背道而驰。这样的尝试应该做怎样的评价目前尚无定论，“太过超前的诗歌形式还请慎重对待”。② 而且许德民的诗歌和其余八位诗人的诗整体风格脱节，写作年代也有所不同，看起来很突兀别扭。
严力的诗歌中《纽约》对美国社会进行了含沙射影的讽刺和批判，言语激烈：[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谢谢》：[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不会下蛋的恐龙》写道：[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自行车》：[size=10.5pt]（被引用部分省略）。
另外，全书的后记中涉及太多敏感政治事件和地下人物。③
建议删去。
其他还未曾看出的问题估计还有很多。请领导审阅。
建议，退掉此本无论内容还是作者都很敏感、问题颇多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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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海
岸《喂》：上海诗歌前浪掠影
② 不知蒋某某从何处引用而来，待考。
③ 参见海
岸：《后记》（待修订）
与其说这只是一份图书出版的审阅意见，倒不如把它看作更是一个具有判决色彩的政审报告。久违了！蒋先生们。我无法摸清你们漫长政治嗅觉的来龙去脉，对你们业务水准之外奇特的见解也倍感诧异，但恰恰让人领略了上海和它从不美妙的诗意。
最新回复
上海新闻出版机构判定我们的文学交流读物《零度写作》为“非法出版物”，并因此受到上海文化稽查总队的传讯。对此，我们深惑不解，不能不表示我们的态度。
这样一份读物的出现，原本是我们日益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可喜现象，它也应被视为每一个热爱文学的公民理应可享受的文化权利。事实上，类似《零度写作》这样的纸本，在国内各大学校园和民间司空见惯，并不足奇。
但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被有关部门喝令“停止”，并受到传讯。如此遭遇，令我们感到困惑和羞辱。我们一开始有过激烈和愤懑的心情，但克制了，我们不想因粗糙的对待而升起同样简单化的对峙情绪。我们不接受什么讯问。
可以坦率地说，因最近这次遭遇，令我们原本沉浸于纯文学写作的心境受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促使我本人对当前的写作环境进行思考。有几个最直觉的想法，我坦率地说出来，让你们知道。我以为，这一次“文化”部门对《零度写作》采取的做法完全是简单和粗糙的，更进一步说，是毫无人情味和没有文化的。它显示了我们有关机关处理这类事情的狭隘思路和生硬作风，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应该是你们来讯问我们，而恰恰应该是我们来批评你们。
首先，作为对引导上海文化走向繁荣负有责任的领导部门来说，你们不会不听到外省人对上海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藐视和嘲讽，那就是：“上海高楼林立，却是一片文化沙漠。”上海每年有艺术节、时装展、艺博会，有每隔一年的电影节，而且还常常邀请世界级的歌星来富丽堂皇的大剧院演出，等等。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上海的文学创作总体情况怎么样？如果尊重事实的话，回答肯定是气馁的。上海现在希望重振当年的文学繁荣，不惜高价引进外省的文学家，让他们到上海来当教授、搞创作，以期造成上海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但令人困惑的是，你们一方面迫不及待地向外省引进文学人才，另方一面却对上海本土人士反其道而行之。这次你们对《零度写作》采取的简单、粗糙做法，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被视为国内重要的文学网站，可在上海，却反而遭到有关部门的僵硬压力，逼令“停止！”其原因仅仅是我们有一本仅供撰稿人自己保留的纸本，这太令人费解，也太不可思议了！
其次是你们对民间文学写作的意义缺乏文学史的留意。你们都知道，《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可曹雪芹和蒲松龄在当时，都只是一个在民间写作文学作品的人，他们的作品在生前都没有成书，仅仅在亲朋好友中间传抄流传，因为是好作品，所以才广泛流传开来，直至今天，它们被无数出版社反复印刷，变成了“正规”的出版物。其实，追溯它们肇始的母本，就是你们现在定义的没有书号的“非法”东西。我不能理解，像曹雪芹和蒲松龄在封建时代尚且有这样宽松的写作环境，为什么到现在，社会进步了，而且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总有一天连出版都将跟世界接轨，怎么我们数量如此之少的纸本《零度写作》，反而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甚至，这一情况在四年多来一直没出现，而在今天，当我们对宽松的文学写作环境越来越抱着希望时，却突然发生了？
其三，我知道，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制定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出
版法”，而只有一些根据一时需要随时都在变更的行政性规定。以“非法出版物”的定义来说，2002年底前跟此后的含义就大相区别，此前特指“以赢利为目的”，如按这个含义，《零度写作》就是合法的，可突然从去年年底开始，因一纸根据临时需要附加的说明，它被称作“非法”了。沉浸在文学写作中的我们，对这一情况毫无所知，现在知道了，有异议，所以想跟你们探讨这一新规定本身的合法性。如果根据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来比照，这一新规定的合法性，本身就值得责疑，何况它缺乏科学性，不符合最起码的世境人情。
我相信，不久将来，当中国正式制定“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像这样缺乏科学性和人情味的规定，一定会受到更多的法律专家责疑和否定，因为法制的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前提。
这便是5年前，或者说《零度写作》自创立以来，遭到的首次“关照”（其实只要是自由的写作和独立的思考，就必将受到他们“特别”的关注，况且这些作者的创作历史，大都要追至80年代以及文革时期，所谓作者身份与写作背景的复杂与敏感也就不言而喻了）。渡口先生与“零度写作”同人的抗争令人感动、令人唏嘘。讲道理是要平等的，失去了这个前提，恐怕就是对牛弹琴、与虎谋皮。真正的“他们”是国家，国家就是统治。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是笔者在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早了点、多了些诸如此类的“领教”。他们的冠冕堂皇和卑劣，两者间的沟壑便是政治与人性最大的恶。不论是出于义愤还是肺腑之言，事发当夜笔者写下的这段文字，实际上仅是有言在先的体会罢了。
漫长的酷暑过去了，别以为随之而来的就是秋高气爽，冬天的爪子总想掐住思想的脖子。这不，《零度写作》的开始到今天的遭际，便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
这个世界无法纯粹，更何况你想严肃地对待人生和社会。在我们所处国度，你可以无聊、颓废，也可以醉生梦死，但切不可崇尚追求什么思想的海市蜃楼。必须明确——世界是虚无的，社会是荒诞的。同胞们噤若寒蝉，祖国也似是而非。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文学不是抽象的诗歌、小说，或者浓缩成影的戏剧。她的具体一如我们的日常生活，她的喜怒哀乐，完全缘于她所处置的环境。
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我们身边的事物由重到轻了？恐怕没那么简单。
如今的冬季极其短暂，短暂得像一把匕首，捅过来，也许受伤，也许牺牲。我们毫无防备，甚至觉得还会有许多暧昧的通途。死了这份心吧，在真正的文学征程上，从来布满荆棘。
看吧，《零度写作》将要经受寒冷和艰辛，不过从此它就会结实，硬朗起来。
——《迟到的预报》2003。10。23
4、 只是诗人太像战士了，他们前赴后继执著于自己的信念。2005年的春天，诗人杨宏声、古冈、冰释之、阿钟、吴跃东、叶青、南方、雪庄，感念于若大的上海，却从无一套真正反应、代表上海诗歌创作实绩的丛书。曾成功出版过《海子诗全编》、《顾城诗全编》等图书，在业内有着良好声誉的出版人倪卫国先生也有意接手丛书的出版事宜。鉴于先前的种种“教训”，大伙揣着既兴奋又神秘的心情，为了不去节外生枝地触动那些所谓的“敏感”字眼，诗人冰释之提议的《体制外诗丛》被小心地否决，学者杨宏声考虑的《零度诗丛》也恋恋割舍，最后取了个颇有意味的书名——《六点诗丛》。半年之中，8位诗人紧锣密鼓地整理诗稿、签订合同、交纳钱款。时间仅到当年的夏天，倪卫国先生就被“有关方面”责令：不得出版此套丛书。一方面诗人们也不能太为难倪先生，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罢手，只得化整为零分头寻找“出路”。杨宏声、古冈、吴跃东、陈惠兴通过一家印刷厂继续他们的《四重奏》；而冰释之则让注册在海外的惠特曼出版社弄了本简陋的《回到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地方》；至于阿钟，他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跑到南方，炮制了一部厚重的《拷问灵魂》。
诗人们如此不甘心的背后，其实还是那份对于诗歌的热爱。那些封杀、打压的行径，其结果只能使事物走向反面。想想这一连串诗集出版夭折的事情，看看诗人为了作品的交流和传播，几乎是以朝圣者的心境匍匐着前行。在中国的大地上恐怕还没有哪种文学样式，可与诗和诗人所经历的情形相比。他们几乎都是民间性质的自发行为，却人数众多时跨经年，纵然困境重重倍受非难，但坚韧不拔义无返顾，义无返顾地向着内心的热爱和信念。没必要唤醒别人的恻隐之心尔后为之动容什么的，表面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渊远流长历史的诗的国度，其实“表达”的困难和限制，不仅仅是文学，更不去说关乎思想的交流与传播了。自古到今，历来如此。
新时期以来，（确切地说新世纪以来）。整整30年了，这些忽隐忽现的蒋先生，从公安机关的“政保”到新闻出版的“文保”，直至如今的所谓“业内人士”，其身份和面目的转换总是模糊不清，却似人类历史中的瘟疫时不时肆虐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如果说蒋先生们是极左思潮的缩影，那么占据文化行政资源的那部分的工作人员就是文化特务，至少是帮闲、帮凶分子。没什么可担惊受怕的也不必顾虑重重，这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状。
那些歌舞升平的主流文化，那些假大空的官样宣传，既不容人独立自由地选择更不能让人怀疑、批判，一旦有与之相悖、抵触、反动的东西（凡此原本因叙述、界定所需的技术性词汇早已被涂抹、强化为异样色彩），不是严禁查处就是连人带马把你弄得灰头土脸，无异于地富反坏右。
早在86年和92年中，他们就不公开地恣意搜查、抓捕过因写作而“犯事”的诗人，至于秘密传唤、监视居住、窃听什么的，几十年来从没有消停过。诗人怎么了？不就是抒发了点人世间的真情实感，书写了些他人敢怒不敢言的诗句。原本纯属自发状态、民间性质的文学爱好和业余写作，因极左思维与专制方式的惯性和笼罩，由成见到对峙，乃至敌视、打压 。结果，便使最初松散的写作氛围、零乱的文学群落，从“同病相怜”到情感和思想双重意义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直至成为具有“地下”色彩的诗人。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道义和情感上的呼应、凝聚，让诗人担当起战士般的角色。是生存环境和人为因素导致这些原生质朴、健康积极的诗人，与存在的表面保持距离，并以怀疑和抵制的姿态，批判着自身和世界。
诗歌不能抒情了，除非你用“行政文化”的行为秀几把虚情假意的怀；诗人不得愤怒，否则那些骚扰和迫害就会阴魂不散尾随终身。这是个怎样的国度，所有的情理和逻辑到统治为止，它以强大的国家资源箝制着人们的想象尤其思想。诗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他们的价值和精神因此而悲哀地体现。不由地笔者想起了在撰写此文的时候，曾有多位朋友建言：用词要婉转行文要平和，尽量把握在学术范围内；因为身处专制社会，知识分子的反抗尚停留在情绪化的低级阶段，而西方民主社会已到了形而上、终极意义上的思辨了。言下之意——水准专业了是非就会昭然？思考明晰了斗志就会昂扬？哑然之余笔者难能接受、苟同这些归劝，即便初衷肯定是善意的。
如今的出版门坎似乎降低了许多，经济与政治改革的脚高脚低，致使新闻、报刊出版单位在利益的趋势下，为摆脱经济困境搞活图书市场，也就顾不了体面斯文、学术权威什么了，从经典到娱乐，出版事业自90年代以来空前地繁荣、饱和。只是触及到所谓敏感领域、根本性问题的书稿，他们即使心知肚明即使万般无奈，却都能在无形的潜规则中乖巧地规避，然后合情合理地在中国特色的框架内，或如鱼得水或心安理得乃至事出有因得已解脱以达自我宽慰。说到底——怕、躲、防，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使然。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几部诗集出版受阻的问题，也不是一些特殊的诗人遭至关注的问题，也不只是上海一个地方或者是诗歌一个方面的事情。值得引起我们思考和警觉的是：以往尽可摁到文革极左思潮的头上，如今又因经济建设——稳定、和谐压倒一切，那么今后和更多的方面哪？譬如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宗教信仰、人文思想，以及与人的情感、心灵，一切的精神活动。回避和绥靖了这些矛盾，那么混混然的写作和没有由来的文字，也就全都成了变味、变质的东西，如此也亵渎、玷污了诗和诗人这一神圣而又崇高的称呼。
如何看待一个诗人在时代中的表现，换言之如何确定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剔除趣味、审美意义上关于文本的好恶，诗人的艺术倾向、思想立场，包括他在人文关怀和关注视角上的一系例呈现，是评价一个诗人和作品的全部参照图系，当然也要感念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许从阅读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缺乏优秀的诗篇，而要推举重要和伟大的作品、诗人，恐怕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当才情和思维因纯粹、高雅埋头钻进个人与书面的逼仄之隅，不再怀疑、批判、触动我们所处的环境——这片神秘而又奇特的土壤，那么所有的写作一如孱弱的种籽，谈何生根发芽，庇荫灵魂。
试想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这些被有关方面“钦定”为“地下诗人”的崛起和他们持之以恒的担当与坚守，如今上海诗歌的面貌与影响，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新诗的历程中，那将是一残缺而又黯然的图景。正是他们抱着“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的信念，才使当代中国新诗的构建得以完善和充分，是他们确立、丰富了中国诗歌的都市感和现代性。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这样评介“海上”诗人——“但是，在80年代中期的诗歌展开中，他们显示了另一重要向度：关注城市中人的生活与精神处境，和诗艺上重视控制的‘古典主义’趋向。…… 知识分子在文化危机中的承担与责任的问题，是他们所关注的。”
笔走至此，本文开头蒋先生的“审阅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疑与必须警惕的是那些“同行”的别有用心，以及我们自己曾经抱有天真、美好的侥幸心理。有人说：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而艺术则是一种不妥协的政治。笔者却以为——诗歌的美，需要苦难和危险来体现。
时代已进入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交媾的境况。人们因失意、恐惧，由对政治的失望转向对物质生活的疯狂追逐。诗人是精神家园的建设、劳动、守护者和遭致毁灭的见证者。可事实上太多诗写者在精神上，那些不可或缺的使命感、责任感业已丧失殆尽。托马斯·艾略特认为：历史感的存在使得人们在写作时不仅会意识到自身所处的时代，还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包括写作者祖国的全部文学）同时并置在自己的面前。
10年前的那场“盘峰诗会”，其最大的危害，就是把原本诗人必须面对的、或诗学之类的问题，模糊、消解成了“话语权” 的纷争，这就势必导致了情绪化、庸俗化乃至“文革式”的派别之争。而终极的思考与严肃的问题则统统一边去，对国家和自身这两个最大的敌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避重就轻地绕开去。也许这些既敏感又危险且近乎哲学的问题，甫一涉及，不但吃力不讨好而且还会背上没水平不专业的嫌疑（多么灵俐而又轻巧的转移）。80年代以来诗人对善与恶大智大勇的挥斥，在这以后的媒体报道和人们的印象中，几乎全都沦为一次次“窝里斗”。尤为严重的是，它扰乱了视听，将崇高、尖锐这一诗的特质，酿造成一场场争名夺利、可笑又可悲的闹剧。
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项事业，都会有投机分子乃至败类。一位诗人朋友曾说道“有些人早把诗歌的门坎砍掉了！”他们写作上游戏文字、行为中装疯卖傻。热衷于无原则的发表、出版，是他们的写作动因和价值取向；迷恋于诗学的辞藻与矜持的身份，安稳又不失雅致地“与事无争”。巧妙地游走在民间与官方的两端，于民间他们是混迹江湖的前辈，于官方他们是象征写作自由的角色，于社会和不明究里的读者他们又是光鲜的名人。一个写作的人成了无耻的既得利益者，时间必将其唾弃为历史的小丑。
国家是一种模式，它需要秩序和管理。那些条例、法规是统治的延伸、注解。
凡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只需要宣传之用的行政文化，文学艺术都是装点门面的摆设，在人们的生活中，它存在的比例和性质的确认，往往要根据国家利益和形势情行而定。所以，远比诗人们聪明、清醒的那些文化人士、知识精英决非是熟视无睹，他们巧妙地将此纳入学术范围加以研讨，既能明哲保身又不非份地触及这些“禁区”。
“不过总的来说，历史检验证实，不仅国家从来不是有价值的真正艺术的创造者，而且只要它企图将艺术变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便会使艺术丧失自己的营养并衰败下去。于是，“为了少数人的艺术”几乎总是艺术家们自由的回答，这种回答是对官方艺术和瓦解社会语言的公开的或暗地里的反抗。”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书中强调：我捍卫“为少数人的艺术”不是出于对贵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因为它始终关系到对官方意志的抗议与否定。尤其是在现代，即从象征主义至今。当人们谈论对现代社会的批评的时候，大多是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及其他预言家们。然而，对当代社会及其陋习、畸形和不公正的最真实、最深刻的描写与刻画，则是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他又说：“诗歌正是现代政治思想所缺少的伟大因素。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马克思令人振奋的事情之一，就是经常提到伟大的诗人。可几乎二十世纪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其他倾向的伟大政治家们，都忘记了人是有激情、有感情、有梦想、有欲望、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冲动的生灵。在政治领域，忘记了这一切，就会导致非人性化。……倘若在专制制度失败之后诞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则必须吸收现代文学和诗歌的全部鲜活的遗产。”
写作的指向和姿态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像什么。当你沉迷于语言、文字奇妙的组合时，当你陶醉在音律、格局虚幻的营造中，别忘了作为写作者的一贯性和艺术的永恒性。效果与结果，成功与成就，更多的时候是一对天敌。
以此种种作为借鉴和对照，我们自信诗歌的魅力和伟大之处便在于，当你以巨大的诚恳面对复杂的灵魂，你所追求的意境就会豁然开朗；而不公、曲折的遭遇和人类经历的所有黑暗、压制，都将成为你写作的契机、动力，那么诗人和诗的作用与意义也就存在于现实与历史之中了。
《在现代文明的海边——上海诗歌前浪九人集》
[size=10.5pt]［序文/后记/简要］
■徐敬亚［序文］
写给抽屉看的，是我的兄弟
显著的，并不是波浪的位置。那个故作温文的城市并不缺少流液，更不缺少
先锋。
它，像其余的水一样动着。
从420米往下看，僵硬的肌肉上空正浮荡着一层层笑得像油花一样的皮肤。那浩荡洪流正朝大海热烈奔去。
而它，在这座城市的最后面，在所有楼宇的最深处。
它是真实的波浪。
它周身翻滚。它面目沉静。
在这个国家获取印刷流通特权的诗们啊
这就是我要说：1976－2007年。它是挑战者的阴魂附体。它从30年前涌动。1976，一次突然的机缘，暴动一样降临。当十年的喧嚣突然中止，几亿人头脑中的空白与寂静，分外可怕。
像在实验室里抽取着虚假的真空，在这个国家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来不缺少分行的句子……一种令人惊奇持久的统一口吻……几千年一贯为之自傲的整齐姿态。连讪笑和卑鄙也可以复制，连受虐都可以转换为宠幸，连滴血流泪之音也能化成高山流水……
我破败而古老的国度，在人类第二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后重新振作、兴起。一批举着理想主义旗帜的人们，以均分土地为号召，带领农民进行战争并最终建立了统一强硬贫穷的政权。它似乎懂得文化。它甚至需要诗人。
于是，我的国家有无数堂而皇之的诗人和诗们。
这些在这个国家获取印刷流通特权的诗们啊诗们……
它们遵从一次窑洞会议而写作。它们的诗以农民口吻，热烈地赞颂幸福。它们的句子饱含着过分旺盛的生存活力。它们的行组短小，节奏铿锵。它们相似高兴。它们整齐愤怒。它们为“国标”式的哲学美学不断填充着韵脚。
令人莫名的是，30年前开始的变化，越变越大，然而深深本质却变得更加难以辨认。
这个喜洋洋的民族对忧郁似乎格外恐惧。它从来不喜欢中国脸上意外的表情，如同预先规划经济指标一样，它暗中形成了设定精神边界的惯性。
整整30年。这个诗歌大国。某些诗一直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一律。它们，如此强大地植根于国土。以至于世界上最剧烈的诗歌地震也无法撼动其主宰。
30年。在这个国家获取商业流通暗许特权的全部印刷制品和全部声像制品中，诗，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严格地遵守了官方的意识形态界限。它一年年为国家花费着固定的活动经费。每年都按时书写自己的年鉴，敷衍地评选出各种不同的诗歌奖项，召开若干次关于诗的专门研究会议。同时，这种每一首也都算苦心书写出来的分行文字，都获得了这个贫穷国家所支付的知识产权酬金或精神赞助。在这个由一部分文化官员、社团首领、报刊主笔和思想规范的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稳重青年、投机者组成的写字队伍中，诗，连一天也没有中断地完成着它应有的表面循环程序。
它柔软而安全地地吸附于国家机器的阵阵轰鸣之中。它早已一天天缺少读者，但却永远不缺少作者，它连一天也没有缺少暗中呵护的强大奶娘。
正是这些被清楚地印刷、翻制成现代铅字或声像的诗，30年来一直缺乏基本的艺术水准和足够的变化演进，无耻地呈现着对生命、生存、文化的一系列重大忽略。
我神情高傲地申明：这，并不是全部
在书写上述诗歌历史的同时，我神情高傲地申明：这，并不是本国诗歌的全部！
在文化流通与信息交错不可遏止的当代，在这不乏智慧传统的古国，30年中，曾一浪接一浪地发生过更加壮观、更加神秘、更加激烈的巨型诗歌活动。
它们，一天也没停止地与上述文化行为并存、比较与对抗。正是它们，给予了种族以另一种灵魂上的、异端的、深在的真实意义。这一诗歌体系，从整体上一直坚持了对诗歌纯艺术价值的追寻。
一群群雪白的羔羊，离神而去，化成了一朵朵灰暗的乌云。
它存在的每一天，无不包藏着、暗示着一个国家内心里的苦苦较力。这种对抗成为已日渐冷落的文明之战在东方的最后扭葛。
一种不可调和的分离，每天比对而存。数以万计的艺术囚徒，仿佛自天空中领取了一本本相似的苦难证书，在无法获得国家艺术机构正视的前提下，在上述诗歌的界限之外开始了另一种母语操练。这个国家，毕竟已经转机。越来越多的人们跨过整齐划一的灵魂界限，奔向思想远方。
30年来，我所关注的，正是这后一种由无数内在曲线构成、寒气逼人、道路坎坷的艺术。
我的父母之邦，早已缺乏汉唐的雍容大度。
一个僵硬的、严密无隙的文化系统对人类精神的抑控，比一个愚蠢的军人政权更令人无奈。一群孩子们坐在屋子里暇想的新奇语言试验，竟一次次带上了冷嗖嗖的、服刑者的可怕意味。当然，这一令人泣笑皆否的怪异，也由此包含了一种对抗性游戏的全部刺激与愉悦。
异端诗歌，毕竟与堂而皇之者们形成了煞有介事的分庭抗礼，从而以对等的身份羞辱地捉弄了权威者的地位。台上的戏剧虽然一刻也没有停演，但哄堂大笑的人群中不断众手高高托抛英雄的场面，往往使观众的目光一次次集中于台下。
虽然，中国现代诗的悲剧命运已经注定，它的现实遭遇还是太惨了一点。
在柯式印刷、公众传播高度发达的年代，在近30年历史的大部分年头里，它最流行的印刷方式和传播手段，竟是“打字”和“油印”!它传播的方式如此原始：它只能在邮筒之间僵硬的交谈中，写着散乱的卷宗。只能在近乎原始的内心选举中，一首首地把它的领先者推上模模糊糊的浪峰。
写到这，我的眼前涌现出的，只是纷乱意象－－一张张涂满汉字枝叉的纸…一罐罐污染精神与物质的油墨…一群群不操生存正业的青年…无数次的迟到早退…支部书记的白眼…穷困潦倒的乱室…高雅的流感…深刻的传染病…语言的魔术师…文字的海洛因…脑浆里的快感…唾沫下的愤怒…路轨上的血迹…冠状动脉的突然阻塞……
这就是我曾追寻过的30年道路。
这就是我的荣耀与落破并在的兄弟。
为整个中国跳动的，是上海的另一颗心
城市，既是一种视觉景观、一片经济发展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与劳动中心。但我愿意更抽象而准确地说，城市，更应该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是一个灵魂。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孟浪第一次使我对上海令眼相看。这个“在黑暗中坚持──不出现！”的大胡子，常常使用北方理性的句式：“更骄傲的心／更高／谁也看不到！”
是《海上》，是《大陆》，是这两个民间诗刊，使上海的灵魂在全国高高飘飞。
是著名的“撒娇诗派”，使上海式的红色幽默名满天下：“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这个世界。我们就撒娇……与天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我们都是中国人。试试看，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这就是欲言又止的上海，这就是充满智慧而又充满无奈的上海，这就是故做傻笨故做柔软而内心深遽诡秘的上海。
撒娇，一个俗气得一塌糊涂的词。被上海的青年智慧们托在手心，高高举起。全中国的诗人开始细细品味。
痛苦、愤怒、无奈——在经历了从活着到死去、从愤怒到撒娇的全过程后，这个聪明的“上海人”竟然变成了世界上最高兴的人，不，简直就是愉悦！
一种中国特有的智慧。一种东方式的平静――这其实就是一场战争的全部过程。
内心的战争过后，他们撒出去的不再是热情。他们也从不指望任何的回收。因此，他们对这个世界不再承担。
在一种狡黠的目光中，他们在中国第一次降低着诗的伟大。把诗降低到如僧人担水扫院一般的世俗。把诗还原为一种最松驰与最幽默的智力游戏。
对于一座巨型城市，他们只是一群微小的人。
像卡夫卡永远属于夜晚，他们永远不属于这个城市的表层，不属于光怪迷离的屏幕和大字号的文字标题。他们默默地生活着，安静地走在每一小狭小街道。只有拿起笔，他们才发出圣徒一样的光芒。
当成语连篇的学者教授们以满腹经论装点着中国第一都市的时候，当顶着桂冠的文化官员们以国际大都会的名义游走于五洲会坛的时候，这些上海最普通的人摇摇头笑了。
他“在窗前挂一只刺穿玻璃的手”……“用残灰书写不朽的名句……”用来“修改岁月……”。他们的诗只能“在《圣经》上发表……”只能“大声地在黑暗中朗诵……”。他们也想象着未来，但他们对未来也充满了拒绝：“以后/我很有可能被写进一支破歌/许多臭嘴歌唱我……（刘漫流）；
他，是一个内心疲惫的伤兵，更是一个慵懒的帝王。他的双重身份构成了人类史上的一个先天怪胎。满身伤口，却由于自己的主动忽略而发出暗光。武功高深，他却永远学不会点头。一个懒字，泄露了他与这个世界的全部关系：“浑身是伤懒得疼/已经是英雄懒得承认”（默默）；
他，神色沉郁，目极八方：“神曲一样地合上眼睛/一边燃烧一边朗读”，“只听到自己的绝唱/河水就会得意地泛滥……”他，像捋着一个臭女人的长发一样漫不经心地说：“我是说古代就在今天/其实，我是说今天就是古代”……几千年的的文明在他眼里就是10个字：古代与今天“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行”（郁郁）；
他想照亮全世界，但他仅仅做一件小事：“把灯点到石头里去”（陈东东）；
他总是静静的。用最简单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城市/在我的脊柱之下……我的马双目微闭/迈着细步回家”（王寅）；
他“有一双手”，“在体内伸屈自如”。那只手善于“从黑暗中分离光明”。他像神和预言家一样说：“有一场风雨说要发生便发生”（海岸）；
他让全上海的人立刻成为文盲，但又似乎马上感到了一种撕心裂肺的等待与结局。他莫名地指着天空说：“我等号/丈了结了望骨开”（许德民）；
他的心，总是生活在晚秋。他裹紧了风衣望着背后说：“秋风仍拿着一把刀追杀不已”（李天靖）；
他说自己就是风。他的灵魂深处常常“没风……有风也是逆着方向”（严力）
他们，是一群精神自杀者。谈到自杀，他们乐呵呵地告诉人们，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自杀者到了另一个世界之后/如果再自杀一次/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严力）。
他们，是上海的另一颗心。虽然他们懒得承认。
他们改写着城市灵魂。改写着城市性格。虽然他们懒得承认。
这一群都市中的夜行僧，白天挑水，晚上习武。他们的武功使我远望这座城市时，不得不把目光朝向天空。
虽然我们都懒得承认。
2007年9月20日
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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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本文前两部分内容，参照我的《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二十年》
第一章《分离期：两大体系的形成》及第二章《交锋期：意识形态的冲突》
海
岸［后记：待修订］
今年五月，西班牙诗人、翻译家、出版人杰曼·卓根布鲁特(Germain Droogenbroodt，1944-)来华访问。在沪盘恒数日，我与杰曼同游周庄时，聊起如何向西方译介中国当代诗歌，商定先从上海做起，编一本《SHANGHAI，SHANGHAI——Front Wave of Poetry from China》。送走杰曼后，我与天靖说了此事，并商议先出一册中文版的上海诗人集。恰好天靖在策划《上海诗歌九人集》，便把手头已组的作品交予我，更名为《上海诗歌前浪九人集》，一来是纪念20年前的那本民刊《中国·上海诗歌前浪》，二来入选诗人基本上源自当年民刊核心作者，并秉承“前浪”姿态坚持写作的诗人。遗憾的是个别诗人，因种种之故未能收录，来年出海外版再弥补完善。
我与80年代上海诗歌前浪主要当事人郁郁、刘漫流、默默等诗人通气后，确定了基本的框架。郁郁为诗集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包括为诗集加上的正题——《在现代文明的海边》。我们想以此为契机，把“海上诗群”和《大陆》、《撒娇》、《喂》、《倾向》等民刊，这些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可或缺的“人与事”还原于本来，呈现出它们应有的面貌和价值，并籍此感谢多年来关心寻觅我们的读者朋友。郁郁的介入卓有成效，他邀请了不好为人撰文写序的批评家徐敬亚为诗集作序。老徐在信中说到“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关注一个诗歌群体。我无法不想到中国现代诗的整体命运，想到你们与一座城市的关系”。这无疑让我们又一次欣慰地感到，在坎坷的诗歌事业道路上仍有心心相印的老战友。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不论是80年代的改革初年，还是90年代的浦东开发，市场经济的发达和林林总总的国际接轨盛事，与诗歌毫不相干，与我们这些从来被冠以在野的民间诗人更无关系。在此之前，我们只跟漆黑的油印刊物与奇特的民刊有着天生的血源。这是谁的问题？那些弱势群体和这座城市有关吗？那些下岗工人还是这座城市主人吗？诗人和这个时代这个国度尚存多少关联？问题像密集的人口像头顶上的天。如果说真正的诗人是罕见的，是人类最后的良知，那么我们的写作就不会轻松，包括这本颇有份量的诗集。
本书的出版需要感谢志同道合朋友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我起到的仅是穿针引线的作用，是诗歌将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贯穿到今天，因此有了这些感念与延伸。我还要感谢郁郁精心整理的诗人勾勒和诗集引言，因为它们恰如其份地加深了读者对九位诗人的理解，也加深了对上海诗歌前浪的记忆。
上海／2007年9月30日
［简要］
■诗人勾勒
1、刘漫流
他追随一切时代永恒歌者的伟大步履。他向往古典，同时又瞩目于未来。他对均衡、绝对和清澈有着特殊的偏爱。他那过于敏感的秉性，使他那过于发达的理性和聪慧，妨碍他成为伟大的创造者。他正付出不懈的努力，在不断的否定中寻求肯定。他受托于同道，感念于诗歌，热情洋溢又缜密隽永撰写的如《人将永远不死》、《海上：1984—1990》、《同时代人的肖像》等一系列文字。向读者向人为隔膜的外界，破译了上海“地下”诗歌的密码，呈现了“海上诗群”的脉络与面貌，勾勒了诗人和作品的仪态与神韵。确定总结了80年代诗和诗人虚无与存在的这一特质。
2、默
默
诗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魅惑力，他的歌唱般的诗句，常常给人带来销魂的感觉。他诗歌的主题几乎都和受挫的爱相关，由此产生了惊心动魄的力量。还没有哪个人像他那样，孜孜不倦地对自己的青春岁月作了编年史般的吟诵。他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浑成的大合唱，以致于使他的诗篇独立地看来呈现出这样一种面目：他们彼此工力悉敌，难分轩轾。如果迫使读者从中作出选择的话，他们或许觉得对其中的任何一首都难以割舍。因此，任何选集于他而言都是一种缺憾。
3、郁
郁
他始终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奇迹，他对诗歌的挚爱和奉献令人感动、称许。诗人早年创作了一系列颇具“反讽”意味的“冷抒情”诗作，对现代文明给人类造成的心灵损害作了有力的揭示。他在推广中国民间诗歌的氛围与实绩中，尤其是上海“地下”诗歌，发挥了持久而又无私的作用。一九八九年以降，他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遭受了几场近乎危机的冲击。这使他的诗歌转为对世界，也是对自己心灵的追问。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发现诗人坚韧不拔勇于抗争的痕迹，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他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自觉把“书面语写作”与“口语写作”融为一体相得益彰的韵味。
4、陈东东
在一个华丽的半音上已经平稳地歌唱了许多年。他的大部分诗作都给读者留下了美仑美奂的印象，他承袭了那种文学史上的美文传统，并将它们发挥到极致。诗人对诗歌的美有着一种深刻的执着和迷恋，在他身上可以看见那些醉心于辞藻和音韵、意象之美的大师们的痕迹，尤其是当代的一些希腊诗人。此外，他的语感颇有分寸，写来也从容不迫。
5、王
寅
作品干净、简约，有一种符合都市性格的矜持和清高的气息。早期的诗歌有那种与自然、与神秘事物交流的飘逸，并用平静的语调处理诗中的一些“重大”题材。九十年代以来，“诗人开始下降，下降到尘世的皮肤上，下降到痛苦的黑色火焰中”，诗中出现了于他来说陌生的急促、尖锐、痛楚的词语和节奏，这种对怪诞、黑暗的袭击所做出的明显反应，虽未持续很久，但无疑给此后诗人优雅的诗篇，增加了“黑暗”的浓度。
6、海
岸
以语言为原点，一手触及西方表音的线性字母，一手深入东方表意的方块字符，在英语与汉语的两个世界自由地穿梭。当死亡随时遮蔽他生命的天空,惟有诗歌在他心里化为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无论光明或黑暗、喜悦或悲伤、希望或绝望，诗歌成为他消解痛苦净化心灵的良药，成为他回归生命的源泉，继而激发诗人内在的勇气，最终面对疾病的黑暗,并从黑暗中分离光明。
7、许德民
上海复旦诗社首任社长，也是某种意义上中国大学生诗派的一个标式。自学院迈向社会，自诗歌涉足绘画，再从风华正茂到从容不迫，那些“发生和选择”不仅是一次次随意的转身，更是艺术的融合与挑战。关注与疑惑，能否明证这是一种全新的重现，尊敬的读者和作者自身都殷切地拭目以待。
8、李天靖
倘若果真还有什么诗坛，无疑他是一个坚定的闯入者。忍辱负重地编选、撰稿以及传播，大抵都是诗的因缘。《一千只膜拜的蝴蝶》、《海上诗坛六十家 》、《 波涛下的花园》、《在你灼热的内心》等作品的问世，无一不是他对于诗歌的虔诚和奉献。他力图打破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隔绝，让所谓地下诗人、民刊浮出水面。他的朴素与真诚值得称许，他不懈的努力理应得到得尊重。
9、严
力
很难确定他是哪个时代的诗人。他的创作持续了“新诗潮”或“崛起的诗群”的整个时期，至今仍是为数稀少的一线“朦胧诗人”。他的诗歌与他的“星星画派”一样具有鲜明独到的个性：既能机智灵巧地把世界的诡谲揭示于众，又能将生活的荒诞处理提升为妙不可言的艺术。需要提请人们记住的是——他所创办主编的《一行》诗刊，以其不失开放且现代的风范，为中国大陆和海外诗人营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平台，尤为重要的是“八九风波”后的那段特殊时期，《一行》为众多诗人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
诗集引言
上海，这个亚洲最大的港口城市，自开埠以来，她的灵魂始飘忽不定。如果诗歌是文学的桂冠，那么灵性独具的诗人今何在？
海上诗群、《大陆》诗刊、《上海诗歌前浪》……这些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影响深远而又极为敏感的人与事，都已烟云散尽了？
这部《在现代文明的海边——上海诗歌前浪九人集》，是他们30年来纷乱、心碎的剪影，是一部浓缩了时代变迁的写照，也是一截关于青春和良知的成长史。
而置于诗集之后的篇什（延伸阅读），作为回顾性的文献，向关心他们的朋友和外界，提供了真正的上海诗歌客观存在，却常被时间与人为遮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版本。
□ 延伸阅读
高
庄
《海上》：1984－1990
海
岸
《喂》：上海诗歌前浪掠影
郁
郁
废墟上的瓷【上篇：1976－1989】
——《大陆》或与诗有关或的人和事
戊子正月/宝林荒园
郑永年说：如何对待已经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应当说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当年初提出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势头的时候，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可以再次为这个运动提供莫大的动力。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当社会力量整合进中国政治过程的时候，那将会是一个新类型国家制度的诞生之日。
希望在民间！
问好南北兄
[ 本帖最后由 海客 于 2008-6-3 23:2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