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遥远岁月里的中国》

我与《遥远岁月里的中国》

张祈

    在2002年5月的诗刊社青春诗会上，我的一首《遥远岁月里的中国》引起了很多争议。这个争议的产生，对于作为写作者的我来说，是没有预料到的。因为在我看来，这首诗不过是一首很简单的抒情诗，它表达了我对于我所身处的祖国的某种认识——不是对现在的，虽然它可能是由现在所引发——我的想法是，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要正视一下我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做为一个词语，“中国”这两个字究竟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什么位置，我对于它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态度。这个词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到我的诗歌中。
    在当下的中国，人们对社会现状有种种看法，有的人认为，这个社会黑暗堕落，有的人则认为，这个社会是一片光明。在一段时间里，我也被这样的一种困扰所迷惑——做为一个诗人，我应该对这个国家是进行赞美还是进行批判。然而思索到最后的结果却是，社会现实是复杂的，简单的赞美和批判都是行不通的。对于“祖国”一词，有人习惯于把它和某种政治化的东西连在一起看，而我却认为，“祖国”一词的最终含义是某个人生来无法离开的一个地方，是他的身之根或者心之根。
    行走在北京的街头，我的眼中不时会涌进许多景象：天安门，涌动的出租车，像潮水一样的人群——我在问自己，这些景象是否就是只在这一刻产生，是否只映进我一个人的眼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于是，我就开始幻想在多年以后，在这个中国，在这个北京，肯定也会有一个像我一样的青年人在行走，在沉思，他也许不写诗，但他会想，我爱这个祖国吗？我为什么爱她？如果不爱，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爱？
    诗歌的本质就是一种回答，一种证明。在回到寓所后，我非常亢奋地完成了这首诗的初稿。我不愿意考虑别人对祖国有着什么样的感情，我只感觉到此时此刻，我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感情是真实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会改变这一信念——那就是，无论如何，一个人最终要爱上他的祖国，因为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这里有他的亲人，这里有他童年的回忆，有他留存下的时光与记忆，而这一切，就构成了爱的充足理由律。
    对于这首诗的风格与技巧问题，诗刊社的周所同老师和诗人梁小斌也和我进行了交流。周老师的意见是，这首诗还可以写得更深，变化更多一些。梁老师的意见则是，这首诗的意象仿佛过于平凡，少了一些新意，节奏上也平均化了一点。而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我不想写一首只为诗人们读的诗；其次是意象的新与旧远不如我在广场上看到的重复景象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中新鲜的意象最终会变成旧的，不变的只有情感的传达；第三是我认为朴素自然就是最好的风格，象古希腊的神庙上的柱子，那些柱头上可能有很多细致优美的雕花，但柱子本身上却很少有装饰物，但我们不能说那柱子就不美。事实上，无论从荷马、弥尔顿、歌德、李白等诗人的诗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简朴大方是通往崇高的唯一道路。就后来梁小斌老师对我组诗的评论看，他还是认可了我的这一观点。
    在与周老师的交流中，我提及当下诗人中有一种不好的习惯，这个词用里尔克的说法就是“暗嘲”——它的表现是对当下的忽略和不信任，不用自己的激情来进入社会现实，而是远远地观察，以一种置身局外的视角，或者搬来西方的某种思潮来和中国的现实对号，从而在他们的诗歌中“搞出某些深刻与深度”。我的看法是那样的写作并不足取。
    对于《遥远岁月里的中国》一诗，我既不怀疑也没有对它产生过多的期待。一首诗既然写下，那么追随它是属于它自己的命运。在和诗人鲁西西交流时我说，我现在对这首诗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想问问它是不是感动了你，读完这首诗后你是不是也想说“这是我最爱的中国”，如果你告诉我是的，那么我就很高兴了——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心里都清楚，要用自己的一首诗去感动一位可能手艺比他还要高明的同行，那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2002，11初稿，2008，4月修订。

[ 本帖最后由 张祈 于 2008-4-30 13:2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