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北岛及现实一种

《于坚，北岛及现实一种》
     米亚 （书评人）
　　上世纪80年代末，于坚和北岛都在写诗。于坚写“四月之城在高蓝的天空下嚼着黄黄嫩嫩的阳光，四月之城裸露古铜色的手臂打着阳伞在暖风中散步”；北岛写组诗《白日梦》，写“影子重重叠叠，你没有如期归来”。那是个时间的结界，许多那一代人的命运在那里被改写。不久，北岛开始了海外的漂泊生涯，于坚则守在西南一隅的昆明，两个相隔天涯的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结界之后，他们的命运将会从此定型。而两个人的写作，也被各自的现实持久而深入地影响着。20年后，当他们都不再写诗而写起了散文时，各自的现实一种直接映照进了各自的写作宏图。

　　一

　　今年初，北岛的散文集《青灯》和于坚的散文集《相遇了几分钟》相继出版。在诗人写散文、写小说已经非常普遍的今天，讨论诗人对诗歌的放弃和对散文的热衷不再新鲜。北岛在接受记者采访被再度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拒绝了再解释。而于坚干脆写了篇《因为一家刊物问了，所以谈起散文》，彻彻底底把自己为什么写散文说了个透。毕竟，在普遍认为“诗歌比散文更高级”的传统文学观念里，这两位曾经的诗歌旗手的转向或“不务正业”，都是需要追问的现实。发问者往往在面对世界的改变和文学的改变时充满疑惑，又缺乏主见，需要这些在文学上更有地位的人来给出说法。

　　于坚的说法比较有启发性，他认为“散文就是越来越散，越来越自由”，是从《史记》、《世说新语》、《赤壁赋》一路沿袭下来的中国文学的传统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比诗歌更能记录诗人的生存状态：在《青灯》里是流亡海外多年的北岛对故国旧友的怀念、对异乡人情风物的考量；在《相遇了几分钟》里，是于坚对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陨落的哀悼、对自然环境的永劫之难的呼告。跳脱了诗歌的高度抽象，两位作者都将个体的生命体验融入其散文之中。北岛到了中美小国尼加拉瓜，所以随手记下那里的《革命与雏菊》；于坚去瑞典大使馆办签证，被势利眼的保安盘问，于是随手写了“他标准正确的普通话听起来像英语”。这些都是他们生活中琐碎但有趣的细节，是他们作为一个凡人跟我们一样默默体验着这世界的过程。

　　正因为散文写作与现实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所以在这两本集子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岛和于坚所分别代表的文学写作者在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后，其写作上的巨大分野。简单地说，北岛代表的是说了一口好英文，怀着理想的激情出去看世界的那拨知识分子；而于坚则是个说着云南方言，死呆在昆明不肯挪窝的内地土著。对北岛来说，辗转在各个诗歌研讨会，周游世界讲课是他的现实；对于坚来说，体验着中国所有内地城市正在发生的崩塌性的变化是他的现实。中国离谁更近，离谁更远？

　　二

　　北岛曾在《无题》的开篇写道：“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这种对母语的忠诚和对其文化的反叛纠结着北岛的写作，流亡异域更让他感受到母语的悬浮状态。所以在《青灯》里，北岛的语言都节制而精美，是一种经过翻译体和外语锤炼后的书面语。在于坚那里则是另一种景象，“解放鞋、泛着黄印子的白衬衣，站在人堆里面搔屁股，裤子一提一提的”，这县城里的混混儿活脱脱就要从纸上跳出来。于坚像跟人聊闲篇一样的语言风格，却恰恰调侃了现实。除了这种讽刺如今社会之怪现状的文章，于坚的集子里也有回忆抒情之作。但与北岛故国故人的抒情对象不同，于坚痛心疾首的则是对生态的摧毁。作为一个从家乡的土地上直接汲取写作素材的作家，于坚的激情迸发在对滇池、洱海、抚仙湖“灭了”的伤痛上，“我幸运的是，我的诗歌得以和过去五千年的中国的诗歌传统相联系，我得到这样的洗礼，大地乃是诗人的教堂。”

　　巧的是，北岛在一篇回忆友人艾基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语：“下午和诗人们一起去附近的树林里散步。艾基夫妇就像两个孩子，随手摘颗果子放到嘴里，要不就采个蘑菇尝尝。俄国诗人对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源而虚妄。”想来这里北岛所说的“中国诗歌”，应该是指自己多过泛指。但这种对诗歌失去源头的无奈和伤感，却是两个诗人共同的感受。2005年，《失败之书》曾风靡一时，北岛的写作能力和影响力都让当年的文化界热闹了一阵，3年后，再见着《青灯》，却依然是那些素材，诗人朋友、名人朋友、我怀念我的朋友。北岛的现实一种是被抽空了的小世界，与当地世界的隔绝、与故土的隔绝，让北岛写不出其他东西。

　　北岛，于坚，诗人们都在老去，他们都对这个世界痛心疾首，却又找不到解决问题、说服自己的出路。他们的现实一种映照着我们的现实困境，该往何处去？

　　《青灯》，北岛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16.00元

　　《相遇了几分钟》，于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