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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路沿线

发布: 2018-3-06 17:00 | 作者: 田晓青



        也许你当时并没有想到历史,更可能的是你的脑海里闪过某部描写地下工作者的电影的片断……但门附近并没有望风的人,这使你在迈过门槛时犹豫了一下。
        你穿过院落,右边葡萄架阴影浓重,枝蔓在晚风中晃。走进右边小小的天井,你看见一排蒙着纱帘的窗子里透出灯光,人影幢幢(这些文学上的密谋者,你只是在那本油印刊物上见过他们的大名。你不禁怦然心动)……你胆怯地敲敲门,门打开了,放出烟雾和蝇群般的交谈声,一些陌生的面孔转向你,然后失望地转回去。你好像走错了门,恨不得马上抽身离去。这时,一个穿着黄呢子军装的青年从单人床上站起身,脸上挂着歉疚的微笑招呼你,把你从不知所措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我不知道那一段时间有多少人去过赵南家。比如说我的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那里结识的。还有些文学圈里的人见了面会说,我好像在哪见过你……对了,想起来了,是在铁狮子胡同。或者:你去过铁狮子胡同?我怎么没见过你……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人去过赵南家,那里一度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时髦的文化沙龙,出入其中的有文学圈的人,早期的民运分子,文学青年,大学生,时髦的都市青年,搞艺术的,外国使团的文化官员,外国记者,来访的外国作家、诗人,安全局的密探……那里举行过《今天》的作品讨论会,朋友之间的聚会,外国人的告别酒会,生日宴会,通宵达旦的舞会……有一次我为一个朋友介绍对象,相亲的地点也选在那里。几个相关的朋友出席作为见证人和顾问。结束后,在十三路车站分手时女方惊奇地问我:你怎么认识这么多岁数比你大的人?……
        总之,那一阵赵南家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开放最好客的地方,在这里谁也不会问你的身份。你若是在喧闹的酒会上醉倒,回不了家,可以躺在赵南家的沙发或地板上过夜。而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左右(当然,那时你还在梦中),我就会在十三路车上见到这一节开始时的那一幕……
        那一站叫张自忠路,可不知为什么朋友们总是叫它的旧称:铁狮子胡同。
        
        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
        在纪念《今天》创刊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老鄂(鄂复明)对我说,在他为这次纪念会整理过去的读者来信时发现了我写的一封信。这令我十分惊奇,一下子记起了当时在一阵冲动之下趴在钳工案子上写下的这封信。信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一首幼稚的小诗,其中充满了罗曼蒂克的伤感的意象:迷宫般的胡同,孤零零的风筝,以及同断线的风筝一起飘逝的童年……那是一次呼救,一个善感的年轻人从压抑得令人窒息的岁月里发出的呼救……
        收信人的地址是从那本蓝色的油印刊物上抄下来的:东四十四条七十六号,《今天》编辑部。这个地址已经结结实实地烙在我的大脑皮层上。那时对我而言,这个地址意味着拯救。
        从船板胡同下车,往前走不远,在我上班的工厂的斜对过,有一个小酒馆。每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总有人约我偷偷溜出厂门去泡酒馆,并在那里消磨掉下班前腻人的两个小时。那里坐满了各式各样的“酒腻子”,就像是一个失意和走到尽头的人的收容所。我和我那位同事喝着酒,听着那些醉鬼们有一搭没一搭的斗嘴。“你牛什么屄呀,开口闭口冯先生,你不就当过两天祸害老百姓的勾子军吗?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我是普通劳动者,退休工人。”另一位拍着胸脯说……我已经不愿再听下去了,我仿佛看到了我命运的尽头。后来我想,也许是为了躲避无聊和时光单调的流逝,人们才去搞革命,搞文学……
        有一阵在这个小酒馆里突然冒出了两个金发碧眼的漂亮洋妞,引得那些“酒腻子”伸着脖子争看西洋景。她们不喝酒,只在柜台前买一些粉肠小肚之类的熟食就走掉了。后来我知道她们是去给芒克的女友毛毛上英语课。
        我以为我寄出的那封信不会有回信,并为我一时冲动写下的那封信害羞,我在那封信里写了一些我平时不愿启齿的话。出人意料的是,回信很快就来了。信中把我那首小诗称赞了一番,并约我到七十六号一叙。从信中诚挚的语调看,我想这回信一定是老鄂写的,但我从没有问过他,也从未告诉他我从这一篇文字中受到的感动超过我所读过的任何一篇。我仿佛看到另一种生活的远景向我敞开……这封信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如今我反而吃不准是否该为此感谢命运。
        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单独溜出了厂门(不是去泡酒馆),钻进了小酒馆旁边的一条胡同里。
        进了七十六号,我意识中的第一个反应是走错了地方——一个破旧的令人愁闷的大杂院,正是我意欲摆脱的困乏生活的活生生的写照。在这个地方与其说能产生艺术,还不如说只能孽生蚊蝇……院子里散发着“开水烫便盆的气味”(一读者来信语)。我犹疑地向一位在水管子下边洗菜的老太太打听,那老太太先是戒备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轻蔑又鄙薄地用下巴指了指前面(我猜想在她的眼里,这是一伙伤风败俗,整天鬼混在一起的可疑分子,正是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需要加以监视的人。近来社会上阶级斗争非常复杂)。
        如今,我只能隐约地记起那一幕(或许是将几次拜访搅在了一起)。在那间局促的斗室里,一个衣着相当讲究,戴着秀郎镜,清秀得像女孩一样的年轻人趴在破旧的八仙桌上写诗。他说他在等“猴子”(芒克是英语猴子的音译)。他说他与“猴子”在白洋淀插队时就认识了。他让我看他刚刚写好的诗:反叛——射向主席台的足球……孩子——卡车的第五个轮子……等等。后来我知道他叫严力,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兼画家,他对语言极其敏锐的感受力最后发展出一种魔术:能够让词语之间像互相排斥的电子般在接触时放电。并将那光的影子延迟地留在人的视网膜上。一个身段苗条,穿着发白的军上衣的漂亮女孩在炉子上煮面条。一个瘦高的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从屋外进来同我们打招呼。芒克,那时你那么年轻,有着小狼般漂亮的微笑……
        那天振开(北岛)跟我谈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记住,只记得告别的时候,他伸出手,我感到诚挚而凉爽的一握。院子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薄暮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寻常。
        
        玉渊潭的朗诵会
        我在文章的开头曾提到十三路终点站附近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玉渊潭公园。那年秋天,《今天》编辑部在那里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在八一湖畔的一片林间空地上,我首次目睹了当时的“名人效应”。编辑部的成员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枚蓝白相间的有机玻璃徽章。大学生和好奇的游客们践踏着草坪。振开、芒克与一些民刊的主编们站在一起。如影随形的是一些外国人,“警蓝”和一些记者。有人向我指出其中一位,说他姓唐,是位内参记者,说他曾用赞许的口吻在给头头们看的内参上报道过《今天》的动向。
        那时的诗好像比现在的更适于朗诵。一个女孩很有感情地朗诵方含的《在路上》:从乌鲁木齐到北京……一那是一首谣曲风格的诗,献给那些从前的兵团战士和插队的知青,其节奏令人联想到洛尔迦小曲的汉译:从直布罗陀到喀提斯……没有调好的扩大器不时发出耳鸣般的高频噪音……
        还有一些不修边幅、形象怪异的人。他们剃着光头,留着络腮胡,穿着破旧的中式对襟小褂或发白的中山装,光脚穿着圆口布鞋……我总把他们想象为早期的革命家,闹市中的隐士,有怪癖者,民粹派,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他们叼着烟斗(或不叼烟斗),讳莫如深地笑着,在他们的门徒的簇拥下活像是乱民之首。有人向我指点其中一位,说他曾是“文革”中的学生领袖,后来是某省头头的秘书,正在参加大学中的竞选……另一位是国务院某部部长的公子……
        为写这篇文章,我曾翻箱倒柜,试图找一些能够唤起我的记忆的物件。在一个存放各种废证件的抽屉的最底层,在一张伪造得很拙劣的高中毕业证书(八九年为去澳大利亚自费留学伪造,但没能用上)下面,我翻出两张发黄的照片。其中一张的近景中,处在人群中间的于友泽面部不自然地绷紧,看上去还不太适应名人的角色。不远处一个梳着短发戴校徽的女孩正以非常优雅的姿态迈过草坪的围栏,她被固定在那令人心动的瞬间……另一张是这个令人羡慕的团体富于青春气息的合影。
        初夏的空气在颤动,枝叶在草坪上投下斑驳的阴影,一台索尼录音机放着电声音乐:《溜冰圆舞曲》或《卡布里岛》,那熟悉的曲调低低地擦过平静的湖面,穿透悠悠岁月,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那一阵你若是在十三路汽车上看见他,而你又是个细心的人,你会觉察到他身上发生的细微的变化。他时常双目呆滞,嘴唇翕动——嚼口香糖是后来的时尚,他当时咀嚼的是一种更有滋味却更不易消化的东西:词语。
        那时的词语不是词语本身,甚至也不是它所意指的东西。那时它意味着一个更含混更暧昧的世界,直到这个世界,这个“诸神最后的栖身之处”(圣•琼•佩斯语)被无趣的现实和同样无趣的聪明人一笔勾销……
        一开始我就被北岛、芒克、方含和江河的诗句所吸引。即使是现在,当我重读他们的诗句,仍感到一股清新亮丽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这些诗句如过早开放的花朵迎风怒放,纯美而易于弄脏和凋谢。直到我发现了另一个品种:更结实,更芜杂,更粗暴的诗,它唤醒了我身上的怀疑和反讽精神,它更符合我杂乱无章的阅读经验。这就是毛头(多多)的诗。
        
        游 行
        在一次逛街般的游行中,朋友刘建平对我说,你的诗北岛看过了,要在下一期的《今天》上发表。于是这游行的队伍在我眼中骤然变成节日狂欢的行列。
        还记得那场游行吗?队伍从西单民主墙集合出发,打算穿过天安门广场,却在电报大楼下面被拦住,长长的两排警察挡住了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于是队伍只得转向南边六部口的方向。令我惊奇的是队伍旁边竟然出现了一台破旧的哗哗作响的胶片摄影机。在当时,像这类装备只有国家的电影制片厂才有。刘建平像个热心的导游,一路上向我介绍队伍中的成分:便衣,西方和华约国的记者……以及那时北京边缘社会里有点名气的人。那是田力。他指给我看一个穿着军绿上衣的年轻人。当时报上颇为耸动地报导过文革后首例涉外婚姻,他就是这次国际事件的肇事者。走在他旁边的那位法国女孩据说他在北大校园外用文革特色的手段结识的……总之这个行列的组成足够庞杂和有趣,而那些固定在长杆上的毛茸茸的麦克风又像这个队伍的奇怪的仪仗……
        我想这辈子说不定有幸能看到有关那次游行的纪录片,说不定还能在其中辨识我自己(镜头扫过我时,浑身一阵发痒)。扛摄影机的哥们儿,现在你在哪儿呢?
        当我拿起笔,才发现试图重现往事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当普鲁斯特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他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同往事会面,如同与死者会面。结果我好像在回忆前世的事情,而那些往日的面孔犹如亡者的面孔。即便见到如今的他们,我也无法将二者重合起来,就像从一个坏了的破相机里看到的。
        当我写这篇东西时,总有一种幻觉:我仿佛身处一个梦中,从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躯体中向外窥视,视野如同旧式坦克乘员一般狭窄,只能看到一些局部,一些琐碎的无足轻重的细节。而那个年轻人闲下来时也在想象我,使劲地想,但他是白费劲儿。
        那时朋友们之间流传着一本书,《人•岁月•生活》。作者是爱伦堡,一个以其种族的生存智能熬过斯大林时期的严冬的犹太作家。在这本书中他很可能省略了诸多不便言说的事情,却像一个走到生活尽头的怀乡的老浪子,回想起早年巴黎街头贫困而丰饶的悠游岁月……世纪末与世纪初,战争与革命,艺术和他们的情妇,潦倒困顿的生活,天才和抑郁症,肺病,死亡,“古老的罗曼蒂克王国的沉沦”(海涅语)……这些就是这本书打动人心的地方,大家熟悉洛东达那些大名鼎鼎的酒客肯定胜于我熟悉我们厂对面小酒馆里的酒客……如今很难想象,一种落拓不羁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一度竟成为北京街头的时尚。
        那时大伙都是工人(现时所谓蓝领),北岛是六建的,芒克是一家造纸厂的,江河是一家街道工厂的,方含和赵南是电焊设备厂的。于是有人说《今天》是工人阶级编给知识分子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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