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亲眼见到“解放”了二十来年的农民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村里的农民因为穷，买不起衣服，买不起线，只能买一毛多钱一尺的白布，一毛钱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蓝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绳缝衣服，还都是补丁重补丁；妇女来月经，连最次的草纸也买不起，就用破布代替，照样下田下地干活；生了病没钱看医生，死了就说是“天收了”；吃的都是半年红薯半年土豆，很少见到大米小麦之类的细粮，到了青黄不接时，家里还常常断炊，可是却要挑选上好的粮食交公粮……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我居然也是熟视无睹。我原本有的是机会，为农民做点实事，最起码可以做些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证词。可是我光顾了效忠于“神”，却把这些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坍塌的父老乡亲抛在了脑后。人情和人性冷漠到如此程度，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现在每逢看到农村素材的电视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这是感触的泪，更是悔恨的泪。我应该对那些家贫如洗，却毫无保留地收容了我们的大巴山农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深刻的忏悔！
“文革”开始时，我们身在农村，也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动投入了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可是区委书记却在全区“三秋”生产动员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们“关心政治，不关心生产”，我们就写了他的大字报。那是我平生唯一的一张大字报。不久以后，我受知青们的委托到北京上访，沿途所见的一切，比如火车上首都红卫兵侮辱隐瞒出身的“地主婆”；北京批斗毒打“走资派”；餐馆里“出身好的坐着吃，出身坏的站着吃”，“出身好的吃馒头，出身坏的吃窝头”的血统歧视以及铺天盖地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等，使我失望而归，可惜却没有因此而醒悟。后来我参加了当地的农民组织，参与了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批斗。虽然恪守不动手打人的原则，但我不能因此而开脱自己的罪责，因为在这场打着“革命”的旗号，行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之实的“大革文化命”运动中，我没有说“不！”每当我想到那位勇敢地站出来，劝我们知青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农民当胸所挨的那一拳；想到因为参加了抗日远征军，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父亲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凌辱，我就不能原谅自己的愚昧与盲从。
我父母亲保存了几封我在农村写给他们的信，其中一封是1971年得知在长春的二姑一家连同我七十岁的祖母下放农村时写的，信中说：“知道保保（即我二姑）一家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和放心。高兴的是，保保和程叔叔（即二姑夫）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也毅然踏上了这光荣的革命征途，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四年前，我走的这一条路走对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光明。放心的是，他们到了农村，到了贫下中农中间，思想就会炼红，身体就会长好，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婆婆年纪虽然老了，但到农村去，对她的身体还适合些。以后，（等）他们的地点落实后再给他们写信。应该认识到，这还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可以为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储备一批技术力量！”信中除了“打起仗来，就会绝对的安全了”和“可以……储备一批技术力量”[ 二姑父程镕时现为中科院院士。]这两句还算人话外，其余那些八股文，等同于驴叫。我祖母那时已年逾七十，在乡下负责为全家做饭烧炕，晚上三代人同床共眠。而她在我写这封信的年龄时，她的丈夫即我的祖父已经在教育、实业和乡村建设三大领域的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并明确提出了以“现代化”为“公共信仰”，以“新的集团生活”取代旧的家族制度，以动员全国人民投身“产业运动、交通运动、文化运动、国防运动”的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整套主张。祖父绝对想不到，事隔三十多年后，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举着蜡做的芒果游行喊口号，对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红太阳”顶礼膜拜之外，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先听到小道消息。过去无论国家的形势有多么糟糕，我对最高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始终坚信不移，总以为是下面的人不听话，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竟然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开始担忧起来。哪知此事件解密后，县里要我参加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得到如此信任，我很快打消疑虑，重拾信心，并庆幸可以借此机会摆脱几天繁重的农活。不过我很快就体会到，批判“纪要”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比如“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被利用变成了替罪羔羊”、“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明明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要在宣讲中说这都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诬蔑，要把它们批倒批臭。我去宣讲的地区有座设施非常简陋的煤矿，工人进矿采煤都是爬进爬出。那天刚下班就赶来听讲的矿工，除了眼白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也听不懂我的口诛。这些年每逢煤矿出事，我眼前就浮现出这一幕。无论历史对林彪事件如何评价，我对自己在那次行动中口是心非、颠倒黑白的言行深感羞愧。
1972年我因为给大队党支部写了一篇《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整党建党》的总结材料，得到县革委和地区革委会的重视，被上调进县革委文教局。命运有了如此大的转变，我就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因而成为“县革委大院里最忙的人”。但好景不长，半年后接军宣队通知，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怎能在县革委工作，于是便被扫地出门，调去一间边远农村小学。后来虽换了几个单位，在我填写的任何一张登记表“家庭出身”栏里，我自己写的“职员”都会被别人改写成歪歪斜斜的“资本家”。1978年我在县电影公司做办公室工作。公司下辖一个城区电影院和四十多个公社放映队，办公室就我一人，事无巨细，包括党员档案管理均由我这个非党员承揽。有次地区来县里检查档案管理工作，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要去地区开会。单位领导却对我说，按上级规定，管理档案的人必须是党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没有资格参加代表会。此话无异于向我宣告，上山下乡十三年脱胎换骨终成泡影。我从小就“听党的话”“跟党走”，历经二十五年余的刻苦修炼，到头来不过还是一头蒙着眼睛转圈圈的驴！
我后来曾扪心自问，如果我有个“红五类”的出身，并因此而成为“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有资格参加城里的“红卫兵”，我能心明眼亮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吗？在面对专制强权的铁窗和极刑时，我能像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们那样挺直了腰杆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忍受酷刑和精神折磨乃至献出生命吗？按照我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心理准备，我不但做不到，而且很可能还会加入批斗他们的队伍之中。我和王申酉是校友，在华东师大政教系的阶梯教室里，党委书记施平为我们七七、七八两级学生做了一次极具启蒙意义的演讲。施平书记满怀深情介绍了王申酉的事迹，高度评价他被监禁时写的那封公开的“情书”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我当时深受震撼。退休之后，我写了《人格的魅力》和《“文革”疯狂中冷静的思想者王申酉》两篇文章，作为对这位英雄校友的深切怀念，其中不无洗刷自己愚蠢盲从的动机。
我原以为作完这番忏悔，就能让心情得到放松，灵魂得到解脱，殊不知我的忧虑更重了。在检讨“我不说话”带来的祸害时，我分明看到“我不说话”的巨大惯性还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盘桓。现实世界的假货泛滥、腐败成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分化、人权遭到漠视等等，岂不都与“我不说话”有关？！等到警告变成了现实，新的灾难“奔我而来”，再说话就来不及了。事不同而理同，此灾难与彼灾难，起因和结果都一样。
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从“驴”变回人，这样就有资格去天堂见我的祖父了。
卢晓蓉，女，1946年生。曾在四川大巴山上山下乡十三年。华东师范大学七八级经济专业本科毕业。后下海经商，做过企业高层管理、副研究员。现为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水咬人》和《人生的万花筒》，三次获冰心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