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忏悔——从人到“驴”的自白
发布: 2015-11-26 16:56 | 作者: 卢晓蓉
很快，反右运动开始了。就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唱骂“右派”分子之后不久，我又遇到了一件事。有次全校做早操时，和我同班的厂党委书记的女儿，气势汹汹地领着两个女同学走到我跟前，当众说我偷了她的钱。我受家庭熏陶很看重人品，听了此话不由怔住，脸唰一下子就红了。她见状越发得意，并借题发挥在班上孤立我。她诬我偷钱的理由是，前一天我看到她口袋里掉了两毛钱在地上便告诉了她，所以我知道她身上有钱可偷。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好几天。校长知道后，很快就在全校大会上批评了她，还说了句我一生一世都不曾忘怀的话：“像卢晓蓉这样的家庭教育，别说是两毛钱，就是二十块她也不会偷！”校长是女的，叫周淑芬，人和名字一样文静。我真不知道斯文瘦弱的她，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敢于公开批评党委书记也就是她的顶头上司的千金！就在“偷钱”事件之前不久，这个党委书记曾亲自到我家里，动员我父亲给党提意见。父亲很真诚地回答，“我有意见平时都提了，现在没意见了”，让唯一一次“作客”我家的书记白跑一趟。后来父亲为自己那次没有中“阳谋”当成“右派”感到庆幸，但他终究没有逃过“文革”的炼狱。
我从母亲的宽容博爱学到了善良，从父亲的慎言笃行学到了忠厚，从小学校长的仗义执言学到了正直。然而，时隐时现的政治斗争、血统歧视和人格侮辱所引致的恐惧感和疏离感，却像黄曲霉菌一样在我的血液中发酵生长，并从此在潜意识中左右着我的选择。为了取得“组织”的信任，我唯有不断努力紧跟主流意识，却无形中掐断了智慧树上独立思考的嫩芽，隔绝了通往祖父那个世界的道路。我曾隐约感到“取消献花资格”、“偷钱”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如其来的波折与祖父的“消失”有关，但很快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我相信祖父是个好人，这是在青草坝这块土地上时时可以感受到的，我以为这就够了。大炼钢铁时，我曾和小伙伴们到民生厂的防空洞里去掏拣废铜烂铁，拿去喂“鸡窝炉”挣表扬，却不知道这个防空洞是抗战时厂里的干部工人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开凿的；也不知道在这个绵延1英里的地下工厂里，每天都有上千的工人和技术员昼夜不停地生产零部件，以满足战时修造船舶的需要，从而保障了唯一连通前线和后方的水上运输大动脉的畅通。我在那块埋藏着无数历史遗迹，闪耀着人性与智慧光辉的土地上足足生活往返了28年，却从未想到去探寻这方面的事迹，开发这座“金矿”。我与盲从迷信越走越近，与祖父和他的精神事业渐行渐远。数十年后，当我有了寻找真相的冲动时，民生厂已变成一堆废墟，青草坝也成了一座荒山。
历史的盲区
1959年秋天，我考上了巴蜀中学。这所中学与同名小学及幼儿园统称巴蜀学校，创建于1933年，从彼时到如今都是重庆的名校。我的父辈中有不少人在那里读过，当时是只看成绩不看出身的。到我进入这所学校时，它被坊间称为“两头尖”，即干部子弟和民主人士子弟都比较多。这一点我父亲是不大清楚的，他对自己的判断和我的学习成绩很有信心，所以要我务必把巴蜀中学作为唯一志愿。结果我一举中榜，父亲如愿以偿。但他后来很可能为这个选择后悔终生。为了宽解他的自责，我从未和他提起这个话题，直到他离开人世。
我中学班上的同学主要来自重庆市的三所重点小学，即也是“两头尖”的巴蜀小学、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人民小学和以军干子弟为主的八一小学。我们这些来自其他非名牌学校的学生，不足全班四分之一。同班同学中有江姐的儿子彭云，有双枪老太婆的外孙，还有不少同学的父母都是地下党或南下干部，并且正担任着该市党政军要职。在这个红得发紫的新集体里，我感到非常陌生和孤独。刚进中学时，我也曾有过一次反叛。我们班是住读班，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再说我的家离开学校很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也不可能天天回家，因此我很想家，很怀念小学同学。第一个周末回家，我缠住母亲哭闹着要求转学到我家附近的中学走读，最后当然以我的失败告终。
如果在巴蜀的路让我自己走，我只需管好我自己，有时间读一些课外书，也许会养成多向思维的习惯，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然而，开学不久，班主任就把少先队中队长的职务交给了我。因为初中同学大多还是少先队员，所以中队长不是一个闲职。我要么坚持不就，要么不负责任放任自流，要么挑起重担让这个原本就非同寻常的集体名副其实。我的天性和潜意识决定了我只能选择后者。我内向而不善言，和一个个背景、资历、见识、能力都远在我之上的同学相比，我就像一头“大驴子”（我在中学的外号叫“大卢子”，四川话中两者发音相同），只能靠“勤能补拙”为全班同学服务，为班级争名誉，不惜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社会工作上。上高中后，我的职务改成了班长和年级主席，社会工作更多了。据说有一次团市委来学校检查学生干部的课外负担，把“卢晓蓉一周开了23个会”作为典型上报。这个调查结果未免太夸张。真实的情况是，我以“服从党的需要”为宗旨，放弃了自身的知识积累和人格修养，退化为没有灵魂的“砖头”和“螺丝钉”。
上初中不久，全国性的饥荒就开始了，由于四川省的极“左”思潮和浮夸风领先于全国，所以饥饿的时间、强度和饿死人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这个重点中学也不例外。也正是那时候，小说《红岩》出版，很快就风靡全国乃至海外。《红岩》代表人物江姐的儿子就在我们班，我们不带头谁带头？我们把江姐在狱中给亲戚写的信，“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作为战胜饥饿、刻苦学习的座右铭。我们主动申请“为党分忧”，将原本就吃不饱肚子的每月定量男28斤、女25斤降到男女平等的21斤。经过中间层层克扣盘剥，到口的粮食就更少了，饿得我们常常以盐巴、酱油汤充饥。其实我当时就知道，许多干部家庭是没有定量限制的，米饭馒头鸡鸭鱼肉随便吃，我以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不享受谁享受。而我班非干部家庭的同学却跟着饥民一起挨饿，特别是一些活动量大的男同学，不知道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几年之后，我和一批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去了农村。初始办农场时，又一次经历了饥饿的煎熬。由于定量低、缺油少菜见不到肉，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我们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有的同学就用家里带来的零用钱到集市上加点餐。上面知道后，要农场党支部书记传达指示，进餐馆说明我们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不彻底。我当时担任农场团支部书记，当即从命把一个到场里来卖包子的小贩阻挡回去。这虽是后话，但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个性的泯灭将会带来人性的麻木。我一心一意听党的话，却闭目不见身边的同窗和战友。无论他们是否责怪我，我都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1963年我们上高二的时候，红岩精神还炙手可热，“为人民服务”的御笔题词又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江姐等英雄人物虽令我们崇敬，但他们要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行动，我们无法仿效。而雷锋则是新时代的代表，很容易学以致用。我就曾经帮人家推平板车上坡；我和弟弟还把迷路的小女孩送回家，并相约做了好事不留名。那一年全国上下以军队为榜样，兴起过一阵“评功摆好”的活动。自我记事以来，就那次群众运动不是批判人而是表扬人的。可惜好景不长，雷锋刚学了一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我们学校我们班，成立了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蓝本，按照家庭出身把全班同学分为“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对象”和“斗争对象”，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夜之间沦为“斗争对象”。一位初中和我同班的干部子弟多年后对我说：“你真糊涂，我早就看出他们对你有阶级歧视，心中很为你抱屈，你怎么就没感觉到？！”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师形容我当年就像一头“被蒙上眼整天围绕磨盘转的驯良动物”。我纯属自作自受，咎由自取。
这时曾动员我担任年级主席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要我批判我祖父，说他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 卢作孚在1938年1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组织指挥战时水陆交通运输。1943年他主动辞职。]，与人民公敌蒋介石有过往来等等。接着班上的工农革干子弟小组也要我揭发批判祖父的“罪行”和交代自己与家庭划不清界限的问题。所举例子有，我说过祖父是靠勤俭起家的，不是靠剥削起家的；说过自己是家里的孝子贤孙；有同学揭发我们家平时吃得比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里过年还好等等。其实有些话我没说，有些话是顺口说的，至于“平时吃得好”，则出自母亲有一次为了招待跋山涉水来我家玩的两位同学，特地去餐馆炒了几个菜。再说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何过之有？但是早已习惯单向思维的我，还是选择了接受批判。由于对祖父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对父母的言行挑不出什么毛病，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比如恋家呀，注重学习成绩呀，工作作风主观呀，缺乏斗争精神呀等等，实在找不出什么了，就怀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是已严重到不知道有资产阶级思想了。在麻木与困顿中度过一年之后，我负责帮助的两位成绩差的干部子弟同学考上了大学，我落榜了。
巴蜀中学在庆祝七十周年校庆时出了一本《校史》，里面有这样一段话：“1932年夏，王瓒绪[ 王瓒绪（1885—1960），原川军将领，现代教育家。]通过著名实业家卢作孚（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推荐，聘请江苏教育界知名人士，时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兼附小主任的周勖成入川办学[ 即巴蜀学校，周勖成被聘为校长。]。”又说：卢作孚“与王瓒绪等一起创办巴蜀学校，任首届校董。其后多次出资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成为巴蜀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 我这才知道，父亲当年为何非要我考巴蜀不可。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呼吁：“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并强调“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祖父一生坚定信仰，咬准目标，竭尽全力去实现他青少年时期就树立的理想，虽只读了四年正规小学，却成为“一个不能忘记的人”，身后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 2003年重庆市评选出的十大历史人物评语。]。而他疼爱的长孙女我，却在正规中小学的校园里蒙着眼睛转了十二年半的圈圈后，带着对知识和教育的漠视，上山下乡以求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的代价
还在上高三的时候，我就预料自己十有八九考不上大学，因为比我高一年级的几位优秀学生皆因“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去了农村。我丝毫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只在心里盘算与其落个考不上大学的名声，还不如不参加高考直接去农村。再说，既然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严重到浑然不觉的程度，更应该去农村彻底改造思想。为此，我一连给学校写了六份书面申请。哪知学校不但没有批准，还两次叫我改填大学报名表，把我原先填的第一志愿“北农大”先后改为“北大化学系”和“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事隔七年后我偶尔看到了这张报名表，上面赫然写着“此生不宜录取”并盖上了学校的大红印章。我才恍然大悟，学校当初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我志愿填高了考不上大学的假象。不久前，我当年的一位校友得知这个真相后，曾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像犹太人不屈不挠追踪纳粹逃犯那样，追查清楚究竟是谁有这个权利判决你们“不宜录取”？可惜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多是被阉割和伪造的，有如精神的“三鹿奶粉”，不仅造成我们精神营养的短缺，还患上了不会“排毒”的后遗症。人性的软弱，人格的扭曲，使我们丧失了捍卫自身权利的觉悟和能力，更不用说为社会承担道义的责任了。
没考上大学，我为了兑现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承诺，便和本校三十多位同命相连的高初中毕业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与大巴山一脉相连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曾是四县交界、土匪出没、民不聊生之地，我祖父在1927年受命出任该地区峡防团务局长剿匪和维持治安。但祖父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不仅要消灭土匪，而且要消灭产生土匪的土壤”，要把以北碚为中心的这个区域“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影响到四周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妙的乐土”，作为“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 陶行知：《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祖父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更重视文化建设，在那个地区陆续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和中小学等。“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黄炎培《北碚之游》）194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以表彰它对文教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抗战期间，北碚还先后安置了众多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科研机关，接纳了数以千计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被誉为“陪都的陪都”、“东方的诺亚方舟”。
时隔四十年后我去大巴山时，对祖父这些业绩全然不知。我既无高远志向，也无明确目标，只凭几句口号和发热的头脑就去了穷乡僻壤，非但没有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带给当地农民，反而努力向他们看齐，与他们同化，还阿Q似地自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办了两年农场后，接到省委“拆场插队”的指示，又分散到生产队落户，原因在于“知青集中在一起，不利于思想改造”。当地纯朴的农民其实很看重我们，认为我们有文化，心眼好，信得过，凡是称斤记帐之类的事都交给我们干，也爱给我们讲真话，譬如讲大跃进时，上级为了争高产、放卫星，搞什么土豆播种“楼上楼”[ 即下面铺一层土豆块种，撒上土，上面再铺一层土豆块种。]，小麦播种“撒满地”[ 即一亩地原本只需要10来斤种子就够了，却硬要撒上100多斤。]，结果不仅颗粒无收，连种子也赔了进去；讲大炼钢铁前，村子里的小道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白天走路都“阴森恐怖”，大炼钢铁时都砍了去炼钢，现在已经光秃秃的；讲吃大锅饭时，村里的家庭都分居，女人孩子住屋里，男人住猪牛圈，家里的锅灶都打得稀巴烂；讲三年饥荒时，村子里原有一百六十多户，死得还剩一百二十多户；讲张国焘在的时候，杀了很多人，还指给我们看，那那就是埋死人的“万人坑”。可是我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根究底。